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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均伦：1961年，在**工作的周均伦被调到聂荣臻办公室做秘书工作，一直到1992年聂帅去世，他在这位老帅身边工作长达31年之久。
旧都重生
1949年1月31日，北平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中午12时30分，****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入城时间本来定在1月29日，但这一天恰好是农历春节，为了让老百姓安安静静、痛痛快快地过个传统节日，聂荣臻提议将进城日期推迟两天。
周均伦说，聂荣臻与四野的林彪、罗荣桓是2月1日进的城，他们住在北京饭店。难以抑制心头激动的聂荣臻提议，应该举行一个入城仪式，以扩大****的影响，为北平增添胜利的气氛。这个提议得到了高层的批准。
2月3日上午10时，**从永定门进城，最前面是军乐队，接着是装甲车、坦克、炮兵、骑兵、步兵。10时30分，从珠市口进入前门大街。聂荣臻、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参加入城式的部队。走过前门箭楼后，入城部队右转弯拐进东交民巷，从这条记录着半个世纪屈辱的小街上威武昂扬地走过，借道东单一直向东四方向走去。入城式历时8小时，当天整个北平城都沸腾了，到处口号声、锣鼓声、歌声响亮，鞭炮齐鸣。
入城后的聂荣臻身上的担子不断加重，直到身兼六职———****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1949年9月又接替叶剑英担任了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出生于上海的周均伦在新中国成立那年正好18岁，他对当时那种改天换地的狂热气氛记忆犹新：“我们对国民党的统治都非常失望，所以刚解放时，先是对**党好奇，继而衷心拥护，情绪极端高昂。”而1949年3月在西柏坡的会议上，聂荣臻就适时提出：平津两市的“解放热”要冷下来，应迅速恢复秩序和生产，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扎实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那时候，北平虽有200多万人口，但天一擦黑，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家家门户紧闭。聂荣臻住在恭王府一带，有一天晚上，警卫员去取药，车刚刚开到北海北门桥头，一个黑衣骑车人窜出来挡住了道路，突然“叭”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汽车后座玻璃上。这是一支无声手枪，声音很小。开枪者迅速钻进附近的胡同，骑车人也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所幸子弹没有穿透玻璃，只留下一个**白色小坑。此后不久，又有一辆与聂荣臻的墨绿色皮尔卡轿车一模一样的汽车从聂荣臻住处出来后，也在老地方挨了一枪。因为北海北门桥头一带小胡同繁多，地形复杂，打黑枪的特务始终没被抓住。
“当时聂帅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北平的治安，他做了大量工作，改编军队、收容散兵游勇、关闭**院等，社会秩序恢复得比较快，也赢得了高层认可。”周均伦说，当时的北平还有许多外国人，大多生活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附近。聂荣臻有意识地挑选大学生出身的军人———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驻美大使的韩叙，组织特别纠察队，在这一带巡逻。一些傲慢的外国人没想到，这些被他们视为“土包子”的**，会讲一口流利而标准的英语，一下子被镇住了。“聂帅晚年时一提起这事，还忍不住哈哈大笑。”周均伦回忆。
北平社会秩序的迅速好转，为新中国定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11月20日至22日，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北京市召开了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会上，聂荣臻成为北京市第一任民选市长。因为军队工作过于繁重，1951年1月底，聂荣臻辞去北京市市长一职，由**继任。虽然在北京市市长的岗位上只有短暂的一年半时间，但他对北京市的工作仍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1991年，他还专门找北京市负责人谈话，请他们注意多修地下铁道。他说：“地铁平时可以缓解地面交通拥挤，战时可用做**防空。”这一年，他已经92岁。
开国大典
1949年8月，聂荣臻又有了第七个头衔：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而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50天时间。聂荣臻不得不以十二万分的细心和周密对方队的领导语重心长地叮嘱：“别小看这些事，一旦马匹摔在**城楼下，装甲车开不动，整个阅兵不就乱了套么？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才迎来这一天，我们要倍加珍惜。”
“聂帅想得很细，对各阅兵方队如何组成，装甲车、坦克、汽车如何同步行进，有的车辆万一出现故障时如何补救、晚上怎么放焰火等，都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有1978匹战马参加检阅，如果这些马乱窜起来，后果将不堪设想，“聂帅指示，要挑最好的、最训练有素的骑师和战马”。
曾任**炮兵司令员的李健，对聂荣臻的细致记忆犹深。在一次阅兵联席会上，聂荣臻问李健：“骡马拉炮，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装甲车在**前熄火怎么办？在检阅时马失前蹄怎么办？”
聂荣臻提出问题后也放心不下，他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商量解决办法。战士们出主意说：马掌用的时间长了，已经磨光，而**前又是青条石路，很平，很滑，马掌也就容易打滑，应当给马换上新掌，增加摩擦系数。即使万一打滑，骑在马上的驭手只要赶紧收缰绳，就能帮马脱离失蹄状态。骡马拉粪怎么办？战士们认为只要给骡马安上粪兜子就行了。为了防止坦克熄火，就将坦克安排在队伍的后面接受检阅。结果，开国大典阅兵时，坦克没出问题，马倒是有一匹差点失了前蹄，好在驭手猛拉马缰，顺利通过了**。
开国大典时的防空问题，是聂荣臻最为关注、重点布置的一项工作。当时国民党的空袭频繁，南苑机场被东北野战军占领后，国民党空军在1949年5月4日，从青岛出动6架B-24轰炸机飞到南苑上空，扔下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死伤24人。
阅兵筹备工作刚启动时，还闹过一场误会：7月7日，北平市在**广场召开抗战胜利纪念大会，郭沫若到会讲话。大会进行到一半时，在庆王府值班的华北军区司令部一位参谋接到山海关方向空中监视哨报告，有两架敌机正朝北平方向飞来。这位参谋一边通知监视哨，让他们再仔细确认，一边报告参谋长唐延杰。两人正在商议要不要向上级报告、要不要通知采取措施时，山海关来电话，说刚才空中两个黑点原来是老鹰，已经飞回大海方向了。
华北军区司令部电话能直达**，如果草率通知会场躲避敌机，那十几万人的大会就会立刻大乱。8月15日，周恩来指示中央军委航空局在南苑机场组建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防空任务。
细心的人也许早就注意到：开国大典是在10月1日15点举行的。“这也是聂帅出于防空袭的考虑而定的时间。”周均伦说，因为当时条件简陋，观察飞机敌情还是靠肉眼而不是雷达。“聂帅想到：下午15点，太阳偏西；如果国民党飞机从东边飞来空袭，正好是迎着阳光；我们迎击它，正好是有利的角度。”为了确保阅兵万无一失，聂荣臻考虑得极其周密。他向参加大典的部队全体人员发出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
空军参加检阅仪式，难度比其他军种更大。当时****的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极为有限，大多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过来的。起初只决定用9架P-51战斗机，编成3个“品”字队形拉开距离跟进。聂荣臻到南苑机场视察后，觉得9架飞机太少，又凑了2架轰炸机、3架运输机、1架通讯机和2架教练机，一共17架飞机。
“为了增加气势，聂帅和周总理商量，提出一个方案：因为领队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所以通过了**以后，这9架飞机又转回去，接到飞得较慢的教练机和通讯机后边再飞。”周均伦微笑着回忆。结果，开国大典当天，外国记者在发出的报道中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南苑飞行队的首要任务是负责防空安全，万一出现在受阅中受到国民党飞机的偷袭怎么办？经过几天的反复研究和推敲，空军方面向聂荣臻提交了一个带弹受阅飞行的方案，并得到了毛主席、朱德和周恩来的认可。按照世界阅兵的惯例，为安全起见，阅兵时任何兵种都不能携带实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聂荣臻亲自来到南苑机场挑选了带弹飞行的飞机和飞行员。受阅前，各级领导专门请苏联专家机务人员检查把关飞机质量。在受阅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受阅飞行人员都立下誓言：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今天重听开国大典录音带，会听到开头有一段特别的讲话：“大会全体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今天首都全体军民各界为庆祝中华**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开会。”周均伦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段话是谁说的，邓拓夫人丁一岚也曾询问过周均伦。“我一听这四川口音，没错，肯定是聂帅的声音！”
从“实业救国”到“**救国”
有人曾将中国第一代的**主义者划分为两类：一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本土派”，他们在国内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留洋派”。聂荣臻则属于“留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9年前后，四川的勤工俭**动正在迅猛发展，从五四运动到1921年底，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达492人，为全国之最；其中又以江津县去的最多，20岁的聂荣臻便是其中一员。
年轻时的聂荣臻原本也是“实业救国”的信奉者，而到了法国，他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冲击，也结识了周恩来、朱德、陈毅、邓小平等后来成为**战友的志同道合者。参加了3次**后，在1922年，聂荣臻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党，从此走上**救国之路。
1924年，聂荣臻经德国到莫斯科，与叶挺等人同在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军事，成为中共早期培养的军事人才。一年后，26岁的聂荣臻回国，不久，被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
聂荣臻年轻时的**生涯几乎是中共早期**运动的一个缩影：1927年7月参加南昌起义，聂荣臻是周恩来指定的前敌军委书记；此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后来又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经历了顾顺
章与**的叛变。1931年，聂荣臻离开上海辗转到达瑞金，中共重新组建红一军团，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为政委。从此，他与林彪一起领导这支部队，长达5年半之久，使红一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主力。“红一军团直接受毛主席领导，可以说是他的嫡系部队。长征时最重要、最危险的任务都交给红一军团。”周均伦说。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踏上漫漫的长征路。关于长征的落脚点问题，中共高层曾开过8次会议，变动过7次。此时的中央红军尚不知陕北那里还有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军力量的存在。而最终如何得知这一信息，从而选择北上与其会合，这也是很多历史文章讨论的一个热点。
周均伦说，聂荣臻曾向他回忆：“到达哈达铺后，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给毛主席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有趣的是，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时，有记者访问过一位叫杨家华的老红军。那一天就是他给聂荣臻送去了那份关键的报纸，而杨家华对当时的细节还记忆犹新：红二师进入哈达铺后，聂荣臻一放下行李，就喊他：“小鬼，快去买些烧饼回来。”杨家华跑到一个卖烧饼的老乡处，买了4个烧饼。老乡随手拿一张报纸一包，递给了他。杨家华清楚记得包烧饼的报纸是《山西日报》。聂荣臻看得特别认真，忽然，他的嘴不动了，接着，他大声地对杨家华说：“小鬼，快，把通讯员叫来，赶快骑马把这张报纸送给**，送给中央。”
“这个消息对当时的红军当然很重要，不过，也并不能说聂帅的消息就是唯一消息源。当时毛主席还有其他途径了解到陕北有红军存在的信息。”周均伦对此很客观。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军第八路军，林彪、聂荣臻出任115师师长、政委。115师在抗战初期便打了场著名的平型关战役。
因为早期抗日宣传的需要，平型关战役击毙日军的人数一直是3000多人，这也曾在学界引起一些争议。周均伦回忆，当他与其他工作人员为聂帅写回忆录时，还专门向聂帅求证此事。“他回答说：‘我记得没那么多，你再去查一查。’”周均伦后来向聂帅汇报：当时的中央电报公布的是3000人，但实际内部资料上是1000多人，他问聂帅怎么处理？老帅回答说：“要实事求是，是多少就多少。”周均伦说，聂帅回忆录里纠正了这一数字后，军事科学院的人特别高兴，他们告诉周均伦：以前就想纠正过来，但考虑到中央电报上的数字，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聂帅这么一表态，我们以后就好写了。
“模范根据地”
1937年10月，115师经历了“五台分家”：考虑到115师等部有被敌人隔断的危险，毛主席决定，由林彪带领115师主力由五台山南下晋西南，聂荣臻留驻五台山地区，着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多年来，聂荣臻一直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工作，这一次，他要孤悬敌后、独当一面。
“五台分家”，留给聂荣臻的是3000人，司令部机关人手更少，大家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晋察冀根据地是敌人后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根据地。“它处在4条铁路线包围中间，地域大而部队少，聂帅的首先任务便是发展部队。”周均伦介绍。留下来的每一个八路军战士都成为宣传员和组织者，上自司令员，下至赶毛驴的运输战士，都到村里去开展工作，动员有志青年参军。
为了扩大宣传，聂荣臻还专程上五台山。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其中许多人甚至还拿起枪与日军搏杀，当地群众称赞五台山的和尚为“**和尚”。晋察冀军区专门把这些僧侣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连队，人称“和尚连”。
“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很多，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几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聂荣臻曾回忆。他在收编、改造杂色武装方面做出的成绩也被广泛认可。到1939年底，经收编、改造，各路杂色武装基本上都销声匿迹。
“在建立晋察冀根据地的过程中，聂帅也非常注重讲究策略。他避免了‘打土豪’这些过‘左’的做法，尽最大努力把各阶层都团结起来。”周均伦说。全边区统一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国、共、当地开明人士共同组成。而在当时，关于五台山的僧侣是否有代表权也曾产生过争执，有人认为和尚是出家人，不应该到政权内部。事情报到聂荣臻那里，他说：出了家并没有出国，不应该把他们排斥在外。在代表大会召开那天，聂荣臻双手合十接见来自五台山的僧侣代表们。
在没有大后方接济的情况下，孤悬敌后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强敌围攻中不断发展壮大，到了1938年底，由原有的3000人发展到4万人。这个发展也得到了中共高层的重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给聂荣臻等发了封慰问电，电文中称：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晋察冀根据地也吸引了国际人士关注。第一个来这里的，是40岁的美国情报军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1937年12月底到1938年，卡尔逊两次来到晋察冀。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对面前的一切，既感到新鲜，又感到疑惑：**党、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这样多的民众组织起来了？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办报纸办刊物、创办学校、创立剧社？身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聂荣臻专门抽出时间接受卡尔逊的采访，回答他的诸多疑问。
卡尔逊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把晋察冀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新中国的试管”，他也写下了这样的话：“在看了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后，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日本侵略而被割裂的地区，对中国来说并未失去。”“晋察冀边区的新根据地证明自己有能力抵抗大规模的进攻。1937年12月日本人曾派了8路纵队大举进攻，结果全都被迫撤退。这样的**，日本人是征服不了的。日本人像一个人在大海中挣扎一样。”
另一位国际友人，便是著名的白求恩。聂荣臻先是通过翻译与白求恩谈话，后来有时干脆用英语甚至用法语直接同白求恩交谈。
在军事上，1939年，在杨成武的指挥下，晋察冀军区打了著名的黄土岭战役。（文/李菁，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