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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避免说出他们所不懂的名词，尤其是要注意的。“速战速决”，“政治重于军事”，“精神总动员”等等的名词，他们完全莫明其妙。宣传的内容，尽可以根据这些名词或说明它的含义，但在口头，最好连一个名词都不提。否则，不仅模糊了他们了解的印象，且容易引起他们错误的解释。
第三，我们要注意宣传的对象。普通的农民，我们固然可以把前方壮烈的事迹，后方踊跃从军的事迹来鼓励他们；但是，对一般农妇，孩子，以及乡村中的知识分子领导分子等，就不能运用同一的方式。对农妇，“游击队的母亲”，“作侦探的老太太”，“现代花木兰”等，都是很好的宣传资料；对孩子，则可用教唱歌教游戏入手。而对于乡村中的领导分子，更应当善为应付，处处地方请教他，或帮助他，务使他能完全信任我们，认为我们决不会企图**他的领导，相反地，正是巩固他的领导，这样，宣传工作就能顺利进行。一个暑假，一定会有很多宝贵的收获。
（《全民抗战》第78号，《研究》#3，206~207页，1939年7月8日）文化工作的效力是伟大而深入的，但同时却是比较潜伏的，尤其是短时期内是没有很具体的外形可以看见的，于是有些人甚至看不起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对于文化食粮的运输问题似乎也很少的人感觉到它的严重性。……记者常说，在这抗战的时期，笔杆应该和枪杆联系起来，文化食粮的供应应该和军火的供应配合起来。
（《全》#9，183页，1939年8月）在商言商，对于政治应该有着什么态度，似乎是没有注意的必要。但是我们的这个商业机关和卖馄饨的五芳斋，或卖糖果的冠生园，究竟不同，因为它是文化的商业机关，卖馄饨和糖果是只含有经济性的，经营文化食粮却含有政治性。我们对于政治的态度和我们所编行的书报的内容，和我们所经营的一切书报的内容，以及和我们的作风，在在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对于政治的态度究竟应该怎样，应该弄个一清二白，不应迷迷糊糊像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而且盲人这样瞎来，死的只是他个人的一条命，死了就算了，虽然可怜，影响有限；文化事业却与国家民族的生命交织在一起，责任重大，更是不应该瞎来的。
（《全》#9，302页，1939年12月）我们这一群是共同努力于中国的前进的文化事业……在来年中，对于中国的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贡献。
（《全》#9，315~316页，1939年12月）进步的文化事业虽是很有意义的事业，但却是很艰苦的事业，非有一群有决心为着事业排除万难与艰苦搏斗的中坚干部，是很难坚持的。
（《全》#9，586页，1940年11月）进步是团结的推动力；反进步是团结的障碍物。……文化，也是抗战期间一个重要部门，能否为大多数人提高并普及文化水准，能否得到自由研究的园地，能否朝进步方面领导青年的思想，能否发挥中国与世界的进步**，这种种事实上的表现便代表文化上进步性的程度。
（《全》#9，769~770页，1940年12月）著作和学术的进步发达是一国文化力量的重要基础……
（《选》，245页，1941年6月）关于鼓励学术，有比奖金更重要的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第一要力谋文化工作者的生活安定。……第二要使研究学术者得到相当的自由园地。……第三要不存党派的私见。
（《选》，245～246页，1941年6月）就文化工作的本位方面说，书报的内容应该力避公式化，应该和当前的实际的需要有密切的配合，写的技术和内容的组织都应该注意引人入胜，不要使人开卷无益，索然无味，沉沉睡去!
（《选》，248页，1941年6月）办文化事业机关和办百货商店不同，办百货商店只须有资本就行，老板只须腰包有钱，接收几个百货商店，生意仍可兴隆，文化事业机关则不同，须宝贵平日在广大读者间所建立的信誉，倘接受上述办法，势必丧失其信誉，与其丧失信誉而等于消灭，毋宁保全信誉而遭受封闭。
（《全》#10，360页，1941年6月）文化工作虽艰苦，自有其深远的效果和精神上的报酬……
（《全》#10，144页，1941年7月）文化的事业原是为国家民主谋福利，为人类前途谋进步的……文化一被汉**所利用，令人觉得它的毁灭是一件快事。这种地方愈可见文化事业本身的神圣和高洁。
文化事业的深远伟大的效用全恃发挥真理，启迪理智，使人心悦诚服，而不是用欺骗强迫的卑鄙手段所能窃取强夺的。……这不是很足以警告那些企图利用文化事业以达到欺骗压迫目的的人们，叫他们不要以为只须有钱有走狗，便以为文化事业是可以被侮辱的，便以为办报办刊物是可以发生他们自己所梦想的“不可思议的效用”？
（《全》#10，425页，1941年8月）进步文化事业是集合许多人的心血劳力而一点一滴地造成起来的……进步文化事业，有益于大众，有益于**的文化事业，只有这样的进步文化事业才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一同进步（就另一意义说，同时也是时代进步的推动力）。
（《全》#10，847页，1944年4月）文化教育是近代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全》#10，817页，1944年4月）所谓文化，尽管在各专家有或详或略的定义，但就具体的表现而论，主要的是在言论出版及教育各部门。言论有的是口头的，如演讲，谈话，座谈，及讨论会之类；有的是写出来的，如报纸杂志上的言论等等。出版则属于日报，期刊，杂志，以及书籍。教育则大概就狭义说，指学校教育，在学校中教师所教授，青年学生所研究的都是。
（《全》#10，875页，1944年4月）无论是进步的报馆，或是进步的学校，或是进步的出版机关，或是一个进步的作家或文化工作者，他们的工作目标与成果，都是整个进步文化的一部分。为着一个进步文化机关而努力奋斗——无论是报馆，学校，出版机关，乃至学术团体——为着进步文化的工作而努力奋斗，都是为着整个进步文化而努力奋斗。
文化政策是整个政治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进步的政治政策才能产生进步的文化政策，也只有进步的文化政策，才能与进步的政治政策相配合；就文化政策的伟大效能而论，我们也可以说进步的文化政策是进步的政治政策的先导，是进步的政治政策所以成功的一个要素。
（《全》#10，886页，1944年4月）我们所努力的是为大众谋福利的文化，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私利的文化，所以在思想或理论上我们积极注重于大众有利的思想或理论，反对为少数人保持私利的欺骗或麻醉大众的思想或理论。
（《全》#10，888页，1944年4月）与党派无关系的民办的文化事业，如就出版业说，其间亦略有新旧之分，旧的向来偏重于教科书的出版，在基本知识上虽也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与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运动之接触较少，就这一点说，所含的时代的进步性比较地有限。新的偏重于课余读物及一般读物的出版，与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运动较有密切的接触，因此所含的时代的进步性也比较地浓厚。
（《全》#10，889页，1944年4月）进步文化是有适当性的，我们在今日中国所提到的进步文化，当然要连系到中国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
（《全》#10，890页，194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