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罗玉凤吵了一架。
原因是她把我拿录音机到学校的事告诉老师了。
更可恨的是,她还说我听黄色歌曲。
那个时代,只要是禁歌(比如港台传来的,不是正式出版的),都可能被称为黄色歌曲,被当作精神污染。
我拿去的磁带除了**校园歌曲,还有张小英、刘文正、张帝等歌星的歌,我还带了一盒迪斯科舞曲,我那时特别爱听节奏感强烈的音乐。
我觉得港台的歌一般都旋律优美,纯真感人,同学们也都爱听。我一直不明白这些歌怎么能跟黄色歌曲沾上边。那时有几个人能欣赏到这样的歌曲呢?同学们为了听歌都要讨好我,可她却去告密。
其实她懂个屁啊,她能理解什么是美吗?
结果,老师把我的录音机没收了。
我简直太生气了,觉得这人太可恶。
罗玉凤在我前面隔着两个座坐着,那天我听课都没心思听,看着她我就来气,于是下课时我就找茬骂她。当然我没指名道姓,也没骂脏话,在女同学面前我还是检点的。
“真想不到,我们班居然出了特务。”我这样开始的。
很多同学都被她打过小报告,他们都在幸灾乐祸地边听边笑。
罗玉凤愣住了,一言不发地听着。
“真是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天生当汉**特务的料。”
在我眼中,她就跟电影里的汉**特务一样可恨。
“这种人啊,要在抗战时期,肯定得叛变,投靠鬼子,出卖同胞……”
我一口一个汉**、狗特务,骂得真过瘾。
罗玉凤还装作没事呢,找出了课本在看。
她越这样我越气不过,我依旧说得正义凛然,罗玉凤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后来终于把书“叭”地一放,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快去报告去啊,去向你的主子报告去。”
郑雪梅用眼神阻止我,我便不再说什么了。
可是,罗玉凤哭了一会,却站起来,回过头冲我说:“好,你说告诉老师就是叛变,就是汉**,那你就是说老师是坏人了。”
她不等我回答,就气呼呼地跑出教室。
看来她又去报告去了。
教室了静下来,同学们都有点为我担心,但我不怕。
不过,我过后想起来,当时说得确实欠妥,我光想着告密者的可恨,却忘了站在我对立面的是老师。
果然,下午朱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苦口婆心地教育了我半个多小时,我的腿又站麻了。
朱老师对我算是很客气的了,只是批评教育。那时候老师打学生是家常便饭,什么打耳光,用教鞭抽,尤其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动作做不好经常就一脚给踹到地上去。
我“虚心”地接受教育,心里却恨得直痒痒。
后来朱老师找了我的家长,我妈妈来了,老师把录音机给了我妈妈。我妈妈解释说本来那是给我学英语用的。
我对学校动不动找家长很反感,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自己的事自己能解决。
但朱老师就喜欢这样,结果我妈妈对我又好一顿教育,说我玩物丧志什么的,还把录音机藏起来,不给我玩了。
我宁可不玩录音机,也不希望学校和家长管我的事。
发生这件事后,我和罗玉凤形同陌路,再也不说话了。
我和郑雪梅一直是好朋友。
随着一天天地成长,我觉得自己懂事多了。因为她,我改变了很多,我不再是那么尖刻,那么顽皮的少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