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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恽代英的引导下，参加**
林育英（1897-1942），后来化名“张浩”，是中共元老之一和无产阶级**家。林育英年龄最大，“出道”却在堂弟林育南之后，他是受了后者影响才走上**道路的。而林育南又是在中共元老之一恽代英的引导下，参加**的。
当林育南从黄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之后，结识了教务主任恽代英，随即加入了由恽创办的“互助社”。1921年7月，恽代英、李求实和林育南、林育英在他们创办的“浚新小学”内，发起成立了带有**主义性质的“共存社”———这也就是中共正式成立之前湖北“**主义小组”的渊源了。
恽代英后来让林育英去上海熟悉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922年2月，林育英在武昌由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入中国**党。诞生不久的中共把全部精力用于发动工人运动，林育英也成为中共早期的“工运”骨干。当“二七”大罢工发动之后，他奉命去长沙开展工作，热烈地鼓动人力车夫开展要求降低租金的工人运动，1500名人力车夫在他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在长沙街头示威，高喊着“老板不减租，我们不罢休”的口号，最终迫使人力车行老板答应工人的请求。
1924年5月，苏联为了援助正在萌动的大**运动，接受中国同志去苏联学习，林育英被组织选中远赴苏联，在莫斯科“**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翌年7月，林育英化名“林春山”回国，不久即参与领导了上海的工人运动。其时正值北洋政局动荡，是年12月，上海总工会举行万人**，提出“反奉倒段”的口号，引起当局的镇压。在**围殴中林育英头部被戳伤，留下了严重的脑伤后遗症。
大**失败后，林育英潜伏长沙，负责恢复中共湖南省委和组建工会。湖南反动军阀何健闻讯广为搜捕，林育英无存身之所，索性剃去头发，化装成僧人，以化缘和乞讨为生，跋涉月余，潜入党中央所在地上海。1930年4月，组织上派林育英去东北筹组中共满洲省委，林育英为省委书记。不久由于叛徒出卖，林育英被当地日军逮捕，敌人对他严刑逼供，非要他承认是“**党大头目林育英”，但他始终没有吐一个字。
化名张浩，来到陕北瓦窑堡
1932年1月，林育英经营救出狱，但身体已遭受严重伤害。翌年1月，林奉命赴莫斯科，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这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形势发生转变之际，也是**急剧上升的关键时刻。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在海外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其时由于左倾中央导致红军反“围剿”战争失利而被迫长征，**国际与中共中央已失去电讯联系。为了尽快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国际指派林育英回国。于是林育英化名“张浩”，扮成商人，带着密电码，牵着骆驼，跋山涉水，月余后穿过茫茫无际的沙漠，终于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与中共中央**张闻天和毛**等相会，并与弟弟林彪团聚。
“张浩”的到来是中**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由此与**国际恢复联系。随后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浩”向大会传达了**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为之后的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础。“张浩”的到来还解决了此前中**内和军内严重的分裂问题，即红军长征过程中，毛**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围绕“北上”和“南下”产生争论。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一再拒绝中央的北上进军路线，而“张浩”行前已得到**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意见，认可中央的政治路线，于是毛**和张闻天请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让张国焘改弦更张，不使红军发生分裂。
1936年1月22日，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会后毛**对“张浩”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报，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张国焘比较相信**国际，你如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会听。”“张浩”自知使命重大，随即致电张国焘和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表示“**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并多次致电要求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的计划，尽快率队北上，并希望一、四方面军消除分歧，共同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张国焘不敢背负“违背**国际”指示的罪名，于是被迫宣布取消拟议中的“第二中央”。后来张国焘写《我的回忆》，称其时他“对张浩极为看重”云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张浩”调停的功劳。
接下来的西路军事件，“张浩”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西路军事件是与东北“抗联”、南方游击战争并列的中**史上三大曾经蒙受重大损失、挫折的事件。对它的表述，《毛**选集》新版中有新的注释，即：“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这样的表述应该是合乎实情的。当然，整个西路军的事件绝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
就在原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并陷入困境后，当时进入祁连山的部队**连续给中央发电，请求中央派部队救援。至1937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抽调部队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就在“援西军”日夜兼程西进时，突然收到了西路军发来的电报，电报称西路军已陷入绝境，经过数次血战，迭遭挫折，干部和战士大部分牺牲、被俘，余下的人员被迫上了祁连山的康隆寺，也已弹尽粮绝，在这种情况下，“援西军”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也就不必渡河了。此时中共中央也来电要求“援西军”暂时屯兵于当地，一面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一面进行整训。这一期间，“张浩”与朱德、张国焘等不断致电前方的徐向前、陈昌浩等人，转达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行动的意见。而由于全国形势的急速变化，以及通讯手段的极端落后，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之前，处在河东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也自顾不暇，至于对河西的遥控指挥，可能并不完全正确。此后，西路军以失败告终。根据中央的决定，“援西军”随即展开了对张国焘错误行为的批判，这一批判由于牵涉长征途中和渡河后的种种是非，以及山头等问题，未免在批判中出现某些偏差。有人就认为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是一回事，相关争执非常激烈。“张浩”则很快发现了这些倾向，他致力于统一认识，把批判张国焘的斗争引入正轨，并深入各军、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向干部、战士作报告，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对基层官兵进行教育，引导他们深刻认识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同时按照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严格区别开来。
积劳成疾，病逝于延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林彪为115师师长，林育英为129师政委（先以政训处主任的名义）。据说毛**曾不无调侃地说：“假如林育南还在，干脆八路军这三个师都由你们林家包了。”然而此时“张浩”积劳成疾，加之两次入狱给他带来的身体伤害，已经很难担当艰苦的军旅工作了。当时刘伯承看到他发病时的痛苦情形，心情极为难受，只得向中央如实报告他的病情，请求让他去延安治病，并另派人来接替政委一职。1938年春，“张浩”被调回中央，接替他的是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
在延安，“张浩”一边养病，一边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和延安“工人学校”就是由他创办的。当时他还任中共中央“工委”**，并曾主编《中国工人》月刊，还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在陕北时，“张浩”还曾多次应邀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写了数万字的讲义《党的建设》，内容包括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转变、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等。这本《党的建设》几经作者修改，后由“抗大”用钢板刻印，成为广泛使用的一本理论结合实际的优秀教材，并成为后来整风运动中的一本学习读物。
意外的是，《党的建设》于1938年被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发现，核定后抄送呈报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顿时“如获至宝”，因为这是他们的特务机关在抗战中获得的第一本中共的“秘密文件”。而蒋介石看后也竟然颇有会心之处，他还用红铅笔加注了一些眉批，“足资参考”，“所见甚是”，以及“吾人亦可采用”等。1938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教育与经验是由其国际百年来秘密苦痛幽囚中所得之教训而成，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读**之《党的建设》一书，深有感也……”
蒋介石还让幕僚长陈布雷将此书及蒋的眉批翻印千册，分送国民党高级干部阅读，并嘱咐陈果夫参照此书，起草关于国民党组织和训练的教材，即后来撰成的《党员调查工作须知》（1945年在国民党“六大”上散发），一时风行于国民党内部。
1941年8月，“张浩”病情恶化，被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翌年2月，林彪在苏联养伤痊愈后取道新疆回国，刚刚抵达延安，得知兄长病危住院的消息，匆忙赶到医院，总算得以在林育英生前相聚。其时林育英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还是艰难地叮嘱林彪向中央反映林育南等人的冤案。
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享年45岁。治丧期间，毛**、朱德、**、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他守灵。毛**还为他题写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并为他的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几个大字。
毛**为人守灵、题写挽联、抬柩、题碑，大概只有过这么一次，这也说明毛**对“张浩”是极为看重的。（文/散木，来源《同舟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