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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干”两字极宝贵……我深信无论什么事业，非干到“痴”的程度，决干不好。
（《全》#3，69页，1930年4月）名誉心未尝不可成为督促上进心的一种要素，但是骛名如上海人所谓死出风头者，在个人往往落得有名无实自欺欺人的结果，而社会上的青年乃至一般人之歆羡其表面上的虚声者，亦易酿成虚浮浅薄的风气，不肯埋首做切实工夫，不耐埋首研真切学问，但以窃得虚名，铺张虚场面为得计，其害尤大。摇笔弄舌者对于社会的贡献之不切实，我在上文已说过，而犹有缺憾中之缺憾者，即办刊物最易钓名沽誉，最易为个人做死出风头之工具。我的愿望是要终其身做一个无名小卒，故力避出风头主义，但愿《生活》读者知道有笔名韬奋其人者肯负全责为《生活》努力，肯不顾一切不避嫌怨保持《生活》的公正独立的精神，绝对不受任何私人任何团体的利用或唆使，直到韬奋死后，并不知道此所谓韬奋者究竟姓甚名谁，究为何许人，则我愿望已达，而罪戾可以减少，心神可以安泰。我近来常觉得各依个性所近，以出世的精神，遁世的心愿，不计成败不患得失不顾毁誉而埋首尽其心力死干所能干的入世事业，工作的本身即含有至乐，此外不必存心求得“酬报”，兹因梁先生之诚恳鼓励，敢略道所怀，也可以说是我个人自己对于人生的态度。
（《选》，204~205页，1930年7月）以服务社会为职志者固不拘拘于物质酬报，惟生活费的需要固亦事实上的问题……
(《选》，208页，1930年8月)陈布雷先生曾经和我谈起下面的几句话，使我永不能忘，他说个人对于社会应当多少有一些贡献，但是最大的贡献须是最适的贡献。他说他不愿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不愿勉强担任超过自己能力的职务；他觉得世间最浪费的事是勉强担任与自己性质不相宜的事情。我希望有意应征求的同志对此点要特别注意。社会的事情是要于合作之中分工的，分工的最要标准是各人应依各人的个性兴趣才能而分途努力，这样才能兴会淋漓，把自己和所做的工作融合为一。
（《选》，208~209页，1930年8月）我非资产阶级，我是工读苦学生出身，现在不工作即须饿死，但我除编辑外，还能做教书匠(我原是一个教书匠)，在两方面都不过吃一口苦饭，所以可以随便。就主张言，我愿提倡力求实际工作而不必拘拘于名义与地位之争；就我个人言，去就且无所容心，名义更非所挂意，苟有贤达愿为本刊努力，“余虽为之执鞭，所欣慕焉”。
（《选》，213页，1930年8月）有的能干而也许不愿干，有的愿干而也许不能干，要“能”与“愿”合得起来，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选》，209页，1930年8月)我以为无论何种事业，能干的还要愿干，否则难有责任心；愿干的还要能干，否则难有效率。
(《选》，214页，1930年8月)知识增进不限于读书，而读书实为增进知识之一重要途径。
我国往昔把**分为士农工商，读书好像是士的专利，农工商就好像无须读书。现在的世界潮流是无论你往那条路走，都有读书的必要。
(《全》#3，593页，1930年12月)我个人更无患得患失之心；我目前日夜聚精会神处心积虑于生活周刊社的业务，不过吃一碗苦饭，不办本刊而干别的事，也不过吃一碗苦饭。我不想富，不想贵，本来是穷苦的无名小卒，死去时也只愿是个穷苦的无名小卒，有得为本刊干时，便尽我心力公正无私不避嫌怨的干，干到没得干或不许干时，我坦然欣然滚蛋就是了。
（《选》，298~299页，1931年2月）我常以为人人应该立志作最大的贡献，我所谓“最大的贡献”，不是说人人要做世俗所谓大人物，我以为各人能就各人自己特性所长作尽量努力的贡献，便是他的最大的贡献。
（《全》#5，276页，1931年2月）假定一个人对于他所办的事，已具有相当的知识技能，他在职务方面能否胜任，至少还要看有无两个最低限度的条件： 第一是肯切实的负责，第二是有细密的精神。
（《全》#4，733~734页，1931年4月）鄙人现负全责主持《生活》周刊业务，全副精神尽瘁于此，日夜栗六，犹虞陨越，实无精神时间再参加其他任何机关或团体之事务。诚以凡事不担任则已，既已担任，必须负责，不愿干无力顾问之事而徒拥虚名也。
（《全》#3，662页，1931年12月）我们聚精会神于一种事业，做一年有一年间的贡献，做十年有十年间的贡献，这种贡献便是功效。有了这样的信心，便有向前的勇气，绝对没有灰心的时候。
（《全》#5，477页，1932年8月）不过愿意不愿意干是一事，能不能干又是一事。倘若虽为我愿干而实我所不能干的事，结果是舍其所能而就其所不能，即湮没其所能而败事自败，徒然落得个损公害己而已矣。
（《全》#5，414页，1932年9月）其实做工要吃饭，原是当然的事情，用不着表示羞愧。不过“社会服务”，也占着很重要的位置，那是无疑的。
（《全》#6，695页，1936年6月）我自己做事，没有别的什么特长，凡是担任了一件事，总是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
（《全》#7，132页，1936年10月）一面工作，一面读书——和现实联系起来的读书——这是大家努力求进步的重要途径。
这个途径是大家应享的权利，也是大家为社会为自己应尽的义务。
（《全》#6，724页，1936年11月）我因为要忠于我的职务，要尽我的心力使我的职务没有缺憾，便不得不坚决地保持我在职务上的“**”，不能容许任何方面对于我的职务作无理的干涉或**。(在职务上如有错误，当然也应该虚心领教。)我不但在做苦学生时代对于职务有着这样的性格，细想自从出了学校，正式加入职业界以来，也仍然处处保持着这样的性格。我自问在社会上服务了十几年，在经济上仅能这手拿来，那手用去，在英文俗语所谓“由手到嘴”的境况中过日子，失了业便没有后靠可言，也好像在苦学生时代要靠着工作来支持求学的费用，但是要使职务不亏，又往往不得不存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所以我在职业方面，也可说是一种矛盾的进展。
（《全》#7，164页，1937年1月）到厚生纱厂办事没有几天工夫，穆先生创办上海纱布交易所，他自己任理事长，把我调到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其实纱布交易所里面关于英文的信件很少，每天只翻译几页关于纱市的英文电讯，内容只是数目字的变异，格式都是很呆板的。每月薪水倒有一百二十元，这在我这样初毕业于学校的小子，已不能算少，虽则当时交易所林立，生意兴隆，薪水比任何机关都大，我这样的薪水在比较上仍是很平常的。我倒不嫌薪水小，却觉得我的工作不合于我的爱好。诚然，我也知道初出就业，不能苛求，只得一步一步的干去；也明知重大的责任要从比较小的责任开始。我的不喜欢，不是因为事情的机械，或是事情的小。我后来办理出版业的时候，任何机械的事情或是任何小事情，我都干得津津有味。我只觉得一天那样翻译着几张纱市的电讯，没有什么意义，尤其觉得这是用不着一个什么英文秘书来办的事情。空闲的时候太多，也是使我觉得不安的一件事。
（《全》#7，166页，1937年1月）我对于所做的事还不肯马虎。即如每天所译的纱市电讯，我对于其中的数目字都特别谨慎，总是很仔细地和原稿对一遍才放手发出去，因为我知道这些数目字在我看来虽毫无关系，在做生意的人们看来，错了一个数目字也许就有着很大的出入。我要末立刻辞职不干，否则在职一日，当然要尽我一日的职守。
我对于自己的职务不肯一丝一毫的撒烂污，但同时却不愿忍受任何不合理的侮辱。
（《全》#7，167~168页，1937年1月）我觉得我们做事，要做到使人感到少不了你。这并不是要包办或有所要挟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尽我们的心力把职务上应做的事(这里指的当然是有益人群的事，不是残害人群的事)，做得尽量的好，使人感到你确能称职，为着这个职务起见，不肯让你走开，或至少觉得你的走开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同时我又深信有名无实的事情终于不能长久的。
（《全》#7，176页，1937年1月）我深信一个人的工作的效率，同他的特长和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能善用他的特长和经验，比较地容易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抛弃了他自己的特长和经验而另外去干别的事情——与原有的特长和经验不相干的事情——那在个人是自暴自弃，在国家和社会也是一种损失。这当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改业。有些人觉察到自己的能力更适宜于某种新的事业或职务，于是抛弃原有的事业或职务，这是对的。我们各人都该求得最大的贡献。所谓“最大的贡献”，我的意思并不是指什么夸大狂的心理，不是说要和什么别人比大小，却是说自己对自己比。你自己能善用自己的能力和适于发展自己能力的环境，这样的贡献，比不能善用自己的能力和适于发展自己能力的环境，当然是要大些；你如能尽量善用自己的能力和适于发展自己能力的环境，那在你便是最大的贡献了。各人的能力虽有大小，但是依这样的意义说起来，无论何人，除了有害人群的事业外(倘若这可称为事业)，各人都可有各人的最大的贡献。竭智尽力求得这种“最大的贡献”： 这是人人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应负的责任。
（《全》#7，260页，1937年1月）我向来觉得脑子不大够用，总希望多吸收少发表，除在自己所干的刊物外，不敢在别处多噜苏。
(《选》，231页，1937年9月)凡事要做得好，必须是自己愿意做的事。
（《全》#8，176页，1937年11月）怎样献身于国家？……献身于国家是要各人尽各人的能力来贡献国家，而能力的大小与部门的殊异却是各人不能完全相同的。大概说起来，我们要努力使主观的能力与客观的需要配合起来，客观的需要有种种，但是各人的能力却有一定的限度与类别，我们只能选定其中为我们自己力所胜任的做去。当然，有时我们自己的主观能力宜做某事，而在选择上却不一定就能得着某事的机会，那只有选定其次的去努力，同时常常留心更适宜的机会。……倘若自己觉得自己的能力是近于这类的工作，就应该努力做去；即使自己想改业，在未得到更适宜的工作以前，还是要负责任地干，等到找到了更适宜的工作再辞去。
（《全》#8，14~15页，1938年2月3日）徒有空泛的大志而不肯认真做切实的事情，或虽做而不肯用心，不肯细密，认为小事不足为，不屑为： 这是一般青年的毛病，而有待于时常纠正的。
……简单说起来，在切实做事方面，不要忽略小处近处；在诚恳做人方面，却要常常看到大处远处，胸怀要扩大，眼光要深远，才不致终日钻在牛角尖里，把力量分散于鸡虫之争或个人意气的小事上去。
（《全》#8，566～567页，1938年5月）研究自己的特长所更为接近的专门学问，当然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有更大的贡献。
（《全》#9，17页，1939年1月）不论是站在任何岗位上的工作者，他决不能放弃进修的机会。时代是进步的。如果抛弃了进修而专事工作，工作的效能就会逐渐降低而至于落在时代的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