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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九年（1710），蒲松龄71岁时，不知是什么原因，得以补了个“贡生”，虽然比秀才名气稍好听一些，蒲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得意，所以也没有赋诗作文记下此事。按惯例，补了贡生就应颁给旗匾和发给例金，但此事被遗忘了，以至于蒲松龄不得不写诗去“求”（蒲松龄有《讨出贡旗匾呈》、《请讨贡银呈》和《求邑令支发贡金》诗等，可证）。蒲对这些东西并不十分看重，而是带有赌气并提醒邑令不得**“国例”。他在讨到“匾”之后曾作一诗曰：“白首穷经志愿乖，惭烦大令为悬牌。老翁若复能昌后，应被儿孙易作柴。”（《十一月二十七日，太令赠匾》）明显地把它贬为喂灶之物而已，并不当作宝贝的。
由于他的年高德劭，又有点名气，这年春天，他与好友张历友、**梅都被推举为“乡饮介宾”，并参加了乡饮酒礼的仪式。本来，这种近似荣誉职务的获得也属不易，很可以高兴一番的。不料他见到两位从小长大而命运差不多的落拓朋友，竟又发出一番灰溜溜的感慨：“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
然而，毕竟也有令他高兴的事。首先是家中生活堪称小康，可以供他悠闲地度过晚年。有时他“苦闲拈秃笔，拨闷检农书”（《岁暮》）；有时他斟上一壶酒，自称为“酒隐”（《饮酒》）；有时则与儿孙对酌，享受少有的天伦之乐（《早雪，与儿孙酒瀹腐》）。他过着“梦醒无烦恼，歌呼任徜徉”的“喜忧亦两忘”的生活（《自适》），在《老乐》一诗中更是心满意足地描写他的闲适生活： 架上书堆，尊中酒满，老妻挑菜，小仆捉鱼，孩子可以应对，自己乐得快活（《老乐》）。其次是他的孙子蒲立德在童子试中也考了个第一，取得了秀才资格，对于他这个一生未能得意的老秀才来说，似乎从中又得到了鼓励，希望孙子自励自勉，实现青云之志（《喜立德采芹》）。可惜，他的孙子也只是像祖父一样，“一经终老”而已。
尽管蒲松龄晚年的确有自得其乐的地方，但他的内心一直充满着悲愤与痛苦，那是一种怀才不遇的悲痛。更不幸的是，巨大的打击接踵而来。首先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来就病弱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差： 头发斑白，牙齿脱落，一目失明，两耳聋聩。这些，使他日益感到死神的逼近。接着，接连几个年幼的孙子都因为水痘而夭亡，使他“情不可忍”。此前，他又听到好友王士禛逝世的消息，而此后不久是与他结发56年的老伴刘氏病逝。这些纷至沓来的噩耗，对年迈的蒲松龄的精神是巨大的摧残。尤其是老伴去世之后，他过着“无可奈何人似槿，不能自已泪如丝”的生活，并流露出“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的厌世思想（《悼内》）。他为夫人写的《述刘氏行实》，情真意切，发自肺腑，夫人一生言行，自己满腔感情，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诚如路大荒先生所说：“不只为孺人行述，亦为先生之自述也。”（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谱》）康熙五十三年（1714），又有两个稚孙先后夭亡；不久，再逢毕际有的夫人去世，请他作墓志铭，他的感情一再受到刺激。这年除夕，照例是全家团聚的大喜日子，但因孙亡妻逝，自己又老病缠身，不能不引起无限伤感。对着围炉亲人的笑语，他却“朝来不解缘何事，对酒无欢只欲愁”（《除夕》）。
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初五，蒲松龄率全家祭扫先父之墓，受了风寒，经医生诊治，病情略有好转。上元节这天，他叫人把弟弟鹤龄请来家中作团之会，还自恃身体好，行动不要儿孙扶持。二十二日早上，鹤龄不幸逝世。傍晚，蒲松龄也依窗危坐，无疾而终。一代巨匠，就这样在凄冷时节默默无闻地解脱了人世间的烦恼和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