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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在转盘街，有个女疯子。
我知道他的意思：那个人，可能是我要找的。
转盘街在小镇的东面，街面有一些坡度，街巷狭窄。听了大庆的话，我马上赶到了那里。
在街上的几条胡同里，我反复地找了几遍，也没看到要找的人。
我不好再找了，再这样下去，我就像个疯子了。
回到舅舅家，舅舅依旧不在，即使我来了，他在家的时候也很少。
他总是有理由，生意忙、要进货、要看店。
而舅妈还是像过去那样，目光呆滞，语无伦次，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天，我听到她一直在念叨什么，开始我没听清，后来，我才听出来，是一个电话号码。
我依稀记得，那是舅舅以前用过的小灵通号码。
我意识到，她的病是心病，如果舅舅能对她说一句关心的话，比吃什么药都管用。
可是，舅舅会回心转意吗？
还有我的妈妈，她并不了解情况，却一味地把过错算到舅妈头上。
我甚至想找舅舅谈一谈，可是，谈什么，怎么谈呢？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怎么办？我要不要管舅舅家的事？爸爸妈妈过几天就要来了，他家还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
晚上，大庆请我到他家里作客，要跟我喝两杯。
他的家是一个三间平房，院子里堆着很多烧柴。
大庆的妻子名叫张萍，比大庆小两岁，也是一名工人，一个很纯朴很端庄的女人。
他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我和大庆坐在炕上边喝边聊。
大庆的儿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才上小学二年级，他大概饿了，见到好吃的狼吞虎咽的。
我很为大庆高兴，他有这么幸福的家庭。
张萍很殷勤，不住地添茶倒酒。
大庆的儿子很快吃完了，张萍让他做作业去。
我们聊着聊着，说起了小镇的一些旧事，张萍说：“咱这地方虽然小，但是个有文化的地方，要饭的都带着钢笔。”
我听了非常惊讶。
张萍从小在镇里长大，对小镇发生的事都耳熟能详。
她说：“咱们镇上原来有个女疯子，挺年轻，长得也不赖，不知道为什么疯了。她念过书的，有一次我看到她胸前还挂一只钢笔呢。”
“钢笔？什么样的钢笔？”我惊问。
“这个，我倒是没注意，不过一个要饭的还带着钢笔，这是我唯一见到的一个。她拿那只钢笔挺稀罕似的，有人逗她，想要来看看，她就赶快把钢笔藏起来。”
我放下杯子。
大庆说：“我怎么没看到过。”
张萍说：“我也才看到过一次，后来就再没看她拿钢笔出来。”
大庆看我愣在那里，便端起杯：“孟涛，咱们喝酒。”
我端起杯……酒入愁肠，让我怎么咽得下去。
大庆的儿子在做作业，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他就竖起耳朵听。
我们又唠起了电影院的事儿。
张萍说：“都说那里闹邪，谁也不敢去。”
大庆说：“什么呀，我和孟涛前几天就去过，根本不是闹邪，电影院原来的赵伯还在那呢？”
张萍说：“是吗？那里还有人？不过，你别不信，这个电影院真挺邪的。”
她看到儿子瞪着眼睛在听，就说：“小孩子别听，去小屋写作业去。”
调皮的小男孩去小屋了，张萍放低声音说：“那里死过好几次人。”
大庆说：“这事儿确实是有。”
张萍说：“有一次有人在电影院里打架，捅死了一个人，还有一次着火，也烧死人了。”
“什么？”我一惊。
火！
那里真的起过火。
我的眼前又出现火光的幻觉。
我吃惊的样子，吓了他们一跳，我有些不好意思。
大庆说：“我怎么没印象呢？”
张萍说：“那个时候，你还在外地念技校呢。要说咱这地方，起个火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那火也不大，就是烧死了人。”
她说的对，这个小镇地处林区，住平房的家家户户都存着煤和烧柴，起火不是什么稀罕事，每年过年时，大火小火的都能着个几次。
我问：“烧死的是个什么人？”
我有点担心，因为我从赵伯的话中，总觉得他有些事在瞒着我。
张萍说：“我也不清楚死的是谁，听说是个打更的。”
我松了口气。
张萍说：“你说这火烧得也奇怪，那天不是演电影，是有个歌舞团来演出，我正好去看了。歌舞团的人晚上就住在电影院里，后半夜不知怎么起了火，这些人也混蛋，光顾着往外抢运道具，也不张罗救火，结果把人给烧死了。奇怪的是，那火着的也并不大，第二天去看，从外面都看不出来什么，只看见墙外面有的地方熏黑了，收拾完了一点都看不出来。”
张萍这个女人很有意思，她知道的事情多，而且口才也好，说起这些事，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
她告诉我们，在电影院里，过去还有过一个轰动一时的文艺沙龙，他们中间，还出过一个有名的画家呢。但也有人说那是公安局破获的一个流氓团伙。
电影院？文艺沙龙？
难道和又和赵文瀚有关系？
再去电影院，我提出要欣赏一下赵伯的摄影作品，他很高兴，拿出一个木箱子，上面已经落满灰尘，他把箱子打开，里面全是他多年来的摄影作品，已经粘贴成册，装帧得整整齐齐。
我打开其中一本，那个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
八十年代的街头、八十年代的人生百态、八十年代的儿童和少女、八十年代的小贩，还有八十年代的花、树和风景。照片以黑白为主，间或也有彩色照片。
看着这一个个凝固的画面，我被深深打动了，这一幅幅图画，仿佛就是昨天街上的情景，当年那随处可见的一幕幕，到今天却成了一首诗、一幅画，让人感动得想落泪。
这么多年了，它们依旧保留在这旧箱子里，成了永远无法拭去的回忆……
我深深懂得它们的价值。
我看到一幅合影，一眼就认出个子高高的赵文瀚，他站在中间，还有四、五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面带微笑站在镜头前。
我问赵伯：“这幅照片都是谁啊？”
赵伯拿过照片，看了看，微笑起来：“这是我们文艺沙龙的成员。”
文艺沙龙？我惊讶地想：原来它真的存在，但为什么传说那是被公安局打掉的一个流氓团伙呢。
“您能给我讲讲文艺沙龙的事吗？”我问。
赵伯说：“你真想听，我告诉你，在那个年代，曾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凭着对艺术的热爱，创办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文艺沙龙……”
他面带微笑，目光变得柔和，仿佛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我的思绪也随之飞去。
他娓娓的述说，为我打开了一个时代的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