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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东进（1939-），罗荣桓的儿子，母亲是林月琴。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毕业后，于1959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任**第二炮兵副政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等职。中将军衔。
40岁才知道自己的生日
罗东进长大后遇到一个难堪的问题：他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母亲也记不得罗东进的准确生日，但生日总得过呀！于是林月琴就把罗东进的生日安排和他小妹妹罗宁同一天过。
“一直到1979年，有一次，梁必业叔叔(曾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整理他的日记，他说：‘东进，我找到你的生日了，正好**记上写着呢，你是2月14日出生的。’从那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生日，那时我已经40岁了。”
罗东进听从父亲学技术的“指点”，于1959年考入哈军工。大学毕业后，罗东进分配在七机部，从事国防科技研究工作，后又调到军委炮兵科研处、第二炮兵部队。
一些曾在罗荣桓领导下工作过、又对罗东进比较熟悉的同志如是说：“罗东进在性格、思想作风诸方面，继承了罗帅，从他身上可看到当年罗帅的影子。”从他对婚姻的处理，即可窥见一斑。不少人热心地给罗东进介绍对象，十有**是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女儿。罗东进从小受教育，要“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所以，他在找对象问题上并不看重“门当户对”。
当罗东进告诉母亲他的女友潘仲文是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同学后，林月琴对儿子的选择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
人生道路上，罗东进始终牢记并实践着当年入大学时父母的期望：“将来为我们的国防建设做一点儿贡献，为**做一点儿有益的事，而绝不是要当什么官。”
挥之不去的长征情结
2006年，罗东进领头把中共五大书记、十大元帅、十大将及其他老**家的子女亲属召集起来，重走长征路，罗东进说：“我一直就很想重走长征路，看看父辈们当年的足迹，但一直没有时间。退下来了之后终于能够把大家召集一起把这个事做起来，长征胜利70周年时终于达成了这个愿望，我觉得很有意义。”
为什么现在还在提长征呢？罗东进说：“长征这段历史非常厚重，其内涵非常丰富，非常值得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我们重走，就是要把这段历史弄得更清楚，好好理解它的真缔和精髓，以便把长征精神继承、弘扬下去，特别是现在生活优越的青年一代，要有坚韧不拔的信念和追求，自奋自强，勇于献身社会，推动我们国家的发展。”他每到一地就寻访当年的长征遗迹，认真地研究分析相关文字及图片资料，还对一些纪念馆的不实之处提出质疑，其严谨的态度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个潜心探索的专家学者。
这次重走长征路同样也是项慈善义举，罗东进带头的这支队伍，沿途捐助贫困老区爱心小学20所、100个长征爱心图书室，慰问健在的老红军两千多名。罗东进严肃地说：“长征的历史过程说
明，中**产党和工农红军是经过许多挫折和血的教训，变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聪明的，逐渐形成以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正确决策，团结一致，党和军队才从幼稚到成熟、从弱变强、从小到大。”
上世纪60年代，罗东进从哈军工毕业后，做了一名职业军人。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他成为了军队中出色的政治**。罗东进说他从小受家庭和父亲的熏陶，深深地埋下不能剥削他人倚靠他人，凡事自己动手、不等不靠的习惯，而对待别人要有耐心、宽容的风格，这使他一生受益良多。在罗东进的印象中，父亲是个生性耿直，不善言辞的人。但他善于思考，胸有韬略。父亲很少讲起自己在长征途中的经历，讲得比较多的还是长征中的艰苦。“长征刚刚开始时，父亲还有个小骡子帮他驮东西，有时也用来驮驮伤病员，后来实在太困难连骡子也就没了，他就拄根棍子自己走路。”
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之后，罗荣桓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奉命下部队巡视，他拄着一根棍子，顶着狂风、冰雹、雨雪，在刺骨严寒的恶劣天气下，随红军大队一步一步翻越了空气稀薄、终年积雪的山脉。当时他们准备了十几天的干粮，但没想到一走就是一两个月，粮食没了，只能吃野菜，很多人都因此中毒了。在无比饥饿的环境下，罗荣桓吃过野菜，也吃过煮的皮带。当时长征的艰苦已到了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地步，甚至于后续部队完全不需要向导，因为前面随时会有倒下的战士充当了后来者的路标。过雪山时，他们带着辣椒，以为吃辣的会感觉暖和一点。结果完全没有什么作用。那时大家谁也不敢歇息，因为只要一坐下，就再也别想站起来。罗荣桓在回忆长征时总是无比感慨地重复着一句话：“长征途中牺牲了多少人啊！”（来源/《元帅夫人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