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2

反观20世纪，工人阶级的文化形成并非单纯地由工人们自身完成，而是一个丰富复杂的**过程的产物。除了政**的介入之外，无数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化人、律师等介入工人的运动，共同为一种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从**的角度看，阶级的形成也与对立面的确立密切相关。新工人群体的文化状态与这一过程的终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上述意义上，这部著作不但从**常生活和制度安排等各个方面描述新工人的客观存在，还通过展现新工人的生活世界，探索在他们的感受、意识和判断中正在积聚的群体自觉。新工人渴望提高工资，拥有住房和劳保，家庭团圆，获得与城里人一样的平等待遇，并用炒老板鱿鱼的方式（用工荒）表达自己的抵抗。在本书第十四章“用工荒与新工人的形成”中，作者将“用工荒”描述为“企业、**和打工者进行较力的一种表现”，“是弱者的武器，但是在运用这种武器的过程中打工者会加深作为工人群体的一种认识，这也是新工人群体形成的一个过程。”打工者的抵抗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打工短期化，根据调查，新生代打工者的平均工期已经从三年一换向一年一换发展。作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打工者换工作的**例中，被老板开除只占少数，大多数打工者是因为工作条件差、劳动保护差、工作无聊和谋求更好的待遇或技术提升而离开的。还有一些工人出于对工作性质的道德判断（如一些造假制假的黑心工厂）而选择离开。这种灵活选择工作的方式当然有其客观条件（如更多的工作机会），也实际上带来了对自身的伤害（在提前离开的条件下，劳动合同法的保护条款形同虚设），但其中蕴含的抵抗却是推动劳资关系改变的动力之一。新工人的抵抗也在文化上产生了自己的成果，那些源自新工人的写作、音乐和**形式（如打工者博物馆）正在为这一群体的形成提供文化支持。然而，在新工人群体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很难发现20世纪曾经出现过的那个活跃的**进程。新工人群体的称谓本身似乎暗示了其形成的宏观条件与上个世纪的**进程之间的重要区别。

新工人群体在**领域的沉默状态是当代中国**生活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相较于近年来受到极大关注的“新穷人”群体，新工人群体的这种沉默更为令人深思。根据鲍曼的《工作 消费 新穷人》一书的解释，“新穷人”是“消费**里的穷人”，或者说是那些为无力消费而苦恼、羞愧和自惭的人物。他们大多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或技术水平，生活方式与一般白领无异，却与新工人一样，处于城市的边缘。“新工人”与“新穷人”同样是资本**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中的产物，他们共同构成了“穷人”这一概念的两面，前者是资本**生产过程的产物，而后者则是消费**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前者在反复出现的用工荒、广本**、**康工人**中显露自身的力量，而在**伯的反抗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莫斯科街头和中国的网络媒体尤其是微博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后者的身影。“新穷人”的身份归属很不确定，**诉求也更加多元，但其**动员的能量却大大高于新工人；新工人在“世界工厂”的创造中贡献最大，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诉求和抵抗，但他们的自我意识难以像“新穷人”那样借助于媒体形成广泛的**动员。但我们也可以想见：一旦新工人在**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的**图景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新工人在**领域的缺位是中国**体制危机的最深刻的症候，因为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宪法原则早已土崩瓦解。

新工人在**领域的无声状态不仅是文化、教育及技术背景的落差造成的，也是一个重构阶级关系的**过程造成的。工人阶级的转型不仅涉及物质、法律过程，而且还涉及道德和**过程。从宏观的角度说，这些过程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有时是突进）中展开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作者使用“打工者群体”而不是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另一原因，即新工人与过去的国企工人的区别与对**。不仅在物质待遇、道德标志上，而且也在法律和**上，打工者与老工人阶级有着截然不同的位置。当代中国**转型涉及工人群体的两个方面，即新工人群体的创制与老工人群体的转型。站在新工人的立场，作者认为“对**过去的国企工人而言，过去的国企工人有国家工人的编制，享受国企工人的各种待遇，而现在的打工者虽然在工作性质上是工人，但是却享受不到过去工人的待遇。”这一区分延续了有关城乡身份的思考，即新工人并不享有“过去的国企工人”的待遇—这里使用了“过去的”作为定语，因为现在的国企在招募工人方面与跨国企业或私人企业差别不大，即便新工人进入国企，他们也不同于老工人。但两者的区分并不只是停留在待遇方面，而在**方面。老工人生活和工作的是单位，一个微型的小**，而打工者的生存空间却是单纯的为资本增值而保持再生产的生产机构。在单位中，人并不仅仅与单一的资本发生关联，单位内部发生着人与人之间的持续的**、文化、经济、亲缘的关系，也产生着劳动者参与的各种可能实践（单位制度的演变及其与******制度的关系需要另文讨论）；而在**康这样的工厂中，人与人之间并不**，他们每一个人只是单一地与同一资本**。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发生在生产场所之外。就今天的情境而言，我们在**代表大会、**协商会议和中**产**的各级代表机构中，很少看到新工人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与资本连体因而也只能被资本所代表。资本与权力垄断着中国的基本**机构并不是偶然的，这一**现象正是适应市场经济形成而产生的法律变革和**变革的产物。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工**利的问题现在主要的不是一个宪法和**问题，而是一个法律权利的界定问题。

劳动的商品化不是资本**市场发展的自然产物，脱离了与这一市场经济发育相适应的国家介入（包括法律制定、政策和**行为），我们不可能理解雇佣劳工的形成。[ Margaret Somers, “Class Formation and Capital**m: A Second Look at a Class,” E**opean Jo**nal of Sociology, 37(1), 194, 1996.]李静君特别强调新法律的制定与劳工状态的关系，她指出“除了服务于经济改革的需求之外（保护私有产权，契约、执照认可），这些法规还规定了不同**群体的权益，制度化**冲突的调节，并不经意间扩展了参数内公民的法律权利。上世纪90年代颁布的《工会法》、《劳工法》以及《保护妇女权益法》都对工人阶级具有重大影响。此外，包括劳工争议仲裁、**保险、最低生活水平、失业救济等在内的一系列覆盖工人各方面生活条件的**规则和**政策也得以颁布”[ 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载《当代中国**分层:理论与实证》, 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如今的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私有产业中私人资本（海外及国内）和农民工之间，同样存在于经理制改革后的国企经理和老工人之间。劳工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剧增，但不再是在企业层面上被基层**组织以个人命令的方式加以处理，而是借助一套外在、普遍的（法律）**。尽管国家的执法能力还远不理想，但至少已经开始将阶级冲突引入一个新的、扩展的法规领域，为工人确立其权益并为之斗争提供了新的法律诉求的维度。”[ 同上。]除了上面提及的几项法律之外，当代劳资冲突也围绕着《劳动合同法》和《物权法》的相关条款而展开。

法律**对于新工人群体的意识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也将工人群体的斗争**在法律的框架内。法律斗争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就新工人与老工人的区别而言，后者的**地位更是一个**过程的产物。在1949年以后，一种具有清晰的**意识的工人阶级的存在是中国**生活的基本要素。作者引证的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的****国家。……”；第二条规定：“中华**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在理解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时，需要同时理解有关“一切权力属于**”的宪法原则，即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与一种普遍的利益密切相关，它不是为少数人或工人阶级自身而设定的。在****时期，工人阶级的待遇是与这一宪法权利—尤其是生成这一宪法权利的**过程—密切相关的。不理解20世纪的**过程和**文化的生成，也很难理解这一宪法原则的诞生。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阶级话语的消失、传**工人阶级的消亡和新打工群体的制造为这一宪法原则的空洞化提供了解释。法律**通常集中于个**利，围绕法律正义的斗争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会转化为有关**正义的斗争，例如2003年由孙志刚案件而引发的废除收容制度的斗争，以及为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而展开斗争。换句话说，法律正义与**正义存在着交叉点，但在多数情况下，法律正义只涉及个**利，而不涉及有关一个**及其形态是否正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