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蜗牛”

——感受李国新官场微篇小说（代序）

高盛荣

李国新先生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年，已经出版作品集多部，创作题材非常广泛，其中微篇小说创作成就突出，微篇小说中又以官场小说特色显著。所谓官场小说，简单说应该是指那些以官场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或者以与官场生活有关联的内容为题材的小说。从这个角度看，凡是写与官场生活有关的人或事的小说都该算作官场小说。李国新先生很多小说描画了官场中“小人物”或者官场外正向官场冲杀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因此可以说李先生的作品更关注“官场”这一特定社会元素对中下层人的心理影响。

李国新先生长期从事基层工作，对基层的“官风”“民风”十分熟悉，这使得他的官场小说创作能够表达普通人对官场的认识和体验。他的官场小说主人公一类是官场中官职比芝麻还要小的“官”；另一类干脆就是徘徊在官场之外，总是拼命往官场里挤又总是得不到机会的“民”。对这两类小人物喜怒哀乐的描画，客观地展示了下层社会与官场相关的一些人真实生活面貌，这实际上是对新官场小说内容的进一步充实。他笔下诸多官场小人物就像一只只可怜的小“蜗牛”，对于社会地位卑微的他们来说，官场就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城堡”，他们要想冲进“城堡”觅得一席之地时常要费尽心机，甚至费尽心机之后也依然被排斥在“城堡”之外。因此，李国新先生的作品打开了官场小说的新视角，不仅体现了官场小说批判现实的精神，也延续了新官场小说注重刻画人物的创作风格，更现实化，更贴近百姓生活。

首先，“利益法则”是“蜗牛”人际交往的出发点，也是他们冲击“官场城堡”的利器。

所谓“法则”是指众多人公认并共同遵守的规则或铁律。趋利是经济社会中人的一种生存本能，或者是生存的本质动力。当追逐利益成为某些人人际交往的“法则”，这种人的价值观基本就失去了公正性。当“利益法则”成为这些人冲击官场的手段时，正常人际关系中的情感因素就荡然无存，《提拔》一文在这方面写得尤为精彩。张三和“我”原本是莫逆，“在机关里，我和张三是最谈得来的朋友。不说别的，我和张三年龄相仿，是同乡，是同学，且又爱好文学。”这时候的张三和“我”都是徘徊在官场外，拼命往官场“城堡”里挤却无机会的“小蜗牛”， “张三和我混的都不怎祥，所以我们常在一起抱怨，针贬时弊，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情绪。”两人同是一副愤青嘴脸，两人的关系靠彼此对生活境遇的共同认知来维系，是一种纯粹的情感联系。后来“头对张三有好惑，从我的直觉中感知到张三可能有出头之日了”，二人正常的人际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先是“张三很少和我在一起了，当然聊天的机会也少了。”然后是张三故意装作有急事的样子躲开我的搭讪，却和机关的一名办事员“慢慢悠悠地边走边谈”。再后来是“我”听说张三要提升当副乡长，“我对张三说，今天我请客，咱俩到诸葛酒店聚一聚。”不料张三却说“不行啊，今晚头要我赶一个材料。”遭到拒绝的我独自喝闷酒回来“一眼瞅见张三和头有说有笑，从一家豪华的舞厅里出来”。再后来是“我把自己发表在一家大型刊物上的题目叫《提拔》的小说，拿出让张三分享一下喜悦。过去，我和他无论是谁发表了文章都是互相分享的，还评头论足一番。但张三这次只是把题目瞟了瞟，漫不经意地一笑，就推给我了。”至此二人的关系彻底尴尬，维系人际关系的情感的线彻底断裂。最后，“张三提干走马上任了。我和张三的距离就拉开了，至少我不能在公开场合上像以前那样直呼张三的尊姓大名了。”分析这两个人物，同是小“蜗牛”，同样想往官场的“城堡”里爬，只是二人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完全不同，张三是以利益为前提的，同样不得志的时候，张三与“我”无话不谈。可是，一旦见了机遇的曙光，张三的利益为先的价值观马上显露出来，“我”对张三的仕途无任何利用价值，张三就毫不容情地疏远我，遗弃曾经的友谊就像丢弃一块用旧的破抹布。这时候机关办事员、头儿等对张三有利用价值的人马上又成了张三的莫逆，“利益法则”是张三这种人进行人际交往的基础，有用的人就是朋友，没用的友谊就是破抹布，毫不掩饰。由此，我们知道张三这种人靠了什么手段挤进官场。与之相反，“我”人际关系的出发点是情感因素，所以，当张三的价值观与“我”发生冲突的时候，“我”深感受了伤害，并且一再试图去接续友谊，始终不能理解张三对待友谊的态度，从这点也就明白“我”为什么一直在官场之外了。但无论张三还是“我”都是尴尬的小“蜗牛”，一方面“我”还在机关继续寻着跻身官场的机会，得不到机会也依然在愤世嫉俗，包括对张三的认识都有私己的成分在里边。另一方面，虽然张三靠着人际关系“利益法则”的利器敲开了官场的大门，但是副乡长算个多大的“官”呢？官场对于张三依然是城堡，依然壁垒森严，他还要像“蜗牛”那样爬。这篇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挖掘出张三这样的小人物跻身官场的根本原因。

再比如《要求进步》一文，主人公的交往干脆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我”和张**乡长打麻将，张三总是输钱，不久张三被破格提拔成乡长；我和李四陪着张三乡长打麻将，李四总是输钱，不久李四被破格提拔为乡长。在这里，张三、李四这样的小“蜗牛”深谙人际关系的“利益法则”，也都把这法则直接变成了冲击官场“城堡”的敲门砖。打麻将是这些人人际交往的手段，利益交往才是这些人人际关系的根本。尽管本篇描写生活有些夸饰，但是我们考察一下周围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呢？答案不言自明。

或许“蜗牛”自有“蜗牛”的哲学吧，利益关系成为他们人际关系的基础时，我们无法想象这种人进入官场会给百姓带来多少利益和福音，这就是李国新官场小说深刻的批判精神，不留痕迹，却给人思考。

其次，“官本位”思想是官场“蜗牛”们无法飞跃的心理壁垒。

任何社会都有“阶层”意识，不管是否愿意承认，这种意识都在潜移默化地起作用。“官场”本质上也是一个阶层，是普通百姓不甚理解或者不太了解的阶层，官与民总是无法站在同一阶层说话、办事、看待问题，这是由各自生存环境决定的，官看待民的眼光与民看待官的感觉总是不同。作为一个特定阶层，官本位思想是它的专有意识。

关于“官本位”这个概念目前还没有权威性解释，“百度百科”作了这样的界定：“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至少包括了这四点内涵 ：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这里解释得十分明确，社会上有一种衡量人的人生价值和社会地位以官阶高下为标准的心理，那么，这种意义的“官本位”意识就成为一些已经身处官场的“蜗牛”们追求成功人生的心理基础，任何与权力等级相关的因素，比如身份、地位、官职内容都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位置》一文对这种“官本位”心理描画的入木三分。一个乡政府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应该算多大的官职呢？仅是这样在别人眼里几乎算不得官的“官”，文主任，武副主任却不容任何将“主任”的头衔随意戴在小办事员头上，最后搞到为了让外来办事人员明确他们的身份，“文主任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如何转变作风，加强岗位责任制。会后，文主任吩咐张三：‘张三啊，你根据我们各自的职责，起草一份责任制吧！’”文主任的目的不言而喻，而后“过了几天，三人的办公桌上方，都分别挂上了主任、副主任、办事员岗位责任制，相当醒目。”看似可笑，实际生活中这种内容往往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却无法说出口的东西，我们问一下自心有没有官本位的思想？这里文、武两个主任这种与民没太大区别，算不得官的“官”，已经在官场内外爬了很久，知道“爬”的滋味有多么艰辛，于是把到手的“官位”看的格外金贵，格外关注当“官”的感觉，因为那是他们人生价值的标志。对这种“蜗牛”的心理细致刻画，凸显了李国新先生观察生活，体验官场人物心理的高超能力，对充实新官场小说内容价值重大。

另一篇《官话》写的更直接，座谈会上大大小小领导的发言耐人寻味，都要体现出一定水准：一方面要照顾到职位在自己前边的“官”，另一方面也要在自己的下属面前明确自己的位置，都是冠冕堂皇的言辞，表面上是溜须拍马的表演，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唉，官话啊，官话！”但骨子里他们愿意要这样的官话，因为其中充斥着职位序列尊卑排序的意味，涉及到他们官职地位，涉及了他们的人生尊严，这样的官话对他们的价值是无法言说的。李国新先生敏锐的目光洞悉了这一切，笔锋直指官场“官本位”的本质根源。

再次，“看法”是官场“蜗牛”难以逾越的“墙”。

“看法”，顾名思义，是指一个人或一些人对某个或某些人与事所持的观点和见解。在国人这里，一般来说“看法”与“成见”这两个词往往意义不是很明确，时常说到对某人有了“看法”则意味着是抱了“成见”，或许干脆就是偏见。在官场，假如上级对下级有了“看法”，那么，这十有**就是下级给了上级不良的认识和印象了，对下级来说也许意味着仕途警报。可是，这“看法”时常又是在无意间留下的，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也根本不可能想到，于是，官场“蜗牛”们都害怕这“看法”，对他们来说，一旦上级对自己有了“看法”，那就像面前立了一堵难以逾越的墙，自己的仕途就再难有出头之日。李国新先生《官病》一文针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十分巧妙的表达。局长生病住院了，“局里该去看望的都去了，唯有财务科的张三科长太忙，抽不开身……张三科长给局长打了个电话，把半年的财务状况简单地讲了一下，就说我琐事缠身，没有及时看望您。局长就说你把工作搞好了，比看我都好。”看起来局长和张三科长的关系十分融洽，都在勤政而且有公心。甚至局长还颇有廉洁之风，“局长悄悄把张三科长叫到了办公室里。王五、李四他们送来几条烟和几百块钱，我说我都出院了就算了，他们说你不收就是有想法，我只得暂时收下了。我想请你退给他们，其实他们的家庭也很困难嘛！”局长无疑是个好干部形象，迂腐的张三科长始终对局长怀着感激。然而几年后，当局长退了休，原来的文副局长成为文局长，张三科长得到提拔，文局长透出一切不可言说的玄妙：只因为张三科长没有看望原局长的“重感冒”，原局长对他有了“看法”，甚至对当时的文副局长说张三科长“水平有限”，“能力有限”，“ 不能再当科长”，多么凶险，这就是“看法”的杀伤力，一件无意间的事给上级留下“看法”就可能彻底断了一个人的仕途生命，这是官场“蜗牛”的可悲之处，随时要看上级脸色，随时要揣摩上级心情，争取事事处处都滴水不漏，才有可能避免上级对自己留下“看法”。这篇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这“看法”恰也成全了张三科长，正如后来的文局长作的赤裸裸的表白：“我本和他不是一条心，他要换的人，我就得要，就得保住。如果他对你格外关心，我们能有今天的共事吗?”这时我们一下子就能感觉出“看法”的威力有多大，难怪知道真相后，“张三副局长心中一颤：幸亏自己当初没有去医院看望局长。”

与此相关的另一篇作品《黑提包风波》写的也很深刻，乡长下乡工作时总是用一个黑提包，这黑提包甚至成了乡长的标志。乡党政办张三因为事物多材料多，也用了一个和乡长同样的黑提包，结果很简单：“事过一年，有人善意地指点张三：知道吗？你无意中得罪人了。张三觉得自己为人处世还可以，谈何得罪人呢？那人指着张三已经半新半旧的那个黑包，就是这个包。你知道吗？在你用这个包之前，乡长是用这个包的，可你开始用这个包后，乡长就没有用了。你知道乡长为什么不用大黑提包了吗？”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很简单，“原因是，这个大黑提包有些雍容华贵，提在手里惹人眼目，像一个大干部似的。”仔细分析同样是官场“蜗牛”的乡长的内心就能明白一切，乡长对张三的“看法”不过依然是“官本位”意识里的等级观念，在这个乡里，大干部只有乡长一个人，岂容小小乡办主任张三摆出狐假虎威的嘴脸？所以这篇小说写得很切实，很细致。醒悟过来的张三“就冒冷汗”，因为他很清楚乡长已经对自己有了“看法”。这里李国新先生写出了官场“蜗牛”的可悲之处，批判的意识非常明显。

最后，“才华”也许是官场“蜗牛”前行的障碍。 李国新先生的官场小说塑造了一些小机关里小文人的形象，他们有才华，却总是郁郁不得志，究其原因则是他们的才华成他们向上攀爬的障碍。《文殇》一文写得很深刻。小文人张三爱好文学，时有作品见刊见报，张三就常拿着作品给领导看，渐渐领导就有了“看法”，不再赏识他的文才。张三公文也写得漂亮，他给领导写的讲话稿和署名调研报告精彩，有新意，有激情，可是他爱到处宣传，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他写的，于是领导更有“看法”，结果就不言而喻了，“张三大约服侍过七、八个主要领导，每当上级或者其它部门想调张三时，领导太惜才了，说张三不能走，张三是人才，我们要用他。所以，张三的出头之日机会就是人们常说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然而当张三变的谦虚起来，再不那么张扬自己了，“领导对他写的讲话稿感到越来越不满意，说讲话稿没有激情了，没有新意了。张三多次将领导的署名文章推出去发表，可就是不能发表。领导对自己的署名文章不能发表，就对张三有意见，说张三的文章越来越没有活力了，越写越退步了。”这时候“张三很快就调到一个清闲的部门当了一个头。”到这里我们看到李国新先生揭露现实的笔有多么犀利，也看到了官场小文人的尴尬处境。因为“蜗牛”般的社会地位而拼命展示自己的才华，以博取出头的地位，却不知领导只要利用他的才华却不要他展示才华，领导心目中这样有才华的“蜗牛”不过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而已，再有才华的工具也只是工具，再大才华的“蜗牛”也不可超越领导，那么才华上超越了领导的“蜗牛”就只能永远作工具供领导使用，否则一旦被提拔起来岂不是对领导最大威胁？直到有一天，这样“蜗牛”的才华被岁月磨蚀净尽，成为庸才一块，即使做工具都不能得心应手了，对领导彻底不构成威胁了，出头的日子也就到了。多么辛辣的讽刺，作家对基层机关生活的深刻认识和体验如此精准，令人拍案。

《署名文章》一文也诠释了小文人在官场的处境，小说中的小文人不能有才华，至少不能把才华在自己工作单位展示出来，文章可能在报章发表，但最小机关，小文人必须“夹起尾巴做人”，这样才有晋升的机会，否则前程暗淡。因为这是在小机关，小文人是爬行的“蜗牛”，头上的领导不正在向上爬吗？他怎可容忍自己有才华的下属爬到自己前面去呢？官场“蜗牛”的世相在这里可见一斑。

综上，在这些小说里，李国新先生刻画了官场小人物，和官场外正拼命往官场挤的小人物，他们都是可怜的“蜗牛”，因为他们实在太卑微，官场的壁垒他们没有足够能量突破，因此他们总是在费尽心思研究官场的法则，也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准确位置。两类小人物正如新官场小说重要作家王跃文先生在《蜗牛》一文中描画的那样：“人就好比爬行在苹果树上的一只蜗牛，它爬的那个枝丫上是不是最后有个苹果在那里等着他，其实早就定了的，只是它无法知道。我们就像一只蜗牛，在不遗余力地爬呀爬，总以为前面有一个大苹果在等着我们，可说不定等着我们的是一个空枝丫。最令人无奈的是这枝丫上有没有苹果，不在于我们爬行得快还是慢，也不在于我们爬行的步态是不是好看，而是早就注定了的。”所以，这些小人物的境遇是尴尬的，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够摘到“苹果”。

纵观李国新年先生官场小说，刻画了官场小人物的形象，充实了新官场小说的人物形象，并且继承了前代官场小说直击现实，批判俗恶的传统，也发扬了新官场小说细腻刻画人物，关注人物内心的艺术风格，写出了自己的特色。本文主要针对李先生作品的题材进行评析，没有涉及艺术风格。不过也想简单地提一下对这些作品写法上的一点感觉：情节不够丰富，有的作品限于平铺直叙，塑造人物不够灵活，比如《文殇》基本是客观表述，没有情节充实，人物生动性就不强。这点与李先生商榷。总之，李国新先生的官场小说十分有特色，相信李先生今后会出更多如此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