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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拱之(1905-1973年)，**名小玉，学名危玉辰，参加**后改名拱之。信阳市人。抗战初期在河南省委工作时化名林淑英、魏晨。
生病发烧坚持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建议红军大学全体干部学员随军行动，得到上边批准。危拱之被编入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干部团，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危拱之被分配担任总务科长，负责后勤保障、宣传等工作。
中央红军一共有32名女兵参加长征，其中一部分是**夫人，偶尔还可以骑骑马或者骡子，危拱之是完全用一双“解放脚”丈量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的女兵。即便在过草地时，她生病发烧，双脚淌着脓水，仍坚持拄着木棍追赶队伍。整个长征途中，危拱之连一步牲口都没有骑。不仅如此，危拱之在征途中还担负着为部队筹措给养、烧洗脚水、准备食物、照顾伤病员和年纪大的领导（如董必武、徐特立等）；每天要提前到达宿营地为其他人安排住宿的房子或搭建帐篷；有时候跋山涉水，她还主动搀扶伤病员和老同志；此外，危拱之还担负着宣传鼓动工作，一方面向白区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还要为红军战士鼓劲加油。
失去做母亲的机会
1936年春，党中央决定成立抗日**剧社，危拱之被任命为社长兼导演。同年夏，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来到陕北苏区采访，他在保安观看了危拱之领导的抗日**剧社的演出后，大加赞赏，并采访了危拱之，还为她拍了照片。**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7月，负责做东北军**工作的叶剑英要危拱之率剧社到安塞为东北军部队演出节目，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危拱之带领剧社在这一地区演出20多天，收到很好的效果。叶剑英对剧社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把日寇的侵略罪行和我党的**政策活灵活现地搬上了舞台，感化了这么多东北军官兵，这比办训练班都解决问题啊！”
叶剑英和危拱之在广州起义时认识，在同一时期留学苏联中山大学。长征出发时，在叶剑英的关照下，危拱之得以随军出发。在安塞，叶剑英向危拱之求婚。危拱之因自己经历曲折，表示不便与叶剑英结合。叶剑英说：“我爱的就是布尔什维克。”于是二人结婚了。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叶剑英携危拱之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在西安建立了红军联络处，危拱之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对外职务是红军联络处会计。1937年4月，党中央派毛**、危拱之、钱之光、钱希均组成特别小组，赴上海秘密接运**国际为中国**党募集的一笔资金，要求他们将这笔资金兑换成国民党政府的法币，运送到西安红军联络处，**药品及其他等**根据地急需的物资。
这时，危拱之已有5个月的身孕。到上海后，她因劳累过度而呕吐、眩晕。她被送到医院治疗，经检查发现腹部长了肿瘤。医院要为她做切除肿瘤的手术，危拱之提出连胎儿一起做掉，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肩负的任务又很繁重，加上她和叶剑英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危拱之由此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叶剑英在西安公开活动后，与他天各一方、多年失去音讯的前妻从报纸上看到了他的有关消息，写信与他联系。危拱之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情十分痛苦，叶的前妻与危拱之是武汉军校的同学、广州起义的战友，后又被国民党投进监狱，命运坎坷，如今她与叶取得了联系，危拱之最后痛苦地决定离开叶剑英。
危拱之手术出院后，和其他同志一起，将兑换的法币分批秘密运送西安，顺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兑换、运送资金的任务。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危拱之回到了延安，任红军家属学校校长。
孤单病痛中度过余生
1938年初，党中央派危拱之回河南工作，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开封沦陷后，危拱之根据省委指示，回到信阳，与信阳县长、进步人士李德纯建立了**关系。1938年10月信阳沦陷后，河南省委领导的武装与李德纯领导的信阳县政府武装合编为信阳挺进队，李德纯任司令员，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在四望山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45年冬，危拱之担任中共赤峰市（现属内蒙古）市委**，指挥反霸和镇压反**分子，市内生产、社会秩序迅速恢复。1947年6月，危拱之升任市委书记。这年秋天，日本侵略者败退时，**细菌工厂引起的鼠疫蔓延到赤峰市，危拱之不顾个人安危，身背药箱，去疫区处理死者，安排家属，给病人打针，群众称她是救命的医疗队长。
危拱之屡经磨难，长期在艰苦环境战斗、工作，身体过多透支，她的神经官能症、心脏病和肺结核越来越严重。1949年初，党组织把危拱之送到北平治疗疾病，并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3月，危拱之当选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就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危拱之被病魔摧垮了，再也未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她的余生是在孤单的病痛中度过的，直到1973年2月8日逝世。（文/马国福，来源/《河南法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