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浦安修和彭德怀结婚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来不干预丈夫的工作。战争年代，两个人分多聚少，**战争结束后，他们才有了个家。彭德怀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从来没有和妻子一起外出过。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正好浦安修有了几天暑假，她听说有的**的家属乘送文件的专机上庐山，就心动了。
浦安修破例给彭德怀挂电话，不料话筒里传来丈夫沉重的声音：“你不要来了！”“还是别来了……”
浦安修兴致颇高，坚持要去，最后，彭德怀说了句：“噢，那你来吧。”电话就挂断了。
一上庐山，如临仙境，浦安修神采飞扬，跟着沉默不语的彭德怀的秘书景希珍跨进了176号别墅。彭德怀不在，屋子里空旷又安静。她环视一周，款款地走到办公桌旁坐下来，玻璃板桌面上空空荡荡，一尘不染，只有桌子正中间端放着一份**。
那份文件好像是有人故意摆在那里的，她无意识地瞥了一眼，真是太残酷了，她分明看到了：中**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讨论稿）。
浦安修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很快她清醒过来，一把抓住那份烫手的文件，低头细读，边看边哭。而同时，彭德怀正在被康生、陈伯达和**等人围攻，舌战群“左派”。夫妻俩还没有见面，两颗心就同时在受煎熬。
彭德怀很晚才回来，他默默地看着浦安修，妻子的双眼已哭得红肿。他只淡淡地说了句：“你都看到了吧。”
两天来，浦安修躲在屋里，以泪洗面，正在接受批判的丈夫没有时间向她多解释，只是表白道：“我这个人毛病很大，但我没有反党，没有反毛主席，更没有组织什么俱乐部。”
夫妻感情出裂痕
浦安修惶惑不安地跟彭德怀回到北京。在永福堂，彭德怀有了时间，就把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浦安修只是哭泣，她不相信丈夫会反党，可那是党说的呀，毛主席说的呀，能错吗？她少不了要埋怨彭德怀：“你是**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
彭德怀耐心地向她解释：“我是政治局委员，看到**出了那么多的问题，我能不管吗？”
当时，彭德怀正承受军委扩大会议的万炮齐轰，猛烈批斗，他心情极度苦闷焦躁。虽然泰山压顶，但他的刚烈性格和博大胸怀决定了他宁死也不折腰屈节的态度，他对妻子那种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萎靡样子很不满意，不免把话说得重了些：“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干吗那么紧张，天塌不下来！”
浦安修去找**副部长帅孟奇大姐，帅大姐欲言又止：“彭总的事到底是怎样，我也弄不明白……”
不久，**代表中央和浦安修谈话，希望她在思想上和彭德怀划清界限。浦安修问彭德怀问题的性质，**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内部矛盾。”这话让她感到一丝宽慰。
举家搬到吴家花园以后，浦安修上班太远，就住到北师大宿舍，隔一两周回家一次。此时，北师大党委对浦安修施加了沉重的政治压力，要她揭发批判彭德怀，和彭德怀划清界限。身为校党委**的浦安修满脸愁云回到家里，她试着“追查”丈夫的重点问题：“说你组织‘军事俱乐部’，这是怎么回事？”
彭德怀不听还好，一听这个问题，就激愤地拍着桌子说：“什么‘军事俱乐部’？根本没有这回事！军委扩大会议上逼我交代，我怎么能交代出来？我宁愿毁灭自己，也不能干有损**的事，决不能随便瞎编。”
浦安修认为丈夫的厄运就缘起那封信上，她几次问彭德怀：“你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不写不行吗？”
彭德怀沉默一阵才说：“一个**党员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这不是写不写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党员不说真话，党中央怎么了解真实情况？多少次，老贫农拉着我的手，要我把问题带给毛主席。我只有反映实际情况的义务，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权利。阿谀奉承是可耻的，无益于党和**的事业，而且极端有害于党和**的事业。”
彭德怀长叹一声，刚毅的面容透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他反问浦安修：“我不过就是写了那么一封信，给毛主席做参考，你说，为什么成了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望着窗外，浓眉蹙起，凝思半晌，自言自语道：“我写了这么封信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今后党内要多事喽！我们的党啊，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1960年春天，彭德怀重读庐山会议决议，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百思不得其解。向谁倾吐心曲，只有眼前的妻子。从来不在妻子面前议论**成员之间事情的彭德怀，瞪大眼睛问浦安修：“这一次无非是提了些意见，为什么这样算老账？为什么要这样斗争？”
“你说说，为什么写了一封信就是反党、反毛主席？我想不通！”
浦安修在老老实实地冥思苦想，可就是想不出彭德怀在什么地方反过党，反过毛主席，她没有办法回答彭德怀的问题，更没有办法分辨是非，她甚至害怕彭德怀提出问题。政治对于她就是天上的日月星辰，只能仰望一下，却永远也弄不懂。
极度的紧张使浦安修的心里发生微妙的变化，她不仅爱哭，也爱抱怨和唠叨。经常重复着相同的问题：“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你骄傲自满，就你对，难道别的**都错了吗？你要向毛主席检讨认错！”
彭德怀开始是默然置之，时间一长，实在不耐烦听她的抽泣和埋怨。有时他大声反问：“我是**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去说话？”
有时彭德怀也生气了：“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
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竟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周末的见面常常是话不投机，不欢而别。
困难处境多矛盾
1960年夏，彭德怀摔倒在鱼塘里，让战士救了上来之后，彭梅魁给浦安修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伯伯这次出的危险是因为他有低血压，急速变换**时会引起一时性的头晕眼花，甚至摔倒，请伯母回来时做做伯伯的工作，以后千万要多加注意。
几天以后，彭梅魁收到伯母从北师大寄来的信，拆开看，信很短，让彭梅魁吃惊的是伯母的这句话：“梅魁，你去吴家花园看看那荒凉、凄寂的样子吧！”难道伯母没有看见伯伯种的瓜果梨桃和满池荷花？
这年仲秋，彭梅魁又收到伯母寄来的信，要梅魁把她的拖鞋、搓衣板和白洋铁打的洗衣盆送到北师大。彭梅魁到吴家花园告诉伯伯，她愿为伯母跑个腿。
彭德怀显然不高兴，他说：“搓衣板和洗衣盆警卫班都在用着，我不好去要，让她自己来拿吧。”
彭梅魁只好到北师大传递伯伯的话，浦安修听罢，眼泪就下来了，哭得挺伤心，她絮絮叨叨地说：“你伯伯这事要株连九族啊……当初，他还不如在**战场上给打死了呢……”
彭梅魁心中不快，伯母说的什么话！可嘴上还要劝慰哭泣的伯母：“管它呢，听之任之吧。你也不要着急，急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1961年这一年，浦安修很少回吴家花园，在**的亲自干预下，北师大党委对她的高压政策也略有收敛，不要她汇报怎么和彭德怀划清界限了。
彭德怀一直体谅浦安修的困难处境，在战争年月，她与自己生死与共，是个善良忠诚的好伴侣；可她没有经历过复杂严酷的党内斗争，在政治上，她天真单纯得像个中学生，根本不可能理解自己与毛**之间的原则分歧。所以，彭德怀没有把近两年思考的许多重要问题对她讲，以免给她造成更大的精神负担。
彭德怀不多讲，浦安修也不愿意多问，更不想听。
暮秋，彭德怀获准去湖南农村调查之前，浦安修给彭梅魁来信，要侄女到她的宿舍来一趟。
彭梅魁刚进屋，浦安修就招手喊道：“梅魁，我有个东西，是写给你伯伯的，你来帮我抄一下给他。”
彭梅魁纳闷，伯母的学问那么大，字也写得娟秀清丽，干吗要我来抄呢？接过信纸一看，字迹确有些潦草，那就边抄边问吧。
浦安修给彭德怀的信上写道：“……你鲁莽，旧军队出来的，不懂得尊重毛主席……林彪懂得如何尊重毛主席……林彪治军有方……你要认真地老实地向毛主席作检讨，否则我就不再去你那里了……”
彭梅魁抄好了信，浦安修看了看说：“就这样吧，你送给伯伯，就说是我给他的。”
彭梅魁当了信使，当天就把信送到吴家花园。
彭德怀戴上老花镜，把妻子的信托在手中，先上下看了看，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的笑意，他摘下眼镜，对侄女说：“你伯母这封信有点意思，你看，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又是叫你给抄的，看来，她是深思熟虑的，连一个字迹也不敢落到我这里。咳，怕成了这个样子呀……”
彭德怀站起身，把妻子的信揉成一团，扔进身旁的纸篓里，他扔下侄女，推门走出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商量南下湖南的事去了。
已知破镜难重圆
“七千人大会”之后，浦安修陷入新一轮的矛盾和恐惧之中。“里通”成了彭德怀第一大罪，巨大的阴影投在他们夫妻之间。北师大又对浦安修加温加压，在“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忠于毛主席要落实到行动上”这些标准化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面临随时崩塌的可能。
回到吴家花园，浦安修好像中了邪，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彭德怀，追问“里通”是怎么一回事？
正赶上彭德怀怒火中烧的时候，从来没有对妻子发过脾气的好丈夫也咆哮起来：“你不要再问了，这个‘里通外国’，莫须有的‘里通外国’哟，杀了我的头也没有！为什么要给我加上这个丑恶的罪名？为什么！”
素来温文尔雅的浦安修也失去常态，她朝丈夫大声喊道：“你究竟和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你说呀……”
“我连一句外国话也不会，我能和他说什么？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你是和一只大老虎睡在一起吗？”
“……”
这是少有的周末团聚啊，战争年代那种苦中有甜、**甘美的氛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争吵和哭泣。浦安修一脸泪痕，低头紧走，到北京大学西门上32路公共汽车；彭德怀默默地跟在后面送她，看到妻子上的车开走了，他才回转身，低头背手，怏怏而归，跨进那扇警卫森严的大门。
再次见面，总是彭德怀先安慰妻子：“都是我连累了你，请你原谅。你很单纯，对党内的事情不懂得，还是不知道为好。”
然而，浦安修心中的迷惑、凄凉和痛苦好像急剧生长的肿瘤，学校传达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件，不许她这个老**去听；不久，又取消她阅读**的资格。这说明她已失去党的信任。人们都躲着她，用警惕的目光睨视她。浦安修知道自己变成了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人，是个令人晦气的不祥物。
彭德怀夙兴夜寐，赶写他的“八**”。浦安修回家时，彭德怀请她看看，这一回浦安修没有说什么，默默读过后，帮助改了些错别字。她也从心里盼望这封长信能帮助中央澄清问题，为彭德怀洗刷罪名。有一天，她忽然忘情地说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问题和彭德怀的意见也差不多嘛。”这一下可坏了，她被学校批判了多次也过不了关。
十中全会前后，浦安修很少回家，被党和学校摈弃的她，在孤独中作出最后的抉择：要党还是要丈夫？要毛主席还是要彭德怀？青年时代就忠诚于**党的浦安修，在无限崇拜伟大领袖毛**的红色天地间，她没有保持中立的立锥之地。
彭梅魁又被伯母的信召到北师大。浦安修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彭梅魁落座，喘息稍定，她马上开门见山地说：“我要和你伯伯离婚。”
声音清晰，没有带哭腔，一句话就戛然而止。
彭梅魁好像被大黄蜂蜇了一口，一阵痛楚袭遍全身，她稳住神，看看对面端坐的伯母，知道她是下了决心的，这对她来说可真不容易。可她想过伯伯的感情了吗？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啊，伯伯正在危难之中，她这一击会让伯伯雪上加霜，伯伯能承受得了吗？
“伯母，你听我说，”彭梅魁强作笑颜，“你还是不要离婚为好，你想，离了有什么用呢？他们照样会说你以前是彭德怀的老婆……”
浦安修打断彭梅魁的话，扬了扬手里的信封说：“我给北师大党委的信都写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彭梅魁被伯母无情逐客，她跌跌撞撞地离开北师大，心里就像着了一把火，恍惚间不知道怎么就到了伯伯的身边。
彭德怀听完侄女的叙述，紧闭着嘴唇，一声不吭。他终于慢慢地垂下花白的头颅，两颗浑浊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眼角边密密的皱纹淌了下来。看到伯伯这样伤心，彭梅魁鼻子一酸，连忙转过脸，强忍住泪水。
沉默好久，彭德怀才开口：“我有预感，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前些天到她的卧室翻书，发现她的书柜差不多空了，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平常回来是为了搬书的。她的用品也没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唉，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
彭梅魁不甘心地说：“伯伯，我明天晚上下班后再去劝劝伯母，她可能是一时糊涂，想明白了能回头的。”
彭德怀说：“也好，我给她写封信，你顺便带给她。”
彭梅魁把伯伯的信默读了一下，大意是：
你决心分离，我不反对，但相处二十四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算是生死与共，一旦离别，竟无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拣送给你，请查收。
彭梅魁说：“我可不拿被褥，你这不是让我没法说话嘛！”
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早早去见浦安修，她苦口婆心地劝说，还是慎重考虑，别离了，伯伯很难过啊。
浦安修不接受劝说，对彭德怀的信也不满，她有点烦躁，不客气地撵彭梅魁：“你走吧，你走吧！”
几天以后，彭梅魁去看伯伯，两个人分析浦安修闹离婚的原因，彭梅魁说：“伯母怕受牵连，我每次去她那里，她都哭着说‘株连九族’，‘还不如在抗美援朝时死了’……”
彭德怀知道破镜难圆，覆水难收，他说：“事已至此，梅魁，你再帮我跑一次，约她到我这里来一下，把问题说清楚了再走，不能一声不吭地走了呀。”
那是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浦安修按约来到吴家花园，她和彭德怀关起门谈了好久。彭德怀安排了一餐不错的晚饭。饭后，彭德怀拿来一只黄澄澄的鸭梨，小心翼翼地削了皮，再把梨子一切两半，放在盘子里。他看了看坐在饭桌对面的浦安修，她已吃完饭，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彭德怀的声音亲切、温和、轻柔，宛若是一对情人间的贴己话：
“安修，你要离婚，咱们今天就分梨，这个梨，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好吗？”
彭德怀拿起一半梨，三口两口就吃掉了。浦安修没有说话，拿起另一半梨，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吃了。
在场的彭梅魁看得好心酸，天底下还有这样温情脉脉、高雅文明的离婚仪式，伯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伟丈夫，他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这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浦安修把她过去的学习和整风笔记整理好，又坐了一会儿，小声说：“我对你没有帮助，我们在一起也处不好，今后有机会每年来看你一两次吧。”
浦安修要回学校了，彭德怀送她到北京大学西门32路车站前，夕阳下，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彭德怀紧紧握住浦安修的手，说声“再见”，他的目光一直跟着浦安修的身影上了车，他继续寻找那个他熟悉的修长身影，噢，他看到了，他跟着车往前快走了几步，他伤感地发现，那个身影背着他，没有回过头看他一眼。
西山如黛，残阳如血，在乡间的土路上，彭德怀踽踽独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两条腿十分地沉重……
浦安修的离婚报告由北师大党委转北京市市委后又转呈中共中央，**叹道：“划清界限并不一定要离婚嘛！”报告转呈周恩来，周恩来问：“彭德怀同志同意吗？离不离应由他们自己定。离婚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报告又转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也不看，摆摆手说：“我从来不管这种家务事！”于是，这份离婚报告就此搁浅，以后再无下文。
最后一面惊天地
“**”中，对彭德怀的残酷批斗给**一伙带来浑身通透的快感，她觉得还要弄出点新花样才够味儿，对了，浦安修不是在北师大吗？她乐得合不拢嘴，和戚本禹精心研究了一番后，再传来北师大的造反女首领谭厚兰面授妙计。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五大三粗的**从“牛棚”里押解到校内一栋教学楼前，她目光凄惶茫然，抬头望着眼前乱哄哄的人群。骤然间，她看到一个老人被押在一辆三轮车上，尽管那人衣貌全非，她却一眼就认出是分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竟是咫尺天涯，两人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几个彪形大汉反扭着双臂，以**标准的“喷气式”押进会场。陪斗的还有张闻天和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等老干部。
在批斗台上相逢的老夫妻都想多看对方一眼，然而，“喷气式”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浦安修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只是在那些粗大胳膊松懈的片刻，浦安修才看到彭德怀不屈的头颅。那是曾经被湖南军阀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头，那是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以万金重赏**而买不去的头，那是在枪林弹雨中千百次冲杀而仍然高昂的头，如今竟以“**的名义”被强按到地面。浦安修五内如焚，听不清批判者罗织的她和彭德怀“狼狈为**”的“罪状”是什么，突然，她热血上涌，惨叫一声，昏倒在地上。随即，几个**上来拳打脚踢，硬是把她脚不沾地地架了起来。
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被蹂躏的情景，心如刀绞，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彭德怀的呼喊声淹没在“打倒彭德怀”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里，跟着背后飞来一脚，把他踹倒在地，几个人按住他，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彭德怀挣扎着坚决不跪，他两眼通红，嘴唇咬出了血，殷红的血滴在胸前的大牌子上……
这一幕“史无前例”的悲剧，成为彭德怀和浦安修二十多年夫妻的最后一面。
1974年7月21日，彭德怀已经病危。
有一天，专案组的人问：“彭梅魁，你们家还有什么人来看彭德怀吗？”
彭梅魁摇摇头。“不是有浦安修吗？”那人显然自视甚高，“彭去三线，浦安修不是到车站送行了吗？”
彭梅魁纠正说：“他们离婚了。她也没有去送行过。”
既然专案组有那个意思，当天晚上，彭梅魁还是跑了一次北师大，把专案组的原话转告了浦安修，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很久以后，彭梅魁才听说，9月份伯伯病危的时候，专案组真的去过北师大，工宣队奉命来问浦安修：“彭德怀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自己决定。”这句话让浦安修心生疑虑，她又害怕了：为什么要我自己决定呢？什么意思呢？工宣队是不是又要考验我的立场问题？什么事情都要依靠“组织”拿主意，一日无“组织”就惶惶然的浦安修，想了又想，最后嗫嚅地说：“我还是不去吧。”
浦安修还没有意识到，她这个决定为自己铸成终身的悔恨。
11月29日中午，彭德怀满怀冤屈地离开了人世。犹豫了好半天，彭梅魁还是到北师大找到浦安修，告诉她伯伯的死讯，问她是否去看看伯伯的遗体。
浦安修沉默了一阵，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四人帮”垮台以后，浦安修开始反思自己和彭德怀晚年的关系，她越想越深感内疚和羞愧。一天她去看望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大姐，刘英说：“彭老总临终时你应该去看看他，不去是不对的，夫妻一场，这点感情要有。你看我和闻天同志，要死要活都在一起，绝不分开。”
浦安修流下悔恨的泪水，在刘英大姐面前她感到无地自容。
她想了解彭德怀自谪居吴家花园到“**”下狱以后的情况，就去找彭梅魁，让侄女写材料。后来听说彭梅魁手中有一批彭德怀的手稿，她想要来看看。彭梅魁以沉默回绝了她，浦安修知道彭家的晚辈对她意见不小，回去痛哭了一场。
彭家的晚辈虽然对浦安修有意见，但念在她和伯伯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且1959年以后，她一直遭受着种种精神折磨，“**”中她备受摧残，却没有在高压下揭发过伯伯一个字，最后大家还是谅解了这位不幸的伯母。
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是在特殊年代里的人生悲剧，本来就没有任何正式法律手续，党中央自然会同意浦安修要求恢复彭德怀夫人身份的请求。（文/滕叙兖，来源/《风雨彭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