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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的母亲唐雨衫
大家闺秀，贤妻良母
唐雨衫出身在一个较殷实的家庭，属大家闺秀。其父母都是正直善良的人，尤其是父亲唐雨初，知书达理，和蔼可亲，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人士。唐雨衫从小受到很好的家教，又上过几年私塾，能识得一些字，养成了她开朗、温柔、贤惠的秉性。她竭尽全力分担丈夫的忧愁劳累，精心勤俭地操持着家务。这个小而贫寒的家，被她收拾得整洁利索，井井有条。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难处，无论大事小事，她总是心平气和地同聂仕先商量着办，从不争吵红脸。因此，夫妻俩日子过得虽然清苦，但感情融洽、相亲相爱。
在聂荣臻出生前，唐氏曾生过一个男孩，但还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聂仕先和唐氏十分痛心。聂荣臻的出世，令他们快慰，给他们在清贫中带来充实，在凄苦中带来甜蜜。
由于家务缠身，聂荣臻蹒跚学步后，就很少能感受到靠在母亲胸前那种安稳的幸福，而只是一摇一晃地跟在唐氏的身后，用他那双明亮的眼睛观察着母亲的一言一行，模仿着母亲的一举一动。唐氏一有空闲，就极有兴致地、耐心地教他学讲话，教他做事，给他讲故事。有些故事虽然聂荣臻还听不大明白，但是望着母亲那亲切的面庞，他总是扬起，还报给母亲一个充满了稚气的笑。在欢快和谐的气氛中，聂荣臻幼小的心灵得到了母爱的滋润和知识的浇灌。
聂荣臻3岁时，唐氏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荣昌。荣昌的降生，给家庭又增添了不少喜悦，但聂仕先夫妇为生活而奔波的愁苦，也多了几分。
言传身教，善良待人
聂荣臻是独子，贤惠善良的唐氏自然给予他无限的母爱，但知书达理的唐氏并不是溺爱，而是十分重视对儿子的教育。
1905年年关临近的一天，唐氏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忙着打扫屋内屋外的卫生，聂荣臻就在堆满桌椅盆罐的院子里玩耍，并不停地嚷嚷着要帮妈妈一块打扫。看着满地的灰尘和还没有收拾好的物品，唐氏便打发聂荣臻带着妹妹先到外公家去玩一会儿。
到了外婆家后，聂荣臻在玩闹中发现了堂屋香柜里放着的鞭炮，便要正同他一起玩的舅舅唐富华
拿出来放了，唐富华则有意卖关子似的说“要等到年关敬神灵祖宗时，再放”。年幼的聂荣臻觉得受了委屈，耍起了小孩子脾气，一赌气就往家里的方向跑。
外公见聂荣臻满脸不高兴地跑了，不知出了什么事，忙叫儿子唐富华去追赶。唐富华追了一里多路才赶上聂荣臻，已是气喘吁吁的唐富华这时再也耐不住火暴的性子，挥手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正好打在聂荣臻的鼻梁上，顿时一股鲜血从他鼻孔中流了出来。这下，聂荣臻更不肯回去了，他擦净血迹后，撅着小嘴走回了家，并在母亲面前大哭起来。唐氏见状，吓了一跳，忙问是怎么回事。聂荣臻便一五一十地向母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唐氏听完后，耐心地劝道：“外公家的祖宗，就是生外公、养外公的老人家，他们去世了，我们怎能不孝敬呢？舅舅是大人，知道的事情比你多，他那样做，是想让你多懂些事理。”听母亲这么一说，本想得到一些安慰的聂荣臻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唐氏爱怜地、轻轻地抚摸着聂荣臻的头，又轻言细语地劝道：“全全乖，全全懂事理，应该去向舅舅认个错才对。”
第二天，聂荣臻按照母亲的嘱咐，再一次来到外公家，大大方方地向舅舅承认了昨天的错误。从这以后，聂荣臻变得懂事了，再也不那么任性地赌气、发脾气了。
在少年聂荣臻的成长中，唐氏善良待人的高尚心地使聂荣臻幼小的心灵受到了良好的陶冶。一天从私塾回家，刚走进门，聂荣臻迎头碰见了一位老人。老人满脸愁苦，父亲跟在他的身后。进了屋后，聂荣臻赶忙问正在低头做针线活的母亲：“刚才那位老伯是谁呀？我怎么没见过。”不等母亲回答，聂荣臻又急忙问道：“我看他很不开心的样子，为的是什么？”
唐氏停住手中的活抬起头来，望着聂荣臻不紧不慢地说：“为啥子？为了钱。去年老伯向你父亲借了一点钱，一直无力偿还。谁知最近家里头又遭了火灾，借的这点钱就更还不起了。”唐氏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全儿，你可知道这笔钱是你爸爸舍不得用，一点点积攒下来的。家里存这点钱，是为了以防万一。可人家有困难还不起，老伯一家六口人要活命哪！你爸爸也没得法子，就不让人家还了。咱们帮人帮到底嘛！”
唐氏的话虽不多，却深深地打动了聂荣臻的心。他从心底里敬佩父母亲的为人，又深深地同情老伯。
聂荣臻进私塾的第二年，塾馆里来了一位新同学，名叫陈善之。相处不久，聂荣臻便得知这位新同学家境困难。因为家里很穷，虽然也勉强进了私塾，但书包里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按照私塾的规定，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是学生的必备用具。而陈善之因家中无力**，上课时就将家里瓷菜碟子带来做墨盘砚台，遭到塾师的训斥与同学们的嘲弄。
这一切，聂荣臻全看在眼里。面对老实巴交的陈善之所受的屈辱，聂荣臻的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同情感，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砚台送给了陈善之。
放学回家后，聂荣臻的心里仍然不能平静，便将私塾中发生的事告诉了母亲。当他讲到把自己的砚台送给陈善之时，脸上露出了几分忧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方砚台是父母用血汗钱买来的，来之不易。细心的唐氏自然觉察到了儿子心中的不安，便安慰道：“你不必担心，《增广》上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你做得对，我不会责怪你，你爸爸也不会责怪你。陈善之家境不好，他能上学读书是很不容易的，今后你还要多多照顾他。你的笔墨纸张，可以分些给他用，我们再困难也总可以想办法。”
唐氏的一番话，使聂荣臻感到格外亲切。他为自己能够帮助同学而高兴，更为自己的行为得到母亲的支持而兴奋。家庭的严格教育，特别是唐氏的言传身教，使幼年的聂荣臻健康成长。他诚实善良，为人正直，刻苦好学，极富同情心。
半身人像，母子情深
自聂荣臻进了私塾后，一切家务活都压在了唐氏一人的身上，聂荣臻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不时地提醒自己要尽可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以分担母亲繁杂的家务。
石院子的右侧，有一口水井，从能参加劳动时起，聂荣臻就常帮助母亲在这口井里打水。聂荣臻上学后，唐氏为了让他安心读书，就告诫他以后不要再去井边挑水了。聂荣臻知道母亲心疼自己，也就顺口应承下来。然而每天放学回来，聂荣臻仍要去挑几担水，直至水缸中的水满了，唐氏虽多次劝阻，但都无济于事，因为如果有一天没这样，聂荣臻就会感到不安。
一天放学回家后，聂荣臻又习惯地打开水缸盖一看，缸里只剩一半水，于是就去拿扁担和水桶，可是几乎找遍了每个角落，却始终不见它们的影子。
原来，唐氏知道聂荣臻以前对自己的承诺，只是应付而已，水仍然是照挑不误，不仅挑自己家的水，还要帮邻居挑水，唐氏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儿子的学业，再说，荣臻年纪还小，要是有个好歹，那怎么得了。于是，她就干脆把水桶与扁担藏了起来。
找了半天的聂荣臻似乎也悟出了水桶与扁担“失踪”的原因，便走进母亲的房间。果然，自己找了半天的水桶与扁担就搁在房门背后。唐氏从聂荣臻的眼神中已知道了他的来意，但她说什么也不允许儿子去挑水了，于是便摆出种种理由。可是，此时的聂荣臻对母亲的“苦口婆心”是一句也听不进去。唐氏终于拗不过已懂事的儿子，只得同意他去挑水，但也有个前提，她用小刀在水桶上刻了一条横线，聂荣臻每次的挑水量不得超过这条线。
聂荣臻接受了母亲的这个条件，拿起扁担，挑起水桶，飞快地走了出去，看着儿子远去的身影，唐氏是又心疼又喜爱。
1919年，20岁的聂荣臻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探索自己的人生之路。
“儿行千里母担忧”。唐氏知道聂荣臻主意已定后，话语比平时更少了。孩子出远门，会遇到什么难处，她思考着，做母亲的该为儿子准备些什么，她不停地忙碌着。
一天，唐氏把聂荣臻叫到跟前。
“你这次出门，不知什么时候能回……”唐氏说到这里，不自觉地哽咽起来了。
“多则5年，少则3年，我就会回来的。”
唐氏捧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坛醇酒：“我把这坛酒埋在地下，等你回来喝。”
说着，唐氏拿起锄头，聂荣臻帮着母亲，在院子角落处刨了一个坑，把酒埋到地下。看到这一切，聂荣臻的眼眶湿润了。这年秋，聂荣臻离开了生养他的父母和亲人，踏上了漂洋过海的人生旅程，并从此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中。
身在异国他乡，聂荣臻更是思念家乡，想念亲人，尤其是挂念病中的母亲。1920年2月29日，他在给父母亲的信中说：“母亲的病，到春来想亦渐愈了。男在法国住起，是很好的，饮食日加，身体渐发，乞大人勿劳挂念。”家中的父母自然也了解儿子在外的心情。1921年11月底，聂荣臻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寄**妈妈的照片，是想让你经常看看，不要忘了妈妈，不要忘了亲人。”这是一张唐氏坐在雕花红木太师椅上的全身照。聂荣臻捧起照片，仔细端详起来：母亲依然是那样慈祥，但比他离家的时候消瘦、苍老多了，思念催人老，母亲是太挂念远方的游子了。
聂荣臻收到家书后不久，即给父母亲回了信，信中说：“接得大人10月2日之手谕，并我母像一张，拜读毕，识我家平安，既望我母之像，形容较昔瘦多矣，当下男觉心中非常难过，盖以劳家务，虑男留外而枯瘦耶，亦年老而血枯耶，抑亦近年来医药失调耶，何至两年不见，几不相识也，乞我母勿要挂男，并善调养至望。”字里行间流露了对母亲的无限深情与挂念。
聂仕先在给儿子的这封信中还提出了一件事：“你上次来信讲西洋画，画工精致逼真，你就请人照着这张像片，为**妈画一张可以悬挂的大像片吧！”
聂荣臻托人很快找到了合适的画师。就在照片即将寄出前，聂荣臻又深情地看了一看。当他看到母亲那缠过的小脚时，脑海里闪现出一个镜头：在法国的一家报纸上曾刊登着一个中国缠足女人的照片，并配有醒目的标题：“中国，———一个濒临死亡的小脚女人。”想到此，聂荣臻感到耻辱、痛心、愤怒，“绝不能因为小脚让洋人耻笑母亲，耻笑中国！”他决定为母亲画一张半身像，把下半部分截去。
中国人画像，历来讲究画全身，这是祖宗千百年留下来的习惯。母亲一辈子就画这么一张像，要破祖辈留下来的规矩，她能接受得了吗？深爱着母亲的聂荣臻犹豫起来了。然而，聂荣臻转而一想，母亲虽是个从旧习俗中过来的人，但她又是个善良开通的人，当初她不就接受了自己的劝说，不再给妹妹荣昌缠足了吗？这一次母亲也一定能体谅自己的这一举动。想
到这，聂荣臻拿起笔，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母亲之像……画好后当能寄回。然男之最抱歉者，因母亲所照之全身像现出小足，不便给予外人，以外人曾非常嘲笑中国女子小足。后经中国人在报上申明是前清时人，今已革尽……现男欲将母亲之像下半身截去，画成半身像……不知我母亲心中欢喜否？望以后之女子，切勿为俗所误。已缠者，祈速解放之，未缠过者，决不可再失其足。非特无以出世，即对于本身亦受如何之害也。”
几个月后，母亲的半身人像画好了，聂荣臻将它寄给了父母。父母把它挂在堂屋的正墙上。对这张像片，唐氏甚是喜欢，隔上三五天，就要擦拭一次。
当初离家时，聂荣臻曾估计自己三五年后就可回来，与亲人们同聚。但为了“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为了“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他就没能考虑这些了。于是这一去就成了他同母亲的永诀。十几年后，聂荣臻的母亲和父亲先后与世长辞。那坛埋在地下的醇酒，也就连着聂荣臻对父母的深情和思念，被永远埋在了地下。（文/邹文，来源《伟人从这里诞生：领袖与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