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宣传1

6. 论文化宣传

我看完了这样大规模的出版机关，心里暗作妄想，如中国有一天真实行了社会主义，或至少真向着了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走，由大众化的国家办理这类大规模的文化事业，区区小子，得在这样的一个机关里竭其微力，尽我全部的生命在这里面，那真是此生的大快事，大幸事，这样大众化的事业，比之操在资本家的手里，以牟利为前提的事业，又大大地不同了。

（《选》，174页，1934年6月）我们对于上海及全国文化界的工作者，也觉得还要说几句话： 我们文化人在当前爱国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实在还没有能尽我们时代的任务。全国各级教师们，还未站在学生的前面，负起领导学生救亡的责任；从事新闻事业的人们，还在新闻检查制度下，隐匿现实，颠倒是非，没有站在大众前，负起**的领导；杂志编辑及著作家们，尚未做到尽自己的良心，用自己的笔代表大众说话，并指导大众的行动；其他如出版，戏剧，电影等部门的工作者，也未能尽自己的领域内应尽的天职。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耻辱。

（《全》#6，577页，1935年12月）

在民族遭受空前迫害的非常时期，我们不但要起来驳斥“读书救国”的**调儿，同时也要反对“读书救国并重”的折衷理论，可是，这却又不是说立刻把所有的书本毁掉，停止日常的文化工作。救亡诚然已成了一切文化运动的骨干，但大众并不因为参加救亡的斗争就放弃了争取文化权的活动。各部门的日常文化工作事实上是必须跟救亡运动融成一片的。在目前，推荐有价值的新书，排斥各种有毒质的出版物，以及展开各种理论上观念上的斗争，依然是文化人所必须进行的日常工作之一。救亡战士们在万分紧急的当儿，必须暂时丢下书本，但也不是说从此就永不跟书本亲近，他们有时必须借助书本来充实自己。就在这样的意义之下，我们这个最小的刊物（按： 指《大众生活》）仍然继续出版下去，但因为印的份数比以前增加了几倍，为顾到出版者的便利起见，不得不将篇幅缩小。此后所要专门做的是介绍批评新书，及汇编新书月报，供大家读书购书时一点参考。

（《选》，223页，1936年1月）造成正确的**，唤起国民御侮的意识与坚决国民奋斗的意志，文化工作的重要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全》#8，140页，1937年8月）宣传措辞当然须力求通俗化，这要看各地民众的文化水准而定，在甲处嫌深的，也许在乙处倒是浅易，只得照你本乡的情形酌定。（答翟思庸）

（《抗战》第9号，《研究》#3，9页，1937年9月16日）所谓“文化”工作的范围很广，如做教员，做群众教育运动者，做编著人，做新闻记者，做电影演员，做演剧员，做画家等等，都属于文化的范围。把这种种工作的内容和救亡运动联系或配合起来，便是“文化救国”，不一定要参加团体才能干的，虽则有组织当然也有许多优点。

（《抗战》第12号，《研究》#3，19页，1937年9月26日）谁都明白，现代一国和别国的战争，决胜的因素并不限于军事，虽则在战争的紧急时期，一切部门都须以保障战争胜利为中心的目标。所以在战争时期，除军事的前线工作外，经济方面的生产工作和文化方面的教育工作，也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关于后者，只要看日**者每用武力占据了一个区域后，便对大批的知识分子作残酷的屠杀，便可概见了。

文化工作的范围颇广，像一九二六年国民**军中的政治部，对所到的各地民众努力做政治的宣传，以至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等等工作，都可算为文化前线的工作。当时军心和民心打成一片，这种文化前线的工作实有很大的助力。

此外文化的工作大概都是比较偏于后方的工作，虽则它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减低，尤其是在长期抗战中，它的重要性比平常的时候还应该增高。

我在这短短篇幅中所欲具体提到的文化工作有两大类： 一是教育者，一是新闻记者(包括编辑人)。教育者的内容所包的也颇广，学校的教师，民众教育的工作者，乃至到乡村去担任组织农民和训练农民的青年文化人，都包括在内。他们在战争时期中的工作，应在政府所定的整个计划之下，作紧张加速的教育工作，——以抗战救国为中心的基本教育及生产教育。

讲到新闻记者，除了报人要努力于正确的报道以外(在战争时期，正确的报道是特别艰苦的工作)，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要努力为大众筹思怎样具体地来解决当前的紧迫的种种问题。在这紧急的时期中，大众不要听抽象的理论，却都渴望着要有具体的办法，具体的建议。新闻记者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至少他应该要做许多专家的“轴心”；尽推动，唤醒，汇集，提倡等等的责任，由此促成或加速种种紧迫的重要问题得到具体的合理的解决。

总之，战争时期的文化工作应以巩固抗战的基础，及保障抗战胜利为中心。(又例如现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也有很重要的成绩。)

（《全》#7，567~568页，1937年9月）内地需要“文化食粮”的急迫，我们也屡有所闻。上海出版界在战事初爆发之后，因交通发生问题，邮寄尚未开放，所以陷于停顿的境域，现在在运输方面也渐有办法，所以各刊物多进行复刊。如生活书店所出的多种定期刊物——《世界知识》、《国民周刊》、《妇女生活》等——都将复刊，这是可以告慰内地读者的。本刊也因交通较前有办法，开始在内地力谋推广，以飨读者。承先生和你的学校里的朋友们的勉励盛意，我们是愈益感奋而格外要向前努力的。（答汪品三）

（《抗战》第20号，《研究》#3，33页，1937年10月23日）造成正确的**，唤起国民御侮的意识与坚决国民奋斗的意志，文化工作的重要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国民**军北伐时代的所向无敌，五四运动的文化工作可以说是先锋队，由文化工作所传播的种子和**的军事配合起来，才开出光辉灿烂的花。

（《全》#8，140页，1937年10月）根据这个“抗日第一”的唯一标准，凡是有所批判，有所宣传，有所建议，都应该以有裨于争取抗战胜利为前提。

（《全》#8，393页，1938年2月）凡是宣传都含有教育的效用……

（《全》#8，487页，1938年2月）深刻研究和读死书是截然两件事。有些贪懒的人或另有成见的人，恐怕青年起来反对不合时代需要的教育，拼命提倡读死书……

我们一方面需要各部门的学识技能都有人在努力，作深刻的研究，一方面也需要大众化的精神和思想上的食粮。这两方面须兼程并进，相辅相成而不相碍的。……我们要培养专家，同时也需要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

（《全》#8，617页，1938年6月）时代变迁了，文化食粮的内容当然也要变化……

（《全》#9，692页，1939年6月）但到今天，最前线对于文化食粮饥荒的普遍的呼声，与后方大众对于文化食粮的迫切需要，都应该能使文化工作者更感觉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更加兴奋更须加紧努力。

（《全》#9，148页，1939年7月）关于宣传的技术，第一，我们要善于利用机会。茶坊是农民们消闲谈天的场所，也是传播消息的好地方。最好我们能以一个普通茶客的姿态出现，先和同桌的茶客随便闲谈，然后慢慢引入正文。如果我们的话，讲得生动有趣，他桌的茶客，就会逐渐被吸引过来。那时候，我们便可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作抗战的宣传。其次，傍晚的时分，谷场上往往集合着一群农夫农妇在乘凉，那也是作宣传工作最适当的地点。如果我们能编好几只抗战民歌小曲，配合着简单的乐器唱起来，他们一定非常欢迎，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收到很大的效果。

第二，宣传的内容，要力求通俗活泼。事前我们得搜集许多具体的材料；或是前方的壮烈事迹，或是后方的慷慨从戎，或是敌人的残暴行为等等。如果我们稍稍加以渲染，每一个消息，都可成为一篇动人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最容易打动这些朴实的同胞们的心。比较用沉闷的大道理机械地教训他们要有力量得多。在说明这些故事时，千万不要忽略指出故事发生的地点与时间，因为这可以增加故事的真切性，不致使他们以为我们是在向壁虚构。

乡民们难免不问我们现在究竟打到什么地方，这时，我们切不要背诵出一连串他们陌生的地名。应当指出几个特点，而说明这些特点时，必须用他们实生活能体验到的事物作比喻。例如中条山大战，我们最好能用附近看到的山来说明中条山的形势以及军民合作，几次打退敌人的事情。比喻越亲近，他们就仿佛当作自己的事情，印象格外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