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服务对象

2. 论服务对象

什么是民众?这虽没有一定的界说，我以为搜括民膏摧残国势的军阀与贪官污吏不在内；兴波作浪，朝秦暮楚，惟个人私利是图的无耻政客不在内；虐待职工，不顾人道主义的惨酷资本家不在内；徒赖遗产，除衣食住及无谓消遣以外，对于人群丝毫无益的蠹虫也不在内。除此之外，一般有正当职业或正在准备加入正当职业的平民都在内；尤其是这般人里面受恶制度压迫特甚的部分。

说到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我们以为“力求政治的清明”与“实业的振兴”，都是根本要策。

（《选》，270页，1927年3月）本报（按： 指《生活日报》）旨在力求普及于一般平民，更不得不极力设法减轻读者负担，故应以日出一张为原则，以期成本大大减轻，售价特别低廉。其实编法新颖精审，有一大张，重要消息并不致有所遗漏。

（《选》，80页，1932年3月）其实以中国人口之多，在出版事业的种种障碍排除之后，服务于出版界的人们将要忙得转不过气来!区区十几万份的出版物算得什么!

（《选》，142～143页，1933年4月）文字是推广文化的一个重要工具，所以文字大众化又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文字的艰难，是大众文化一个很大的障碍，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去年冬，教育部积极推行简体字，在这方面不可说不是一个好现象。诚然，简体字还只是改良的办法，大众所需要的还有更彻底简便的文字，但是无论如何，能使字体比较简省一些，比保守着艰难字体总胜一筹。

……中国文字要适应大众文化的需要，非有一番改革不可。

（《全》#6，333页，1936年2月）我以为我们办任何文化事业，都要特别注意广大的群众，都要极力使我们的工作能深入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中国文化界有个很大的危险，那便是“关门主义”，守着千篇一律的宗派的方式，隔膜的理论，不顾到中国大众的现实需要和容受的力量，因此把它的影响范围越缩越小，简直和大众不相涉。文化工作是为着少数人干的呢?还是要为着大多数人才干的? 我们先要认清这个基本问题！

（《全》#6，653页，1936年6月）柳湜先生的文章有个最大的优点，那便是文章的内容充满着实际的“生活经验”，他的这本《街头讲话》就具有这样的优点。解释社会科学的人往往犯着一个很大的毛病，满篇文章里堆满新名词，而内容都很贫乏，尤其是和现实离得十万八千里，使读者感觉到研究社会科学仅是硬着头皮多记些和现实不相干的名词原则，是所谓学者的专利品，不是一般人的事情，甚至不是一般人所能懂得的神秘的东西。柳先生这本书可以打破这个误会，是研究社会科学入门的一本好书。

(《全》#6，376页，1936年6月)我深信这个新文化必然地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是要能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转变到一个新阶段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谓大众的“大”，不是高大的“大”，却是广大的“大”。……换句话说，我们要极力使我们文化工作能影响到大多数人，影响的范围越广大，文化的功效也越广大。

（《全》#6，652页，1936年6月）所谓大众文化，必须领会“大众”这个名词的重要，必须时刻注意到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接受性，同时不要徒然高唱大众文化的空洞名词，必须设计种种具体的方法促进大众文化。民众歌咏会便是很能促进大众文化的具体方法的一种。

（《全》#6，655~656页，1936年6月）我服务于言论界者十几年，当然有我的立场和主张。我的立场是中国大众的立场，我的主张是自信必能有益于中国大众的主张。

（《全》#7，210页，1937年1月）中山先生所谓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界实亦负有此种责任。

（《全》#8，179页，1937年11月）我们一方面需要各部门的学识技能都有人在努力，作深刻的研究，一方面也需要大众化的精神和思想上的食粮。这两方面须兼程并进，相辅相成而不相碍的。……因为我们要培养专家，同时也需要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

（《全》#8，617页，1938年6月）在抗战期间，前方的战士与后方的大众，尤其是内地农村中的大众，都深刻地感到精神食粮的饥荒，所以我们对于精神食粮更需要加以积极的爱护，减除它在生产上及流通方面的困难，不但减除困难而已，更要进一步给与种种的便利。

（《选》，237~238页，1938年8月）我们大家所共同努力的这个文化机关，一向是站在前进的立场，这是同人们所知道的，但是所谓前进，并不是使自己跑开大众很远，把大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能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我们必须使最大多数的群众都能受到我们文化工作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出版方面，不能以仅仅出了几本高深理论的书，就认为满足，必须同时顾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文化食粮的需要，就是落伍群众的文化食粮的需要，我们也要尽心力使他们得到相当的满足，我们深信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最大多数的同胞在文化水准方面能够逐渐提高与普及，这对于整个国力的提高是有着很大的效力。所以促进大众文化，是我们的第一个口号。

（《全》#9，696~697页，1939年1月）务使每一知识分子深知此事（按： 指扫盲工作）重要，除原有之本身职务外，必须对此事有所贡献，始觉对得起国家。

（《全》#9，56页，1939年3月）讲精神生活，当特别注重于文盲的迅速肃清，一般国民教育的迅速普及，通俗化的书报刊物大量编行。国家民族的基本力量，无疑地是建立于最大多（数）**之上。我们不但要努力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而且要做到“有知识者出知识”。提高最大多数**的物质力量与知识力量，也就是提高整个国家的物质与智慧。

（《全》#9，64~65页，1939年3月）我们服务的广大对象应包括整个民族的各阶层。

就另一意义说，我们应顾到最大多数的落后群众。我们是信仰群众的伟大力量的，因此我们深信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的基础是建在最大多数的群众。这最大多数的群众，就目前文化水准方面说，是比较落后，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我们要希望群众伟大的力量能得到充分的发扬光大，是要使最大多数落后群众的文化水准尽量提高。

（《全》#9，674页，1939年5月）我们事业的第一个目标是促进大众文化，这里面应该包括供给多数落后群众在精神食粮上的需要，倘若我们发现我们在这方面还努力得不够，在出书方面自觉地对于这方面的工作加强，这不仅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与目标配合的工作。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无疑地必须注意加紧多数落后群文化水准的提高与普及。这是中国**加速成功的基础，在这方面多尽一些力量，就是对中国**多尽一些力量。尤其是像生活书店向来的发展是建筑在一般的读者（不仅是少数的前进读者）的广大范围的同情与信用之上的文化机关，对于这个任务尤有努力的基础，也就是中华民族对于我们的书店有提出这个要求的权利。这样看来，即就最大的原则说，扩大服务范围的作风，在本质上即是原则上的事情，而不是仅仅技术上的应付问题。当然，我们同时不能忘却对于少数前进分子的服务，可是因为少数与多数的数量上的差异与需要上的广狭的差异，我们在供给的比例上却应该有通盘筹划的打算。

……我们不是因为环境困难，才顾到多数人的文化需要，而不以少数人的文化需要为唯一的对象，就是在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鉴于中华民族大多数人的文化需要，我们也还是应该对这方面特加注意的： 所以这并不是消极的应付，而是积极的开展。

（《全》#9，131页，1939年6月）

诚然，我们是前进的书店，但是在上海和我们同时或先后成立的前进的书店不止一家，何以我们的书店会比较有更广大的发展？这固然有赖于全体同仁的努力，但也在乎我们从开始及过程中就有着广大的社会信任与同情，这是我们的最可宝贵的传统的个性。所以我说，我们在作风上不仅顾到少数的前进分子，同时要更充分地顾到落后的群众要求，要更充分地顾到各阶层的文化需要。这不但不致消灭本店的个性，而且是更能发挥光大本店的个性。

（《全》#9，691~692页，1939年6月）学校周报的内容必须适合大多数同学的实际需要，反映大多数同学的意见和要求。例如关于大多数同学所要知道的消息，无论是个人的或团体的，只须大多数同学所感觉有兴趣而在他处所看不到的，或虽看到而不知其详的，都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又例如有关于大多数同学在求知上可供参考的材料。又例如替大多数同学解释或解决他们所需要解释或解决的各种困难的问题。又例如登载反映大多数同学意见的言论。总之要注意搜集大多数同学所最关心的消息和最需要的材料。

（《选》，68页，1941年7月）通俗化的重要，我们也时常深刻地感觉到，我们希望关于各部门的重要知识，不但要选择精华，配合时代性，而且要能写得深入浅出，人人看得懂。我们的目的虽如此，但是能做到什么程度，还有待于时常注意和继续努力。

（《选》，249页，194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