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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望乡把话说到停顿。原以为他的一番说辞无懈可击。偏这边才顿下，那边就撇嘴了。撇得深。撇来话：没想到我纪居正做法官做到几十年了，却轮到今儿个一个外行来给我上一课。我说，老兄，我注意到你把一个有可能干涉案子的**副主任提来又放下，我注意到你把一个“强人所难”又“强事所能”的字眼提来又放下。这说明什么呢？一方面，说明你暂时放弃了直接影响案子进程和判决结果的人和事。另一方面，说明你意识到这个案子的最大问题不是一般人力所能驾驭的问题，从而优先选择了这个话题。算你眼力不错，你总是能抓住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你一向具备这样的眼光。于是，你精心地使用了“精英”、“执行工具”、“有志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实验田”这些个字眼，甚或引用了我才说过的“巨人”与“竖子”的字眼，企图达到诱导我、启发我、激将我的目的。我是该说你用心良苦呢，还是说你江郎才尽呢？放下这些个。你提到了一个观点——一个中心论点——让我起了兴，让我要反击你，那就是一加一等于二而不能大于二。你怎么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这世上除了数学的领域，就不存在**的领域了？至少存在法律的领域吧？法律的领域，特别是法律领域里的刑事领域，是通常以血淋淋的方式警示世人每一桩刑事案都是有一个**影响面的问题和影响深度的问题的。一桩影响面大而深的案子，必然会叫立法者和**都抱定偏向从重处置的态度，否则，就达不到震慑那些个胆敢犯上作乱和违害公序良俗的犯罪分子的效果。也就是说，要想让一般的良民不致成为恶性犯罪的后来者，少不了是要有点儿苛政的，少不了是要用点儿重典的。这还说的是我们所面临的事实的方面。在事理方面，****辩证法里不是说到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么？**者杀一个人，是量的问题。**者再杀一个人，是量的问题。**者杀第三个人，就可能不是量的问题了，而蜕变成了质的问题。质的问题可不是一加二就可能大于二的问题么？在法律的领域，特别是刑事领域，因为其血淋淋的固有性质，一加一必须大于二。一加一肯定大于二。无论是你说立法者不仁也好，无论是你说**不义也罢，像中国这样人口达十三亿的大国，不实行先进的法治而实行落后的仁治，是不可想象的；不保有相对的重典而设想把什么叠加式的有因有果的**犯罪放出重典的笼子，是不大现实的。我这就表明了我的态度，一个既是**又是平民的态度。我这个**的态度跟你老兄一样平民，我这个平民的态度也能理解立法者的态度。所以，别指望我去“改写”什么法律条文，我这辈子注定只能做一个淹没在尘埃里的竖子，而不能做一个一鸣惊人的巨人。
纪居正也说到停顿。
袁望乡却听到语塞。
语塞里忽地一声叫：“如果你试一试把一个必杀的判决改判成一个不杀的判决，哪怕是叫高一级的法院发回重审，就能掉了你一根毛么？”
纪居正一时没有再接话，只摇头。摇头的意思是说我这是碰到一个救人心切却情绪化十足却诡辩劲十足的家伙了。好家伙！你爱听不听：我不能如你所愿地满足你，却可以出人意料地帮助你，我只能做那费力不讨好的一点儿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