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坐在剥线机前剥了两天的线，下班的时候终于换来了两件厂服。前面已经告诉过读者了，普通工人穿的是蓝色的厂服。我喜欢展顺电子厂工人厂服的蓝色，那是像大海一样的蔚蓝色，静谧，**。终于不用穿着便衣在车间上班了，穿上了工衣，就不显得另类了。还是生平第一次穿上**正的厂服，我就像一个刚刚穿上新校服的**小朋友一样兴奋。说起厂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我一个同事的旧同事，是个男生。话说那会儿，我的同事还在一线做工人。他们工厂是正宗的电路板厂，工作服就是静电服，当然还得戴静电帽。不过那间工厂有一个规定死得很，所有进厂的工人得在工厂工作一个月之后才发工装和帽子。工装和帽子的颜色是绿色的。我同事的同事，也就是那个小男生，工作满一个月之后，终于领回了这套物件，据说他当时也高兴得忘乎所以了，居然在车间里面高声叫：“我终于戴上绿帽子了。”

展顺厂的工衣虽然好看，不过这两件夏天的工衣可不是白送给我们穿的，虽然劳动法有规定用工方得免费给工人提供工作服，但是这条规定似乎到现在也没有**正在广东的工厂执行过，不收你的现金，你就得对工厂感恩戴德了。十年了，我还记得展顺的夏季厂服是二十五块钱一件，两件就是五十块。在二00一年的夏天，五十元，可以买一套面料很好的套装了。一三八工业区，时髦的T恤衫也就二十块钱一件，极品的也就是二十一二块一件。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想那样多，总觉得有工衣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后来我做了采购，才知道展顺那样的破厂服，找下三流的小服装厂批量性生产，也就十四五块钱一件，可是转手卖给工人，价格就变成了二十五，两件工衣，就足够赚走工人几天的基本工资了。那个时候的工人，并不知道反抗，工厂说是多少就是多少，只能随他们扣了。当然，就算这件事情搁到现在，依然还是这个样子。工厂说是多少就是多少，不是也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肯定的，扣你没商量。

穿上了蓝工衣，我突然想去厂门口的小路上去显摆一下。在二00一年的四月，多少失业的年轻人，穿着快磨破底的鞋子，在一三八工业区来回奔波，为的就是找一份工作，混一口饭吃呀。如今，我已经找到工作了，一**三餐当然也是展顺提供的，吃的也不差。算起来，如今我有了工作，也有身份证，与三无人员中的二无划清界限了。不过，我还有一无：没有暂住证。我私下找同事打听过了，工厂每个月的十五**以前，把需要办理暂住证的人员名单**计好，三个月之后暂住证才办得回来，钱当然是自己出，从工资里面扣。我十二**进厂，十三**才正式上班，所以没有赶上四月份的这一批。只能等五月了。那个时候，我非常迫切地需要一张暂住证。在二00一年，查暂住证的事情，几乎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广东的土地上进行着，今天清晨深圳某个镇某个工业区某条路口在查暂住证，明天中午广州某个镇某个工业区某条路口在查暂住证，后天或许是半夜时分，东莞个镇某个工业区，某几栋出租楼就被彻查了，很多人半夜时分，或许还在光着屁股睡觉，或许听见敲门声的主人，还没有来得及穿上裤衩就去开门了，结果打开门一看，一群迷彩服兄弟来了，问你要暂住证。没有？迷彩服兄弟就会毫不客气，还带着高高在上的，甚至有一些霸气地，不屑一顾的口气对你说：“你赶快穿好你的裤衩，跟我们走一遭。”至于你穿不穿裤衩，是正着穿还是反着穿，是穿男人的裤衩还是女人的裤衩，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被请进黑屋子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手交钱，一手放人。

说起暂住证，我又讲一个故事给读者朋友听听。二00一年秋天，我老乡的男朋友，千里迢迢从湖北松滋赶来一三八工业区看望她，结果那小子运气还**差，来这边没有几天，某一天黄昏时分，就被光荣地请进了黑屋子。那小子在老家也混得不错，出来的时候裤腰上还挂着一个老诺（诺基亚）。在二00一年，先别说湖北松滋了，因为我对松滋并不了解，就讲讲咱们宜昌，别说小县城和乡下的小镇小村庄了，单单说说宜昌市区，裤腰上挂着老诺的人并不多。可是你在家乡多牛，来了广东就是虎落平阳被**欺，进了黑屋子，你要么掏钱自保，当然首要条件是身上有足够的银子：不多，据说一百多吊即够。这里所说的不多，是用二0一0年的标准来衡量，如今的一百多吊，也就是普通工人三天的工资。可是在二00一年，一百多吊，是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基本工资。那个小子被抓进去的时候，也**是活该他倒霉，本来他是从出租楼下来，准备买一包烟的，走到小店门口即被抓。据说抽的烟还不差，是什么红山茶，在二00一年，是大牌子。可是一包红山茶，也就十多块钱，他下楼的时候也就带了十多块钱。自保当然是不可能的，只能求人了。小子在老家的狐朋狗友特别多，有一大帮朋友可以为他赴死的。可是，从松滋到广东，你就是自己开车，马不停蹄地赶，也得十多个小时呢，没有办法，只好去求女朋友了，虽然为了一张暂住证蹲黑屋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还好，我那个老乡当时正好调进了生产部办公室，有电话可以联系，小子打电话过去的时候，正巧她在加班，正巧她接了电话，知道他出事儿了，而且被关在一个什么石鼓**，得花一百五十吊银子去营救。可怜我老乡来广东也才几个月，穷得响丁当，身上哪有一百五十吊银子呀，于是她连夜去找在一三八工业区的另一头打工多年的邻居，借了一点钱来，准备第二天天亮了，就去取人出来。到了第二天，她站在厂门口，找同事打听去石鼓**的路，因为她也不知道在哪儿。问了许多同事，同事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工厂里面的打工仔打工妹，虽然**旧**的包身工好一点，有工资发，也有通信、通电话的自由，但是平时都忙着上班，许多人来塘厦多年了，却还没有打一个塘厦镇走遍过。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在一三八工业区呆了一年，小小的一三八工业区都没有走遍呢。可怜我的老乡问了半天的路，都没有问到，只好打摩托车去了石鼓**，一百五十吊送给了**，再加上来去的摩托车费，头天晚上找邻居借的两百吊银子就所剩无几了。她去接他的时候，我没有跟她去。他回来以后，有一天我和她去看望他，我同他开玩笑：“你被关了一夜的号子，感觉如何？”年轻人嘛，开开玩笑是正常的了。而且他没有做坏事，只是少了暂住证就被关号子，其实挺冤的。那小子先是笑了一大会儿，然后才说：“好玩。”其实他不知道，在他被关进黑屋子的那个晚上，他女朋友是一路哭着出去借钱的，很晚才回宿舍，而且她几乎一夜没有睡好。那个时候，我的床铺和她的床铺挨着，她在床上有什么动静，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还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不过是二00二年了。不好意思，把一年后发生的故事也提前写了。那个时候的暂住证没有二00一年值钱了，二00一年还要一百多吊银子，不过到了二00二年，工厂**，似乎只要五吊银子了，不过要到指定的照相馆照的照片才可以办到证。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塘厦一三八工业区，去了东坑。我记得在指定的照相馆照出来的照片，洗出来以后，在照片的右下角，有一个“坑”字，或许是代表东坑吧。那个时候**速度快了很多，两个星期就办好了，五元钱的东西，我当然办了一个，但是我很少带在身上，出去的时候，顶多挂一个厂牌。这天发了工资，晚上又不加班，我和阿红相约出去走走。阿红是个挺好的西北女孩子，我和她玩得来。秋天的天气，不冷也不热，正适合散步。那个时候的东坑，很多路段晚上都舍不得开路灯的，东坑车站往井美工业区的这段路，就是漆黑漆黑的一段。我和阿红快走到东坑车站时，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两支手电筒，手电筒对着我们的眼睛照**一会儿，直照得我们的眼睛发昏了，等我们的眼睛免强能看清眼前的东西了，才发现有两个治安队的家伙堵住了我们，有一个声音在叫：“暂住证。”运气不好，遇见查暂住证的了。不好了，我和阿红都没有带在身上。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手机，办公室也没有人上班，要**抓了我们，还不知道找谁营救，因为我们一块儿玩得好的几个人，都没有手机。我对那个家伙说暂住证在厂里面，没有带出来。那个家伙又说：“厂牌。”正好出来的时候，我还穿着工衣，厂牌也还挂在上面，我取下厂牌给他看了看，对我说：“你可以走了。”我哪里敢走呀，阿红还没有过他们的关呢。接着他又伸手找阿红要证件。阿红**我惨，什么都没有带。那两个家伙马上凶巴巴地对阿红说：“上车。”说着就要硬拉阿红走。可怜的阿红个头小小的，瘦瘦的，见他们要拉阿红走，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一把拉住阿红，对他们说：“她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我可以证明她不是三无人员。你不能拉她上车。”听见我这样说，一个家伙发话了：“好，你说他不是三无人员，你拿出证明来。”我说：“你不能带她走，我现在就回工厂去取她的厂牌来赎她。”那个家伙答应了。阿红告诉我，她的厂牌放在枕头底下。我告别了阿红，就一路向工厂跑回去。其实从东坑车站到我们厂，并没有多远，跑回去并不要多久，可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腿就像灌了铅，怎么也跑不动。可是，跑不动也得跑，阿红还站在黑夜里，等我去营救呢。我跑回工厂，拿了阿红的厂牌，又一路跑到刚才的地点，只见阿红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风中。她告诉我，那两个家伙又抓了几个女孩子，把那几个女孩子拉上了车，然后又拉她上车，她死死地抱住一棵梭，说我马上就把她的厂牌拿回来了，所以那两个家伙才放过了她。阿红没事了，这是最大的好事。不过，遇见了这样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散步的心情却没有了。

现在，随着收容法的废除，暂住证这个鬼东西终于取消了。我拍手叫好，相信一百个农民工，就有一百五十个拍手叫好。暂住证**是害人不浅。

被关进黑屋子，请别人取你出来，得花一百五十吊银子，当然，在二00一年，办一个暂住证，也得花一百五十吊银子。而且这个一百五十吊，并非一劳永逸，一张暂住证的有效期也就是一年时间，平均一天差不多要拿五毛钱来供这个狗牌牌。对于许多不提供早餐的工厂来说，五毛钱，或许就是许多人的早餐费。也就是说，一个狗牌牌，就剥削走了你一年的早餐。是想被抓进号子，还是宁愿早晨饿肚子保平安？在那个**年代，我会选择后者。没有办法，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