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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导向
什么是批评？简单说起来，批评就是鉴别一件事情（一物或一人）的优点或劣点。抉出优点的本旨，是要使得这个优点能够永久保存，并且使得别人知所观感。抉出劣点的本旨，是要使得这个劣点不至无改良的觉悟和机会，并且使得别人不至蹈其覆辙。……要知道批评的本旨无论在积极的方面或在消极方面，都是心存好意，欲求存善去恶，不可藉为攻讦之工具，以泄私人的仇恨。明白了这个道理，才够得上说批评的真精神。
……失了批评的真精神，便失了批评的真价值。
(《全》#1，201~202页，1920年12月)韬奋在本刊上所发表的言论，署名韬奋者，由本人负完全责任。其他文字，除“读者信箱”向来声明由投函者负责外，亦由韬奋负连带责任。这种原则本是很普通的，很寻常的，原无声明之必要。但近来有人无端把自己索隐为文字中的人物——尤其是韬奋所发表的文字中居多——直接和创办本刊的同志噜苏，使他们怪麻烦；韬奋又生性戆直，不肯迁就，更使他们怪麻烦。老实说，不佞既负责办本刊，对于言论，当由自己完全负责，每次所发表的言论，并不经过任何人的审查或鉴定。创办本刊的同志有随时叫我滚蛋的可能，但却绝对没有叫我在言论上屈伏的可能。如不佞在言论中有过失，请直接向本人交涉，如有更正之充分理由及必要者，当依言论界的惯例照为更正，否则便请恕其不必多此一举。倘有违法之处，尽请依法起诉，如有应受的法律制裁，愿泰然承当，决不躲避。
(《选》，14页，1929年12月)发了财的**机关，号称民众口舌，只要极简单的做几句模棱两可不着边际不痛不痒的社论或时评，所沾沾自喜者，每年老板可有二十万三十万的赢余下腰包，以不冒风险为主旨，拆穿西洋镜，亦不过明哲保身而已矣!
（《全》#3，51页，1930年3月）我常觉得有许多人立于可为的地位，对于国家社会可有较大贡献的地位，却辜负了那个地位，未免可惜，对于《新闻报》的“新评”与和《新闻报》“新评”相类的《申报时评》 (稍为比“寥寥数语”长些好些)也常有这同样的感觉。这不仅是记者一人的私言，就平日见闻所及，似乎是社会上一般人的意见，所以我敢说这篇出于善意的批评可以算是“**的**”，想主持**的大主笔先生见了不至吹着胡子勃然大怒吧?
(《选》，16~17页，1930年5月)其实要利用自己或他人信誉而干不正当事情的人都未免太蠢。信誉的根源是平日令人敬重的行为所构成，行为一旦破产，信誉的根源立绝，信誉也随之破产，平素敬重的人可一变而为鄙视，那得利用?故利用人者其心诚不可问，任人利用者尤愚不可及。
(《全》#3，239页，1930年11月)对于批评应有的态度，可分为两方面研究，一方面是批评者，一方面是受批评者。请先言第一方面，即批评者。记者以为就批评者方面言，有两点最为重要，一为动机要纯洁，二为是非要清楚。昔贤有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天下无绝对完全无疵的人，也无绝对完全无疵的事，如果存着吹毛求疵的态度来寻衅，吃饱饭专门骂人还来不及!所以批评者宜视所欲批评的问题与社会大众福利有何关系，其目标非对受批评的个人或一二事实的本身存何挑衅的意味，乃全因此人或此事有关社会大众福利而不能已于言。由此作出发点，则意在为社会造福，或为社会除害，其最终目的在此福之得以造成，或此害之得以除去。必有如此之纯洁的动机，方无愧于所谓“民众喉舌”，否则徒成其为私人的喉舌，或私**而已，其成败纯属私人私党问题，与“民众”何与?故动机要纯洁，实为批评者宜注意的第一要点。
批评与谩骂不同，谩骂者可不顾是非，批评者则须顾到是非之分明；好像一架天平秤，一斤还你一斤，八两仍是八两；好像明镜一面，西施现出你是西施，嫫母现出你是嫫母。谩骂徒养成刻薄浮躁之风，而真正合理的批评则可使人养成冷静的头脑，缜密的心思，与辨明是非的能力。故是非要清楚，实为批评者宜注意的第二要点。
其次请就受批评者方面言，记者以为批评者是否出于诚意，只须一读完其文字内容，无论其措辞为和平为激烈，无有不跃然纸上而无可逃避者。受其批评者如觉其动机出于诚意，而所言复能搔着痒处者，则自当虚怀容纳，愈益奋励；即觉其动机不纯，苟其所言不无可取或不无可以节取之处，仍不必以人废言，但求其有裨于我之趋善改过，则亦有益而无损。倘发觉批评者全属无理取闹，则值得解释者不妨酌加说明以释群疑，不值得解释者尽可置之，听社会之公评。我国俗语谓“公道自在人心”，西谚亦谓“真理虽被压倒至地而终能升起”，无理取闹者决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目，自问无所愧怍者尽可处之坦然，不足计较。
此虽就个人地位言之，若处于为**服务之职位者，则对于民间批评，在原理上亦有相通者在，而态度方面尤当注意者，则为在野之言论为民意之反映，虽无斧钺之权，实为众志所归，在当道者往往以有权在手，便可任意摧残，以为何求不得，不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宜利导而不宜强压。当局者宜细察批评者所言内容之为正确与否。苟认为正确，则当局应在事实上予以改正的表示；苟认为错误，则当局应以文字予以解释，或辩驳，在党治之下，党报与党的宣传机关，即负有这样的责任。真理愈辩而愈明，民间即有所误会，其消除方法，莫善于说明。说明能启其思想，开其茅塞，而坚其信仰之心；莫愚于用武力压迫，或以盛气相凌，消极方面徒使全国暮气沉沉，民意无从表现，政轨何所遵循，积极方面反为真正反动者制造民间悒郁愤怨之心理，以为混乱之导火线，则又何苦?
(《选》，18~19页，1931年2月)记者自己也常觉空言无补时艰，常以自己没有实际的贡献为大憾。固然，言论界有言论界的相当功能，言论刊物上所建议的方策有种种方面，乃供有实力或相当地位者的采行或参考，倘建议什么就须自己做什么，那各国报馆都须“一身而百工为之备”，失其所谓报馆的天职和本位了。不过在政治上轨道的国家，反映于**的民众意见，常为当局所虚心容纳，措诸实行，所以有人论现代政治，谓君权政治蜕化演进为议会政治，议会政治复蜕化演进为**政治，其意即政治设施须视**为转移，视言论为具有无上的权威。但这是在政治上了轨道的现象之下的情形。在政治未上轨道的国家里，言论虽亦有其相当的功能，但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于是乎使人觉得“实际”的功能比“言论”的功能大得多，使人觉得仅有言论之为不满。
(《选》，20页，1932年10月)窃以公正言论非有相当之法律保障难以自存。
（《选》，106页，1932年10月）记者深感言论的效力有其限度，其自身亦不能有超限度的生存，例如公开的代表民意的言论，在一方面必须有相当法律的保障，在一方面必须有具有制裁实力的民众的拥护，两者倘均缺乏，尽可朝出版而夕封闭。
(《选》，110页，1932年11月)记者觉得，与其说英国**之能得到自由是由于“政府或执政者之大量”，毋宁说是英国政府对**机关尚比较的知道守法，而民众制裁力之可畏，使政府不敢违法妄为，当然是尤其基本的要素。记者学识浅陋，绝不敢自比拉斯基教授，但在中国法律敌不过枪尖，民众又苦无实力，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在这种状况之下，除了麻木不仁的言论或胁肩谄笑的文章，都难以自存，报的效用等于零，多一报少一报和民族前途民生福利实在没有多大关系。
(《选》，111页，1932年11月)在这个言论思想自由的空调尽管唱得响彻云霄的年头儿，看书也有犯罪的可能，常语谓“书中自有颜如玉”，如今“书中”大可引出“铁窗风味”来!什么时候没有这种蛮不讲理的举动，便是什么时候望见了社会的曙光。
（《全》#5，498页，1933年1月）一般所谓统治者的心理，他们以为只须新闻记者能受操纵，能驯伏如绵羊，便可水波不兴，清风徐来，多么舒服。其实新闻纸上的议论，不过是社会心理的一种反映，它的力量就在乎能代表当前大众的意志和要求。社会何以有如此这般的心理?大众何以有如此这般的意志和要求?这后面的原因如不寻觅出来，作根本的解决，尽管把全国的言论都变成千篇一律的应声虫，“水波不兴”的下面必将有狂澜怒涛奔临，“清风徐来”的后面必将有暴风疾雨到来!
固然，各种事业有光明的方面，往往难免也有黑暗的方面……不过报纸的权威并非出于主笔自身的魔术，乃全在能代表大众的意志和要求，脱离大众立场而图私利的报纸，即等于自杀报纸所以能得到权威的唯一生命，那便不打而自倒了。
(《选》，21～22页，1933年2月)思想而发生犯罪问题（倘若是为大众谋利益的思想），即为黑暗时代的特征;用暴力压迫思想的统治者，实为自掘坟墓的至愚极蠢的行为。
（《全》#5，251页，1933年4月）其实统治者的最笨拙的行为，莫过于想“收买”言论机关，他们不知道别的东西可“买”得来，言论机关是绝对无法“买”得来的，因为言论机关的命根在信用，“收买”就等于宣布它的信用的“死刑”，就等于替它鸣丧钟!
(《选》，161页，1933年12月)当此外患内忧交迫，国事乌烟瘴气的时代，我们的感触只有愤慨；虽有积极的思考和建议，无由实现，等于白说，所余剩的仍只有愤慨，即得这样愤慨下去，于实际上已无裨益；况在如今言论绝无自由可言的时代，即欲公开表示愤慨而不可得。我们徒有空论无用，徒作愤慨无用，乃至即空论与愤慨亦无继续之可能，所以我们此后果欲对民族前途有所努力，必须从实际方面干去。
(《选》，326页，1933年12月)我觉得英国和法国的“民主政治”，倘若比专制国家有不同的地方，最大的特点可以说**的确已得到“纸上自由”了。这所谓“纸上自由”也可以说是“嘴巴上的自由”。
(《全》#5，760页，1934年1月)谈到新闻业，我们很自然地要连想到**的问题：……在苏联的当局以及从事新闻事业者，坦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代，还不能有完全的**。完全的**，须等到没有阶级的社会实现之后才能办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和资本**所侵略的殖民地，只有少数人享到自由言论的权利，因为强有力的言论机关都在这少数人的掌握中，或至少是在这少数人威迫之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却有多数人享到自由言论的权利，因为强有力的言论机关都在这多数人为中坚的政权统辖之下。这两方面不同之点便是一方面是少数，一方面是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