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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19日，乡下人沈从文乘坐完了当时所有的交通工具、还兼着步行，花了整整十九天的时间，完成了2328公里的长途旅行，最后在那辆老式火车烦人的“哐当哐当”呐喊声停止了之后，终于来到了北京城。
历史永远是一脉相承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离乡漂泊的原因或许各不相同，但那换个环境发展自我的目的，应该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伴随着人类文明而诞生的城市，越来越无情地垄断了单个人发展和升迁的诸多可能。一些个不甘于命运摆布又还有些自信的乡下人，就像沈从文这样，抱了个天真而又执着的梦想，大胆地离开故乡，千里迢迢地奔大都市而来了。
沈从文是直接从湖南湘西极偏僻的保靖小城奔北京来的，在那小城时，作为陈渠珍身边的一个书记员，他替“湘西王”保管着一大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书籍、古画、古瓷和铜器，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
正邪相兼、连跨三个朝代的湘西山大王陈渠珍，后来被人将他与当过袁世凯第一任总理的熊希龄、连同后来成为文学巨匠的沈从文，一起称为“凤凰三杰”。这位乱世中拼杀出来的一杰，不仅是擅长山区作战的高手，对于诗书、古玩也情有独钟。因为这方面的兴趣和雅好，陈渠珍对当时已然初小文化，且读过《辞源》、《史记》、《汉书》、以及一些西方小说、一些宣传新思想的报刊杂志，又听过一个进士谈“宋元哲学”、“大乘”与“进化论”的沈从文，便比较地喜欢和器重了。
如果，沈从文就这么跟着陈渠珍干下去，结果很可能就如他1931年动笔的《从文自传》里回忆的那样：“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有些财产的商人女，我一定做过两任县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还学会了吸**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这里，沈从文所说的“命运的折磨”，其实是他生活的理想与他的军人生活之间发生了矛盾、产生了距离，而这矛盾与距离的产生，又全因为他从军以后养成的嗜书如命的积习所致。
《围城》说婚姻中人，进去了想出来；外面的又想进去。其实在生活中，“围城”这样的现象实在太多。在命运安排沈从文在学校读书的11年（5——16岁）里，沈从文从来就不曾认真地读过书。
五岁时，他就上了私塾。由于年纪最小，总是“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间少，坐在女先生膝上玩的时间多。”而后转到管教更严的私塾，一颗心也“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不断地逃学去享受这些新鲜玩艺。
直到13岁，沈从文插班进了新式的文昌阁小学就读，因学校不用背诵经书，老师也不随便体罚学生，同时也不必成天坐在书桌边，每星期还放假一天。这样的读书，沈从文虽不再逃学，可他还是感到“在那学校照例也就什么都不曾学到”，每天上课时照例去上，放学时常常绕很远的路，去看城里城外的许多新鲜有趣的人事。
作为沈从文的邻居、又曾是同他一般天天走着同样路程去上同一所小学的作者，在这事上可以作些说明：
文昌阁小学，坐落在镇竿城南面南华山的山脚下。沈从文的家，正好在学校对面的南门沱，中间隔着一道用糯米拌着石灰砌成的红石块城墙、一条小河，及河两旁的两条小街，然后再是一段不太长的坡路。
要经过的这些，都非常的小巧精致，实际路程也就三百米远。可因为这一路都是处在城里城外的交通要道上，沿途自然十分的热闹，除了一路去两旁各色的商铺，还有卖“百糖饺”、“雲片糕”、“灯盏窝”、及“小糖人”、“葵花仔”、“酸萝卜”等等各类的小贩，再加上一场木偶戏、几个逗蟋蟀逗鸡的雷台，一些拉二胡、唱苗歌的快乐人和一些在门前下棋看棋、摆龙门阵的闲汉，确确实实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生活画卷”，到处都透着一个“趣”字。
如果直走的沿途看得腻了，往西可从西门进城，往东可从东门进城，城中东西南北两条直街，无论从哪儿走回沈从文的家，都只有几十户人家的路程。抄远路之后，沿途的人文景物虽然大同小异，但其中还是各有侧重，一个“趣”字，却总是牢牢地镶嵌在其中的。
也正因为如此，对这一段时光里的生活，沈从文后来在自传中说：“若把一本好书同这种好玩地方尽我捡选一种，直到如今还觉得不必看这本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却应当去读那本用人事写成的大书。”
这样的日子于沈从文其实只有两年多，到他15岁时，刚升入高小的沈从文，在继续读书的同时，征得母亲的同意，参加了当地开办的一个预备兵技术班。
这次预备兵技术班的训练历时八个月，期间沈从文参加了三次补当地守军缺额的考试，均末被选拔上，直到第二年——1918年8月21日，预备兵技术训练班结束，家里又因父亲逃亡己完全衰落，加之母亲认为沈从文不易管教，就让他辍学参加一支由亲戚杨再春带领的土著军队，开始了16岁小青年的军旅生崖。
人的兴趣就有这么奇怪，命运安排他专心读书时，沈从文不爱读书；当命运让他去腥风血雨中讨生活时，他却又变得嗜书如命，成了书迷，从《秋水轩尺牍》、《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昭明文选》，到《辞源》、《史记》、《汉书》、以及一些西方小说、一些宣传新思想的报刊杂志，沈从文见到书就想看。
总之，沈从文步入军营之后，不久就从一个厌烦读书的人变成了一个见书就想读的人。这事看起来有些奇怪，其实世上的事情大多都这样。结果呢，嗜书如命的沈从文慢慢地就成了一个方面的人才。
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大动荡，许多“有识之人”差不多一致认为是武人造成的。这结果，是武人形象的每况愈下，遭到贬斥。于是乎，武人的专政、乱政的说法被普遍认同，“去兵”、“ 废兵”的呼声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文人自然让人抬举起来。在当时民众的眼里，学生自然要比大兵强出一百倍。这是当时社会中读书人的一种普遍认同，己然成为书迷的沈从文，对此当然更是身远心近。在面对学生时，他从内心感到艳羡和羞惭。
因为越来越多的阅读，沈从文与身边人渐渐变得不尽相同；日益增多的阅读，沈从文的“幻
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而对于生存意义的追求，也不同于周围的人。他开始“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色光，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于是，他不想成一个地方知识分子或乡绅，而总是想着能有另一种生活——能脱去军装，去新世界里做一名学生。当这样的想法日益热烈时，碰巧又发生了三件看似无关却紧密相联的事情。
就在他来北京前的两个月，“因气候变化无常，且工作太劳累，沈从文得了一场热病，”这一病就是40天。刚刚好转，好友陆弢在泅过新涨河水中为岸边漩涡卷沉淹死。
在沈从文生病时，陆弢没少照顾他，待他病好了，陆弢却离开了人世。一个比自已还强壮、还年轻的朋友，转眼就这么没了。命运这般的无常，这般的残酷，让沈从文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由此他“痴呆想了整四天”。就在这时候，他刚好又听到了在北京可以“半工半读”求学的消息。
阅读最有价值的一个结果，就是让人变“呆”、变“愚”，变得充满幻想，即成了所谓的书**。世人、特别是功利意识重一些的人，总是自以为是地嘲笑这些书**。
殊不知，这些表面看似“呆”、“傻”人的心灵深处，是在对当下生活的不满、奇怪和质疑，他是在思考、幻想、渴望着另一种新的生活。他这么想得多了一点，远了一些，便与当下隔隔不入了。可就是这种隔隔不入，给他带来了生命的活力、带来了一种为理想而打拼的勇气、带来了巨大的创造力，还由于他这些活力、勇气、创造力为自己带来了一种崭新生活的契机。
浏览一下古今中外的杰出人物成长史，他们中实在有太多的人是从这“呆”、“愚”中走出来的。
就这样，“呆”、“愚”的沈从文，毅然而然地下定了一个让一般人惊诧的决定：
为了独立，到北京去读书！
那是一个热得让人坐着不动也要流汗的夏日，沈从文来到军部，把一份刚刚抄好的文件送给“湘西护国联军第一军”军长、兼任“湘西巡防军统领”的陈渠珍手上后，并不象往日那样行过礼转身离去，而是面带微笑地看着他的军长。
陈渠珍立刻意识到这小子有事，便抬起头来打量着他，意思是让沈从文有话快说。
“我想……”
陈渠珍的眼睛瞪得更大一些，分明是在催促。
汗水从沈从文宽阔的额门上流下来，流过浓密的眉毛，快到眼睛时，沈从文用衣袖擦了一把。
“我想去北京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