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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最早的刻本是赵起杲、鲍廷博完成的青柯亭刻本，刻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距作者辞世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赵在《例言》中称“是编初稿名《鬼狐传》。后先生入棘闱，狐鬼群集，挥之不去。……归乃增益他条，名之曰《志异》”；并且声称他只是就篇幅多少分卷帙，已无法考定原来的编目，他删去了“意味平浅者”48条，等等。此本后来几经翻刻，小有异同，对于《聊斋》的流传，功不可没，但擅作删削，也有其毋庸讳言的失误。继之而起的刻本有： 乾隆三十二年王金范刻本，乃“删繁就简，分门别类”将《聊斋》按内容分为26门，收文265篇；同年福建上洋李时宪刻本；乾隆六十年步云阁刻本，分10卷，收文140篇；道光三年（1823）经纶堂刻何守奇评本；道光五年观左堂刻吕湛恩注释本；道光十九年南陵何彤文刻何垠注释本；道光二十二年广顺但氏刻、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光绪十七年（1891）合阳喻焜刻四家合评三色套印本；光绪十二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图咏本，收文431篇，图444幅；道光四年黎阳段刻遗稿本，收有青柯亭本所遗的51篇作品；等等。目前通行的比较完备的铅印本是1963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会校、会注、会评本《聊斋志异》（即“三会本”），收文近500篇。此书1978年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如前所述，《聊斋》是作者用十年左右的时间编成而倾毕生心血修订、润饰、增补而成的。它之成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第二个高峰，是社会发展、文学演变、创作风气和个人努力综合融会的结果。它之所以能有那么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令不同时代的读者所喜爱和赞赏，首先就在于它所表现的站在时代高度、远远高于流俗的卓异思想。它的最早的作序者高珩就说过：“《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聊斋志异序》）《聊斋志异》的“异”，就在于从思想上表达了异于常人、常事、常情、常理的独特的、进步的思想，令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促人深省。不过，封建社会的许多人所赞同的“异”，是圣人说的“君子以同而异”的“异”，他们眼中看到的《聊斋志异》，多是“异之为义”，“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同上）；“其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足以开物而成务”（《聊斋志异·唐序》）；“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虽事涉荒幻，而断制谨严，要归于警发薄俗而扶树道教”（《柳泉蒲先生墓表》）；等等。但作者在《自志》中强调的是自己的“狂固难辞”，“痴且不讳”；强调的是“孤愤之书”，是“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尤其悲哀地认为世无知己，似乎早就预料此书不能为人所理解。所以在最后发出“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的沉重叹息。
我以为，《聊斋志异》一书从思想的卓异方面看，最突出的就是： 它“志”的是“异”，而抒发的是“孤愤”!
关于这一点，蒲松龄的孙子蒲立德在谈到蒲松龄的忘年交朱缃对《聊斋》的评价时曾说：
公（指蒲松龄）之名在当时，公之行著一世，公之文章播于士大夫之口，然生平意之所托，以俟百世之知焉者，尤在《志异》一书。夫《志》以“异”名，不知者谓是虞初、干宝之撰著也；否则黄州说鬼，拉杂而漫及之，以资谈噱而已；不然，则谓不平之鸣也；即知者，亦谓假神怪以示劝惩焉。皆非知书者。而橡村先生（即朱缃）相赏之义则不然，谓夫屈平无所诉其忠，而托之《离**》、《天问》；蒙庄无所话其道，而托之《逍遥游》；史迁无所抒其愤，而托之《货殖》、《游侠》；昌黎无所摅其隐，而托之《毛颖》、《石鼎联句》，是其为文皆涉于荒怪，僻而不典，或恢诡绝特而不经，甚切不免于流俗琐细，嘲笑姗侮而非其正，而不知其所托者如是，而其所以托者，则固别有在也。（《东谷文集·书〈聊斋志异〉朱刻卷后》）
在蒲立德看来，曾被他祖父引为“知己”而有“青眼忽逢涕欲来”之感的王士禛也并非知己，而朱缃才是真正的知音，其表现就是对《聊斋》一书的评价，强调了“孤愤”与“寄托”，而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作者的思想深处是如屈原等辈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应该说，这种把握是比较准确的。
《聊斋》所寄托的“孤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愤”社会之不公，科举制度埋没和糟蹋人才。蒲松龄从小受的儒家教育，最大的愿望便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一生刻苦学习，希望为国家建功立业。32岁时，尽管他在科举道路上已屡遭困顿，但当孙蕙问他仿效古代何人时，他仍然毫不犹豫地以“郭子仪”作答，不忘“他日勋名上麟阁”。不过，残酷的现实一次次给予他沉重的打击，使他从“人生功名须及热”（《奉赠沈惠庵》）走到“骥老伏枥壮心死”（《自嘲》）的地步。到1712年，终于发出“世事年来方阅尽”（《春日》）的觉悟之声。他从大量的事实中认识到科举取士的害人的一面以及科举过程中的种种弊端，从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主持考政的人就像叶公一样，并不爱真龙，世界上其实没人懂得爱惜人才蒲松龄有诗句云“叶公元不爱真龙”（《寄孙树百》其三）、“世上何人解怜才”（《中秋微雨，宿希梅斋》其二）。，因而出现了种种可笑可悲、可恨可恶的情况。
《王子安》、《叶生》借狐、鬼之异，充分揭露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严重摧残。前者写东昌名士王子安被科举弄得神魂颠倒，精神恍惚，以至醉中望报心切，“为狐奚落”，充分展示了落第秀才的复杂心理。篇末的“异史氏曰”写“秀才入闱”的“七似”，神形毕肖，正是先生夫子自道，尤为脍炙人口：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 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之**，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顷刻万绪，想鬼狐窃笑已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床头人醒，宁不哑然失笑哉?顾得志之况味，不过须臾；词林诸公，不过经两三须臾耳，子安一朝而尽尝之，则狐之恩与荐师等。
但明伦评“七似”的描写为“形容尽致，先生皆阅历备尝之言”。正因为作者是亲身经历，感同身受，所以表面的平静之下蕴藏了深刻的愤懑。若与作者康熙四十七年（1708）写的长诗《历下吟》联系起来读，知道所谓的秀才入闱，是在黑鞭的驱赶下，像羔羊一样，任人嘲骂，简直连“俳倡”都不如，对那种“视士如草芥，而不齿人行”的制度，谁能不为之愤怒?
但是，更令人愤怒的是那种无形的摧残。《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最后悒郁致死尚不自知，乃魂从知己，不仅教授丁公子得中“亚魁”，自己也居然“竟领乡荐”。等到他“荣”归故里时，才发现依然“家贫子幼”，自己的“灵柩俨然”，不得不“扑地而灭”！真是“茫茫万古，此恨绵绵”。这个悲惨的故事除了让人为叶生一掬同情之泪外，更多的是激起对摧残人才的考试制度的痛恨。作品中写丁公子中举后，叶生之魂说“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正是作者愤懑之极的心声，表示了他一方面认命，一方面又竭力与命运抗争的矛盾心理。
遭逢不偶的士子既然是“非战之罪”，那么是谁之罪呢?蒲松龄认为是试官之罪。他曾在许多诗里指责试官是黑白不分的**、瞎子，如“益之幕中人，心盲或目瞽”（《试后示篪、笏、筠》），“颠倒青白眼，事奇真殊尤。……翻覆随喜怒，吸呼为弃收”（《历下吟》）。这种思想化为艺术形象注进了《司文郎》、《贾奉雉》、《于去恶》等篇中，为中国文学形象长廊留下了独特的成绩。如《司文郎》写一个老和尚能用鼻子嗅纸灰辨别文章的高下，但他的判断在考场上却完全失败： 他认为“亦中得”的王生名落孙山，而他闻之作呕的文章的作者余杭生却得以高中。和尚只好哀叹：“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鼻盲”之说，实是作者一大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