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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拱之(1905-1973年)，**名小玉，学名危玉辰，参加**后改名拱之。信阳市人。抗战初期在河南省**工作时化名林淑英、魏晨。
生病发烧坚持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中央军**四局局长**建议红军大学全体干部学员随军行动，得到上边批准。危拱之被编入中央军**第一纵队干部团，团长是陈赓，政**是**，危拱之被分配担任总务科长，负责后勤保障、宣传等工作。
中央红军一共有32名女兵参加长征，其中一部分是**夫人，偶尔还可以骑骑马或者骡子，危拱之是完全用一双“解放脚”丈量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的女兵。即便在过**地时，她生病发烧，双脚淌着脓水，仍坚持拄着木棍追赶队伍。整个长**中，危拱之连一步牲口都没有骑。不仅如此，危拱之在**中还担负着为部队筹措给养、烧洗脚水、准备食物、照顾伤病员和年纪大的领导（如董必武、徐特立等）；每天要提前到达宿营地为**人安排住宿的房子或搭建帐篷；有时候跋山涉水，她还主动搀扶伤病员和老同志；此外，危拱之还担负着宣传鼓动工作，一方面向白区群众宣传****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还要为红军战士鼓劲加油。
失去做母亲的机会
1936年春，**中央决定成立****剧社，危拱之被任命为社长兼导演。同年夏，**著名记者埃德加·**来到陕北苏区采访，他在保安观看了危拱之领导的****剧社的演出后，大加赞赏，并采访了危拱之，还为她拍了照片。**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7月，负责做东北军**战工作的**要危拱之率剧社到安塞为东北军部队演出节目，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共同**”。危拱之带领剧社在这一地区演出20多天，收到很好的效果。**对剧社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把**寇的侵略罪行和我**的**战政策活灵活现地搬上了舞台，感化了这么多东北军官兵，这**办训练班都解决问题啊！”
**和危拱之在广州**时认识，在同一时期留学苏联中山大学。长征出发时，在**的关照下，危拱之得以随军出发。在安塞，**向危拱之求婚。危拱之因自己经历曲折，表示不便与**结合。**说：“我爱的就是布尔什维克。”于是二人结婚了。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携危拱之来到西安，协助**工作。在西安建立了红军联络处，危拱之任**陕西省**妇女部长，对外职务是红军联络处会计。1937年4月，**中央派毛**、危拱之、钱之光、钱希均组成特别小组，赴上海秘密接运**国际为中国****募集的一笔资金，要求他们将这笔资金兑换成国民****的法币，运送到西安红军联络处，**药品及**等**根据地急需的物资。
这时，危拱之已有5个月的身孕。到上海后，她因劳累过度而呕吐、眩晕。她被送到医院治疗，经检查发现腹部长了肿瘤。医院要为她做切除肿瘤的手术，危拱之提出连胎儿一起做掉，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肩负的任务又很繁重，加上她和**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危拱之由此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在西安公开活动后，与他天各一方、多年失去音讯的前妻从报纸上看到了他的有关消息，写信与他联系。危拱之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情十分痛苦，叶的前妻与危拱之是武汉军校的同学、广州**的战友，后又被国民**投进**，命运坎坷，如今她与叶取得了联系，危拱之最后痛苦地决定离开**。
危拱之手术出院后，和**同志一起，将兑换的法币分批秘密运送西安，顺利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兑换、运送资金的任务。**战争爆发不久，危拱之回到了延安，任红军家属学校校长。
孤单病痛中度过余生
1938年初，**中央派危拱之回河南工作，任河南省**秘书长。开封沦陷后，危拱之根据省**指示，回到信阳，与信阳县长、进步人士李德纯建立了**战关系。1938年10月信阳沦陷后，河南省**领导的武装与李德纯领导的信阳县**武装合编为信阳挺进队，李德纯任司令员，危拱之任**部主任，在四望山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45年冬，危拱之担任**赤峰市（现属内蒙古）市****，指挥反霸和**反**分子，市内生产、**秩序迅速恢复。1947年6月，危拱之升任市****。这年秋天，**本侵略者败退时，**细菌工厂引起的鼠疫蔓延到赤峰市，危拱之不顾个人安危，身背药箱，去疫区处理死者，安排家属，给病人**，群众称她是救命的医疗队长。
危拱之屡经磨难，长期在艰苦环境战斗、工作，身体过多透支，她的神经官能症、心脏病和肺结核越来越严重。1949年初，**组织把危拱之送到北平治疗疾病，并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3月，危拱之当选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员。就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危拱之被病魔摧垮了，再也未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她的余生是在孤单的病痛中度过的，直到1973年2月8**逝世。（文/马国福，来源/《河南法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