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论“事业性”与“商业性”
在目前,推荐有价值的新书,排斥各种有毒质的出版物,以及展开各种理论上观念上的斗争,依然是文化人所必须进行的日常工作之一。
(《全》#6,324页,1936年1月)我们为保全在社会上的事业的信用,我们绝不能无条件地拿钱,而且我们知道仅仅孜孜于各在个人的圈子里谋解决,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全》#7,265页,1936年8月)我以为公费绝对不应作为个人享受之用,当尽量为公而用。
(《全》#8,60页,1938年7月)赚钱干什么?全是为着事业。我当时和伯昕先生憨头憨脑地立下一个心愿,就是把所有赚来的钱,统统用到事业上面去。……我们拼命赚钱,拼命用钱,但是赚钱却坚守着合理正当的途径,决不赚“不义之财”……用钱也不是浪费用,却是很认真地用到事业上面去。
(《选》,340~341页,1940年3月)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我们在上海开始的时候,就力避“鸳鸯蝴蝶派”的颓唐作风,而努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在抗战建国的伟大时代中,我们也力避**团结的作风,而努力于巩固团结坚持抗战及积极建设的文化工作。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事业性的含义。为着要充分顾到我们的事业性,我们有时不惜牺牲,我们的同事往往为着抗战建国的文化事业而受到种种磨折与苦难,毫不怨尤。但是在经济主面,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仍然要严格遵守量入为出的原则。这里便牵涉到所谓商业性。我们的业务费,我们的资金,既然要靠自己的收入,所以我们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商业性的含义。
这样说来,我们的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应该是对立的。诚然,这两方面如超出了应有限度,是有对立的流弊。例如倘若因为顾到事业性而在经济上作无限的牺牲,其势不至使店的整个经济破产不止,实际上便要使店无法生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机构消灭,事业又何从支持,发展更谈不到了。在另一方面,如果因为顾到商业性而对于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事业必然要一天天衰落,商业也将随之而衰落,所谓两败俱伤。但是我们不许各有所偏。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来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两方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
这样看来,事业性与商业性原来是不成问题的,而竟有人觉得成问题,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也是因为对这两方面都缺乏正确的认识。事业性的维持,必须在量入为出的范围内,否则便是不顾现实,**本店的生存。本店的出版事业,有些部分是有钱可赚的,可以移来补贴补贴蚀本的部分。此外还须多些余利来作更求发展的资金。在这样的范围之内,我们是不怕经济上有所牺牲。倘若超出了这个范围,便是使本店走上关门大吉的道路!不但如此,我们为着要发展事业,在不违背我们事业性的范围内(我们当然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必须尽力赚钱,因为我们所赚的钱都是直接或间接用到事业上面去。
要充分发挥商业性,在积极方面,必须注意“工作第一”。在工作上最努力,最有成绩的同事,是我们的英雄!工作能力最强,办事最负责的同事,是我们大家的宝贝!在另一方面,在工作上拆烂污,成绩上恶劣的同事是我们的害群之马,工作能力不强而办事又不负责的同事,是我们的蠹虫!前一种同事,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我们的商业,都有切实的贡献;后一种同事,对于我们的商业固然只有**的作用,即对于我们的事业,也是只有**的作用。要充分发展商业性,在消极方面,必须爱护公物公财,极力避免浪费。自己的东西知道爱护,对自己的经济知道节省,而对于公家的东西或经济,便不注意爱护与节省,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这是对于团体最不忠,最最要不得的劣根性,我们对于这种劣根性必须尽力铲除。能爱护公物公财的人,对于我们的商业固然有切实的贡献,同时对于我们的事业也有切实的贡献,因为必须在经济上能力避浪费,充实力量,才有发展事业的凭借。这样看来,充分发展商业性,同时也是充分发展事业性。这两方面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起来的。
(《全》#9,682~684页,194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