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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战备”，“疏散”湖南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鉴于中苏关系的紧张，毛主席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准备打仗”。是年10月，根据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北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被战备疏散到外地。10月15日，毛主席离开北京到武汉。两天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苏州。17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西郊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休息室，召集董必武、朱德、叶剑英、陈云、陈毅、邓子恢、李富春、张鼎丞开会，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20日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
18日，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以电话方式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即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并引起了极大震动。然而，既然是紧急战备，准备打仗，却把最富有指挥经验的人“疏散”，林彪集团显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先已判断中苏发生大战可能性不大的叶剑英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他却看得明明白白：这是把他们赶出北京，实行隔离监视，分而治之。
1969年10月20日，叶剑英乘坐一架苏制“伊尔14”飞机离开北京。出发前，周恩来曾亲自向湖南省**打电话说明：叶帅到湖南要搞些调查研究，要尽量照顾好他的生活。然而，林彪集团却通过部队系统交代：对叶帅要保持距离。
久病不愈，身体衰弱
战备疏散期间，叶剑英遭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不如意的事情。被抽调到叶剑英身边当专职警卫员的胡家虎后来多次谈到叶剑英被“疏散”在湖南的情形，他回忆说：“叶帅到湖南时，已是深秋。突然从干燥的北京到阴冷潮湿的南方，叶帅很不适应，时常患感冒，并反复引起肺部感染。当地领导不重视，医院也没有好药，使他的病久治不愈，身体状况日渐衰弱。叶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很孤独，加上长期疾病缠身，当地领导又对他很冷淡，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谈到叶剑英在长沙、湘潭的日常生活，胡家虎说：“一次我拿着几套叶帅的衣服到省接待处缝纫组去熨，并顺便把几条裤子的裤腰放宽改肥。走在路上，碰见一位负责保卫工作的领导，也是我的顶头上司，问**什么去，当他知道我是去为叶帅缝改衣服时，很生气地说，你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管那么多事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二月逆流’的干将，是‘老右’吗？他是下放来改造的,以后不要对他照顾得那么好！”“叶帅被赶到湘潭以后，境况更为凄惨，当地领导没有人来看他……生活上没人关心过问，给他做的饭菜也不可口，时常吃不好饭，没有办法，我就上街买回电炉，又买些小铝锅、大茶杯、勺子之类的炊具以及小米、面条、藕粉、鸡蛋等食品，早晚给他做点稀饭、面条、蛋糕等食物充饥。这就是后来叶帅曾经说的‘在湘潭自己采购、自负盈亏’的由来。”
身处逆境，坚持学习
战备疏散期间，叶剑英尽管备受冷遇与屈辱，而且体弱多病，但他依然心系党的前途、国家的命
运和百姓的疾苦。他先后到长沙曙光电子管厂等单位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生产情况和工人的收入、生活情况，并把了解的情况亲自整理写成调查报告报送中央，或向省市**提出建议。为了搞好调查研究，他专门买了工作手册，除记下工厂的一些情况外，还特别记录了湖南省**广播事业发展的一些情况。当他了解到湖南全省将近80%的公社和生产队没有广播站，不通有线广播这个情况后，便向湖南省**委员会建议“要发展**广播事业，普及农村广播网”，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在岳阳调研的一周时间里，叶剑英先后参观了岳阳榨糖厂、岳阳橡胶制品厂、城陵矶造纸厂、岳阳五七渔场等基层单位。他同干部、工人、农民亲切交谈，勉励大家搞好工农业生产。
叶剑英在湖南期间，虽然身处逆境，但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乐观的情绪。他白天坚持学习，即使在病中也不放下书本。他读书的内容很广泛，古代、近代、现代的诗词和论著等都读，并且读得很认真。凡是他读过的书，许多句子后面的标点用笔重新点上，重要的段落内容都用笔划出或用圆点圈上，有的还作了眉批。他除了读书外，还坚持每天看报纸。从北京带去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叶剑英了解国内外大事的重要渠道。他每天总是按时收听广播。为了及时收听到广播里的新闻，他将广播电台播出新闻的时间，用笔在纸上记下来。每个电台的波段频率位置，他都逐个找出来，并分别用红、蓝、黑等不同颜色在收音机相应波段刻度上划上记号。
环境恶劣，书信传情
叶剑英在湖南期间，时刻牵挂心头的还有受自己连累的几个子女，尤其让他揪心的是二儿子叶选
宁。叶选宁在下放天津某农场改造时，右臂被卷进机器，受了重伤，一直没有脱离危险。叶剑英亟待了解儿子的病情，而在叶剑英的住处只有一部老掉牙的手摇电话机。叶剑英等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接通了电话，却因电话线路不好,杂音干扰很大，根本听不清声音。叶剑英在电话里请求湘潭军分区总机的接线员帮忙想想办法，减轻些干扰，却遭到那个接线员的粗暴呵斥，直到最后，他始终没能与家人说上话。在一旁的胡家虎看见叶剑英的手在抖，眼睛里**泪，脸上的神情焦急却又无可奈何。打电话不方便，叶剑英只好选择用书信与子女联系。5月31日，叶剑英在叶选宁夫妇的复信中写道：
馨儿、铃戈：
五月二十七日信，今收到。对于你的伤情，爸一直在惦念，不知结果如何？读来信，看来还是要手术。所谓观察三个月，进展甚微。是用什么方法诊断出来的？X光是看不见的，还有其他科学方法吗？陈中伟医生是很高明的，我们都相信他。记得今年一月二日有两位同志到叶办打电话时，说到五条神经断在根部，联系到大脑，手术必须慎重云云。现据来信证明，有三根全断，两根重伤，正考虑手术，陈中伟医生只拟制方案，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正如来信所说：从组织到医生都关心、慎重，爸应当放心。爸的想法：如果脑、手不能两全，还是保护脑。不让在神经根上手术时伤及脑，这是关键。大丈夫一舌尚存，还可以闹**，何况全部身心都健全，只差一只手，决不气馁。当然，依靠科学依靠掌握了毛主席思想的医生，精心设法，估计可以得到康复。
爸也想到上海，不知你何时动手术？也不知“人大”何日开？北京有些同志又劝我相信医生，不一定要去。总之正在考虑中。望与陈中伟医生商量一下，大概何时手术？给一个大概的时间，以便进一步肯定。目前养伤期间，千万注意饮食起居！
……在湘潭，庙子很大，和尚只有一个。暮鼓晨钟，悠然自得。如果不从全人类出发，至拘于目前小事，那么头发不仅要白，而且要掉光了。
叶选宁当时尚未脱离危险，因当地医疗条件差，他被转送大医院抢救，后来决定到上海第六**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叶剑英接到儿子和儿媳来信的当天便写了这封信，信中对儿子的伤情非常关切，并提出了手术的原则和细节意见，信中还反映了叶剑英在湘潭的环境和心境。
6月9日，叶剑英又写了一封复信。
馨儿、铃戈：
六月六日来信，及玖子来信，收到。
会诊结果，结论要手术，经肌电图证明了。认识了必然，就产生自由。爸同意手术。叶大夫提出，手术前，先做技术上的准备，这一关键，特别重要。要研究好：如果在神经根部受伤，如何接法，会不会伤脑神经。万分之一接不上，右手如何处理，让它麻木地存在？还是要截除？五根神经如果接上一根的话，整个手膀会不会萎缩？可以这样保持下去吗？如果接上一根还不够，那么接上几根———一根、二根、三根，就可以活动？
医生们“救死扶伤”，救人如救己，热忱可感！但手术前要把各种问题都想到，问明。六月天热，本来不大适合，不过久了又恐神经萎缩，以致手术增加困难。所以时间的决定，也要斟酌。当然最后还是听医生的。机关只奉行政手续罢了。
胡叔不通音信。我在湖南不出大门，大家也老死不相往来，落得个清静，很好读书。因此胡叔来湘否，不知道。我很希望见到他。胡子闲不得，我也闲不得，这是相同的，只是他闲了就要跑，我闲了就要坐，在这点上有点差别。其实光跑不行，光坐也不行。光坐是我的缺点了。不过现在不比从前，东道主的神气，“势利眼”的恼人，还是少走为妙。
文珊来信说，六月她去不了上海。不过她究竟什么时候满役？一说现在，一说一九七一年初，不清楚。她想争取入党，志气可嘉。不过从她来信写的字看来，“鬼画葫芦”似的，一片放荡不羁、粗心大意的神情，活跃纸上，还得长期锻炼才行。文珊不能来，铃戈一个人迢迢千里，来往不便，阿宁临到手术期，好好招呼，保持健康，达到顺利地、胜利地做好手术，恢复健康，是件大事，如何？望善为计议慎妥行之。
狗仔来信，我不另复了。谢谢她的关怀。祝贺馨儿和狗仔的手术，一样顺利康复。原有去南昌的想法，不过从今旧两年在广州、长沙情况看来，我亦怯于行动了。因此，去沪问题，也会联想到这些。不过馨儿手术，爸应去沪参加会诊。“老大夫”也许有些外行人的建议，会是合理的。万一来不成，请馨儿原谅这个“逆流”的老爸爸吧！
在上海缺些什么？还有钱吗？馨儿手面宽，现在要“细水长流”。没钱用，望来信寄去。就写到此。祝胜利地康复！
爸
六月九日
和第一封信一样，叶剑英在信中对儿子倍加关注，感情真挚，自然而然地流露了一个**家的亲子情怀。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叶剑英的生活环境和政治空气更加恶劣了，甚至连老人想去上海参加儿子的手术会诊都难以成行。叶剑英的这些苦衷，从他的家书中可见一斑。后来，叶选宁的右臂最终还是无法保住。
1970年7月16日，叶剑英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结束了近300天的“流放”生活。随后，叶剑英到京西宾馆连日开会，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做准备。（文/袁小伦，来源/《党史纵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