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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感觉很准确，北京就是北京，这杨梅竹斜街虽不怎么起眼，甚至显得有些破旧，可它的周围，确实尽是些好去处。
出了酉西会馆大门，向北横跨一环，就是安定门内方家胡同里的京师图书馆。这是中国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家图书馆，里面有藏书5424部、151375卷。当时该馆的实际负责人，正是已然大名鼎鼎的鲁迅。
东走二十分钟，便到了北京繁华的闹市前门大街。在这里，一切还保留明清六百年市容规模，有许多出售明清旧服饰、器物的店铺，各个铺子门前柜台大都金碧辉煌、斑驳陆离又各具特征。
若西走十五分钟，便可到中国古代文化集中地之一——在世界上也十分著名的琉璃厂。在这里，除了两条十字形的街道、两旁几十家大小的古董店，在通往街道的一条条小胡同里，还有许许多多不标店名、分门别类、包罗万象的古董店。总而言之，这琉璃厂，根本就是一个中国文化博物馆。
够了，仅仅这几处，就可以看出这个中国西周时的燕国都城、元朝开始成为全国性的首都、到清末己然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3000多年城市文化和800余载首都文化沉淀的厚重。
每天早上，沈从文与满叔远一起，往肚子里装完那六个烧饼，就一道走出酉西会馆，不是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看书，就是去琉璃厂的书肆学东西，或者到前门大街热热闹闹的文物店铺、商业中心去观看、去倾听。
饥肠漉漉的沈从文，早已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一切，他饶有兴趣、充满希望地同时阅读着“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和“人事写成的大书”，藉此认识着这个中国最大城市的各种景物和人生世相。
走进京师图书馆，沈从文一头扎进书本中，开始追踪着作者的喜怒哀乐，他常常是完完全全地忘了自己，更忘了他所面临的很难生活下去的困境，在书本中，他享受到了困顿生命中一片丰美而充满生命力的绿色。这绿色滋润着他，使他更加勇敢地向前。
该是闭馆的时候了，工作人员会走到他面前，站一会，最后不得不拍拍他年轻的背脊。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很快地站起来，不好意思地笑笑，留恋不舍地离开。有时，他会同满叔远一道去看琉璃厂，去前门的大栅栏，夹在人流中来来去去。
每天，当他回到酉西会馆时，照例是夜色浓稠，食堂已经关门许久。幸好还有早归的朋友满叔远在，早已将几个烧饼、一碟泡菜，放在床前的木桌上。
吃着冰冷的食物时，沈从文总能感觉到友情的温暖，他常常会先搓搓手，像是拿起热腾腾的烧饼一样，然后一边津津有味地嚼着，一边眉飞色舞地与朋友分享白日里的所见所闻，或是一本新的旧的杂书、或是一件明清的旧衣、或是一个秦代的古鼎；最后脱了衣裳，在另一头躺下来，继续不停地说着，仿佛永远也说不完。
满叔远什么时候睡着的，他根本不知道，只知道每次发觉他睡着时，还有许多话没说完。
北京就是北京，不像镇竿城，至多也就两三千人，北京这时可已经有了200多万人口，对于一个独在异乡为异客、还没能融进当地社会的游子来说，最多不过是热闹罢了。
沈从文每天看得太多，感受得太多，想说的也太多，能倾听他诉说的人又实在太少，少得就剩下了满叔远。满叔远睡了，他只能再来看书或者是天马行空地想一阵子。他想的最多的，是读过的书本里的人事，有时也会想起自己的母亲、九妹，还有父亲他们，只是很少来想明天该怎么生活下去。
这一天，沈从文心里惦记着满叔远，比以往回来的稍早一点，好朋友满叔远还象往常一样，给他留一份馒头咸菜在床前的小桌上，没等他回来就已经进入了梦乡。
这个在乡下还算富有家庭的青年，跟了沈从文这么些天，对残酷的现状己然看得非常清楚，他原来那个被沈从文扇起的梦破灭了，根本不再相信俩人在北京还能有什么发展。可是，有一点让他十分不解，往日似乎比他聪明许多的沈从文，这次竟像是生活在梦里，眼看生活快无着落了，还在那里异常天真地坚持什么：
要通过自学，先作一个“自由人”、一个“独立人”，“才能作第二步打算”。
满叔远想唤醒这位世上最要好的朋友，可不管他说的多在理，沈从文就是听不进去，还振振有词地对他说：“远啊，你如果再多看些书，想法就一定跟我一样了。”
多年以后，沈从文还深有感受地向人说起这段艰辛而充满乐趣的往事：“我很快学懂了不少我想学习的东西”，“我可以说是在社会大学文物历史系预备班毕了业。”
这天因为上面有什么人要来检查，沈从文刚看了半天书就不得不走出图书馆，他大胆地换了个方向往西走，沿途问了几个人，走了两个多钟头，竟然找到了琉璃厂，看了一会，心里念着满叔远，匆匆赶回到会馆。
满叔远没有睡，坐在床沿上，似乎在等他。沈从文感觉出来啦，便问询地望着满叔远。冰凉的烧饼还是放在床前的木桌上，满叔远看看他，又看看烧饼，意思是让他先吃。
沈从文拿起冰冷的烧饼，啃了一大口，慢慢地嚼着，又把问询的目光投向满叔远。
“从文，我是想问你，我们就这么象乞丐一样混下去？”
“乞丐？远，你怎么这么看自己，这么看我？”
“难道不是？在火车上，那位不认识的科长给了我们十个银元，后来你姐姐又给了你十个，再后来，收到**长汇来的十八个，还有是你的表弟给了三个，看门的老人给了一个……”
“可我们并没有向他们乞讨？而且，一旦我们有了钱，肯定还他们。”沈从文嘟哝着，声音没什么底气。
“就这样下去，我们能有钱吗？如果是在家里，我们怎么也可以养活自己。”
“远，我不是要活着就行，而是希望懂得很多，学到很多东西。这，你是知道的。”
“象我们这么，东瞧瞧西逛逛，也能学东西。”
“我还真就学到不少。”沈从文说到这儿笑了，问：“远，你猜我今天又看到了什么？”
“我又不跟你去，我怎么知道？”
“就是那家古董店，一下子卖出四只天禄瑞兽的古董店。你猜他生意为什么就这么好？”
满叔远摇了摇头。
“我告诉你，上次其实只卖出三只天禄瑞兽，那第一个出价的，是个‘托’，围在那里先后二个加价的，都是‘托’，他们全是骗子。”
“你怎么知道？”
“我东瞧瞧西逛逛，就看到、知道了。”
“有这样做生意的！”满叔远气得睁大眼睛，朝地下吐了口唾沫说：“真下作。”
沈从文点着头，感慨地说：“看到城里人这么做生意，我就想起了我们的乡下。远，你记得我们那次从麻阳坐船，到高村备货时跟一个妇人买梨的事吗？”
“那一次！哦，我记起来了。四十钱一堆梨，一堆有十来个，太贱了，我们就要买四堆，可那卖梨的妇人却说：一次买四堆，我只要一百二十钱。我说，你刚刚不是说四十钱一堆么？四四该一百六十钱。她说，我心里想好了，谁一次买三堆，就收三十钱一堆。”
“拿乡下的卖梨的妇人跟这城里古董店里的商人比。一个是金子，一个就是狗屎。”沈从文说：“我记得那妇人面容憔悴，家境一定很不好，却不要别人半分钱便宜，只想对自己的心负责，心安理得就是福，要穷便由着命穷就是。可这古董店的老板，穿着丝绸大褂，养得满脸都是赘肉，却一门心事想骗别人的钱，我看这种人活着只怕是很难心安理得。远，这两种人由你挑，你愿做哪一种。”
“这还用说，我当然只求心安理得。”
“我也是。”
“只是……”满叔远想了想又开口说：“从文，做人是不能要别人的半分钱便宜，要对自己的心负责，可你也别忘了，人还要挣钱对自己的肚皮负责，否则就将没人了。”
沈从文听满叔远又提到钱的事，便不啃声，躺下去闭了眼睛睡觉。第二天凌晨醒来后，沈从文看看熟睡的满叔远，想起他昨晚说的话，再不叫醒他，轻手轻脚地下了床，去到图书馆，他一口气看完了郁达夫的《沉沦》，禁不住为里面的一些话语深深感动了。回到会馆，他兴奋地对睡了一天的满叔远说：
“远，我今天读了一部好小说。”
满叔远揉着泪眼望着他。
“我给你背几句。”沈从文太过兴奋，竟没发觉满叔远一脸沮丧，热情洋溢地背诵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远，你听听、听听，写的多好！就象是我们心中的悲号。”
没听见满叔远有什么反应，沈从文这才认真去看他，看到他竟然流出了眼泪。
“远，你这是怎么啦？”沈从文惊慌地问道。
“从文，我怕是不能跟你呆在一起了。”
“为什么？”
“我想了一整天，决定回去！”
沈从文沉默了，呆呆地望着他，好一会，突然冲上前去，紧紧地抱住自己最好的朋友：“远，我对不起你！”
第二天，终于忍受不了北京生活的满叔远，一个人独自转回湘西老家去了。沈从文送他到火车站，看着他上了车，默默地目送着火车远去。
“到时候我一回湘西，一定到高枧去看你和**！”
这是沈从文与满叔远别离时说的话，可没想到，俩人这一分别，竟然是永别。五年之后（1928年），沈从文在他的《船上岸上》中写道：
“十二月九日，是叔远南归四年的一个纪念日。同叔远北来，是四年又四个月。叔远南归是四年。南归以后的叔远，死于故乡又是二十个月了。
“在北京，我们是一同住在一个小会馆，差不多有两个半月都是分吃七个烧饼当每日早餐。天气寒冷，无法燃炉子，每日进了我们体面的早餐后，又一同到宣内大街那京师图书分馆看书。遇到闭馆，则两人就藏在被里念我们的《史记》。在这样情形下，他是终于忍受不来这磨难，回家了。我因无家可回，不得不在北京呆下去。
“谁知无家可归者，倒并不饿死；回家的他，却真回到他的‘老家’去了。生来就多灾多难的我，居然还来吊叔远，真是意料不到的事！
今天写这点东西，是我想从过去的小事上，追想我们的友谊，好让我心来痛哭一次。以前我能劝别人莫以失望而绝望，如今我是懂得自勉自劝了。”
这是后话。满叔远终于走了，正是北京最寒冷的日子，气温竟然可以低到零下二十几度，沈从文却只带来几件单衣，再还有的，就是姐姐赠送的两条棉被。
住房里没有火炉，沈从文只能这么硬扛着，凌晨冒着寒风，匆匆地赶到图书馆，到了晚上，或是图书馆因事闭门，就缩在两床棉被里，吃东西、看书、写字，差不多都离不开棉被。
满叔远不在了，他与会馆里人打交道的更少，因为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要不就在被子里，知道他的人也少。烧饼常常没得吃，有一顿无一顿的，尽管如此，他的表弟黄村生每次来看他，多半都见他在读书。
“吃过了？”表弟问。
沈从文不吭声，只望着表弟不好意思地一笑，表弟没有笑，有点不好意思地掏出几个铜钱来，给他去买烧饼。看门的老头偶尔想起他来，也会送来几个烧饼或馒头，有时会问一声： “小老弟，穿得这么单薄，不冷？”
“乡下人嘛，冬天穿单衣，常时这样。”沈从文挺了挺胸膛说。
“你怎么不找些事做呢？”
“我并不是为吃饭和做事来北京的！”
那为什么？难道是为了来喝西北风、晒太阳。只是单凭这两样，人是不可以活下去呀！老人心里虽这么想，却没有说出来。他活得太久，知道这世上什么样的人事都会发生、而且都有它的道理，于是望着沈从文，笑一笑离开了。
五十七年后（１９８０年），美国一位叫金介甫的学者来北京访问沈从文时，曾这样问他：“您为什么１９２２年（应该是1923年8月）来北京？”
“我想独立。”沈从文微笑着回答。
事也凑巧，就在沈从文来北京的6个月前，1923年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
“娜拉她竟觉悟了”，为了自由，“于是出走了”。鲁迅说完这些，面带嘲讽微笑地望着学生们，问：“娜拉走后怎样？”
知识渊博的鲁迅，提这问当然只是想让学生也跟着想一想，然后能更好地记住他接下来旁证博引了许多之后的预言——娜拉走后的这么三条结果：
一是“终于堕落、进了**院了”，二是“终于回来了”，三是“饿死了”。
以沈从文当时的“条件”，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只能得到这三个可悲结果中的一个。
那么，沈从文又是怎样突破鲁迅的预言，不但熬过来，还成了与他齐名的现代作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