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流金岁月

孙信 口述 周超 整理

南京长江大桥是一座争气桥，是中国人自力更生建设国家的象征。

我与南京长江大桥

1955年，我从齐齐哈尔铁路局调到武汉大桥工程局党委政治部办公室，给局党委第二书记杜景云当秘书，那一年我23岁。杜书记原来是襄樊（即襄阳）地委书记，当时大桥局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部队，二是铁路系统，三是地方，地方来的干部有许多是县委书记、县长。和我一起从齐齐哈尔铁路局调过来的共5名科级干部，来时武汉长江大桥刚开工。武汉长江大桥是苏联援建项目，苏联派出了20多位苏联专家，当时他们建议采用的管柱施工法在苏联也没用过，想在中国做试验，最终成功了，这是桥梁界施工的**，因为以前人要沉到水下施工，危险性很大，效率也不高，之后人在水面施工，既安全又提高了效率。这种施工方法从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到现在都在使用，当然，现在又改进了很多。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通车前，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工作就已经开始筹备。南京是长江下游最重要的内河港口之一，是华东水陆交通要冲。1908年，沪宁铁路修到南京，1911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因受长江之阻，这两条南北铁路干线只能隔江相望，不能贯通。1918年，北洋政府聘请法国桥梁专家在南京进行建桥勘测，但没有结果。孙中山先生也曾在《建国方略》中规划过南京至浦口的过江隧道，但因许多原因，也未能实现。

1930年，当时的**以10万美元的重金聘请美国桥梁专家华特尔在南京进行实地勘察。可最后华特尔却说此地“水深流急，不宜建桥”。1933年，浦口火车轮渡开通，火车依靠轮渡过江，但轮渡“夜间不渡、大雾不渡、涨潮不渡、台风不渡”，使得铁路客货运输受到很大限制。1949年前后，轮渡运力为每日20渡， 1958年提高到每日100渡，但依然无法满足巨大的运输需求，长江天堑成为京沪铁路的瓶颈。1956年，**批准铁道部进行南京长江大桥的勘测设计；1957年编成设计意见书，1958年开始勘测。

而1957年底到1958年，中国跟苏联的关系闹僵了，1958年，南京长江大桥紧锣密鼓地筹备时，苏联专家撤走并带走了所有资料，而且拒绝供应钢材。当时，南京长江大桥的勘探工作已经开始，二、四桥处的人员力量也已布置下去，工作已开展。后来，中央明确，有苏联专家在，干；苏联专家走了，也要干。要下定决心，克服困难，把南京长江大桥建起来。我当时在局党委当秘书，负责会议记录，局长彭敏召开会议，传达党中央决定，说要下定决心、埋头苦干，一定要把南京长江大桥建起来。当时大家听了情绪高涨，都很激动。1959年6月，大桥完成勘测；1959年9月，**通过建桥方案；1960年1月，大桥正式动工。

为了更好地建设南京长江大桥，1959年初，大桥局党委作出决定，除了政治部副主任戴树芬等一小部分人在武汉留守外，整个大桥局党委都搬到南京，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中去。1959年初，局机关就都搬到南京下关原国民党海军医院办公，我当时任局党委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

到了南京后，江苏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江苏省委书记经常到工地开会，南京市政府也调来几个处级干部协助我们。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也来过工地。党委几次开会传达毛主席指示，一定要自力更生把桥建成。通过宣传动员，每个人都是鼓足了干劲。工地每天晚上都是灯火通明，技术人员加班加点研究技术方案。那时没有苏联的帮助，在技术、设备、原材料上都遇到很多困难。党中央调动全国支援南京长江大桥建设，解决各种困难，满足施工的需要。**指示冶金部作好安排，要求“鞍钢要不惜代价生产出建造**桥所需钢材”。为了生产出这种高标准的钢材，铁道部集中了全国一大批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优秀建设人才专门从事钢材研制工作。虽然在三年特殊困难时期，研制工作被迫搁置，但经过各方努力，最终研制出质量完全符合要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桥梁钢，并在鞍钢正式批量投产，我们都叫它“争气钢”。当时，施工机械也比较少，工人和技术人员想了很多土办法来解决设备不足带来的难题，水上起重设备、35吨吊船等都是自己研发，整个工地施工既紧张又热火朝天。1960年9月，江心桥墩动工时，大桥建设因资金缺乏，建筑材料供应紧张，后来又受“**”影响，工程一度陷入瘫痪，幸而周恩来总理在关键时刻坚决支持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工作，对大桥建设发出指示：不能停工，继续架设钢梁，促使铁路桥先行通车。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大批工程下马，南京长江大桥工程被要求新工人一律精简。后经上报，周恩来总理批准大桥作为特例可以继续招工、**设备，南京市政府则保证了生活物资的供应，施工得以继续进行。当时，生活仍然比较苦，机关干部定量一个月26斤粮，一个月不超过2斤肉，油也很少，年轻人吃不饱就咬紧牙关。当时，商店里卖的饼干等食品很少，买也需要粮票。下关街上有炸春卷卖，1两粮票3个，下班后就排队买几个春卷吃。小馒头1两粮票1个，一般只敢吃3个，吃多了当月粮票就不够了。记得有位叫李芬的工程师回家休假前，在食堂吃饭时，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子问我，他休假这段时间的油能不能给他。那时我在管食堂，想想他说的也没错，就让食堂师傅给他打了几两油。当时，自由市场买不到肉，有的农民晚上会拎点胡萝卜等蔬菜出来卖，我们碰上了就买些胡萝卜，晚上写东西晚了，就在墙根生火，用脸盆煮胡萝卜，放点盐吃。当时，大家都不带家属，回趟家也不容易，回武汉坐船要3天，来回路上就要一个星期。1961年，我的父亲因中暑而离世，我都没有回家见上他最后一面。当时住宿也很简陋，工人都是住芦席棚，那时人的思想很简单，叫干啥就干啥，所有人都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把南京长江大桥建起来。

大桥建设时出现了许多问题，对此，建设者都一个个去解决。记得有个桥墩定位时，我们用800吨铁驳在水上定位，用10吨重型砼作锚，用钢丝绳拉。有次大风来，把钢丝绳都绷断了，定位就不准了，而且钢丝绳绷断不止一次。技术人员一直在找原因、想对策，后来查到原因是风浪一来，10吨砼重力锚没有缓冲，钢丝绳就绷断了，于是换小锚，风浪来了有了缓冲，纲丝绳就不断了。

1960年，位于浦口的四桥处晚上在食堂开大会，突然刮起大风，由于食堂盖得很简陋，风一下就把食堂掀翻了，开会的人都压在里面，很多人受伤，整个南京都被惊动了。我和副局长朱世元晚上8点多钟一起赶到江边，长航的一些船听说是要去救伤员，马上参与抢救，最后送到医院的受伤人员有20多人，南京市领导也都到工地来开会商讨善后办法。

　　1960年，彭敏调到铁道部去了，宋次中任大桥局局长。宋局长也来自部队，曾任师参谋长。他比较严肃，不爱讲话，总绷着脸，一般人有点怕他。他一年四季都戴帽子，夏天再热也都戴着，很多人觉得奇怪就来问我原因。开始我也不知道，后来有次午睡时，我去给他送文件，他没有戴帽子，才看见他头发掉了一些，原来，他很注意个人形象，所以才总是戴着帽子。

　　到1961年，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没什么大问题了，局党委就迁回了武汉，我也随机关一起回到武汉。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这是一座争气桥，是中国人自力更生建设国家的象征。

我是大桥局最早认识彭敏的人

说起大桥局第一任局长彭敏，其实我在来大桥局之前就认识他了。

1946年，我14岁时就在东北参军了，当时在绥化护路军司令部给唐恒部长当警卫员，彭敏是司令员，也是绥化铁路分局局长。

彭敏上大学时因闹**到了延安，一直作为后备干部在培养，延安礼堂他也参与了设计。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他带干部到东北接收铁路，成立绥化铁路分局后，他任局长。当时，土匪很多，彭敏就以部队为骨干组建护路军（现在铁路公安的前身），彭敏兼任司令。我当时在司令部的警卫班里，没事的时候，就到厨房帮忙给**准备个饭什么的。当时**很忙，每天回来很晚，等**吃完饭，剩下的窝头、高粱米饭什么的，都被我们几个警卫员分吃了。

当时，土匪很猖獗，总是抢火车站、抢卖票的钱。护路军有一辆从日军手里缴获的四节的装甲车，听到土匪抢车站的报告后，护路军就开着装甲车去打土匪，我也坐装甲车跟**去过几次，不过，等我们开过去，土匪早就跑光了。护路军还养着马，**们都会骑马，彭司令骑的是一匹白马，很威风。有次马受惊跑了起来，一下子跳到一辆马车上，把我吓了一跳。

我在司令部的时候，因为条件艰苦，长了一身疥疮，身上很痒，当时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办法医治，司令部就叫我父亲把我带回去找点土办法医治。彭司令对我父亲说：“你带他回去想想法子吧，兴许老乡有什么土法子能治能好，在这里就耽误了。”他还说：“等他病好了以后，想回来就回来，不回来也行，他岁数还小，想法子让这孩子上学读点书。”司令部还给我发了3000元东北流通券。

后来，我回到家，采用农村土办法，用硫磺熏，一个多月后竟然好了。后来，父亲就听彭司令的话，没让我回司令部，而是让我在铁路子弟学校读了两年书。读书对我影响很大，当时地区有个铁路文工团相中了我，经常拉着我去演戏。后来，文工团撤销了，我就到机务段去上班，因为念了两年书，就让我当练习生（当时干部的一个职名）。当时我16岁，正好赶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团，单位组织青年学习班，学习后填表申请，我成为第一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后来，机务段指定我当团支部书记，发展团员，1948年底，我所在的团支部被评为全局模范团支部。1949年，我17岁就入党了，1949年之后就到地区党委当干事，1951年初调佳木斯铁路分局政治处，开始在宣传科，后来到秘书科当秘书。记得当年五一游行，要给铁路局写个报告，我一晚上只写了一张纸。当时政治处的袁主任曾是延安《新华日报》的编辑，就告诉我怎么用词，他写了一遍，没用我的词，然后让我抄了一遍，就这样，我逐步培养了写文章的能力。1952年，我就到宣传科当副科长了。那时，干部提得很快，南方解放一批城市，北方就输送一批干部，走一批就提一批。

人的一生真是有些说不清的缘分，1955年，我调到大桥局，让我惊喜的是大桥局局长彭敏正是当年的彭司令。有次我给彭局长送文件，就问彭局长：“您还认识我吗？”彭局长看了看我，想起来说：“哦，你就是那个司令部里的警卫员小孙呀。”

可以说，我是大桥局最早认识彭敏的人了。

1959年3月，南昌赣江大桥工地出了事故，彭局长连夜赶到工地处理，让我抓紧时间给铁道部写个汇报材料，并交代文字不要太多，要把原因和过程说清楚。写之前光听汇报不行，还要多找些下面的人了解具体情况。我就下去摸情况，写了一个初稿，彭局长看后作了细致的修改，又让我重抄重写，我一共写了三遍。他特别让我在最后加上一句：“这个事故，局里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平时抓安全不够，请求给我处分。”并向我强调，“一定要加上！”

1960年，彭局长调到铁道部去了，我继续在大桥局干。1965年，国家三线建设时，一桥处和五桥处共同参加成昆铁路建设，大桥局在德昆县三堆子成立了指挥部，宋次中局长任指挥长，我任办公室主任。后来，我又到五桥处当**，“**”后期，又到沙洋五七干校。从五七干校出来，我到了济南，在三桥处工程队当队长，修建济南祁河大桥。后来，我带了一个半工程队回武汉修建江汉二桥。江汉二桥建成后，就调回广州三处任副处长，修建广东肇庆西江大桥，后又到长东大桥。两年后，又调到南京四桥处任处长，直到离休。

1990年8月，彭敏已离休，他和原来的秘书邱长庚一起到杭州，我当时是四桥处处长，正在杭州领导钱塘江二桥施工，就带彭敏去参观工地。彭敏说不要跟地方打招呼，免得省里、市里一大堆人跟着。吃饭前，我问他：“老局长你会吃，你说去哪里？”彭敏说到了杭州就去魁元馆吃特色面“魁元面”，这是老字号的名小吃。就座后，我们点了三碗面、几个小菜。面的味道很鲜美，是用鳝鱼做的。吃完后，我去结账，一看价格，吓了一跳，要200多元，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最后，邱长庚还出了点钱，算是结了账。

　　彭局长不管是在大桥局还是铁道部，一直为新中国的建设呕心沥血、倾尽全力，他的女儿彭倍勤写了一本书《彭敏的路桥情缘》，记录了彭局长为中国铁路桥梁事业奋斗一生的经历。

再遇西林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应中国铁道部请求，1954年6月，苏联派出第一批专家来到大桥局，带队的是西林。当时苏联专家都住在东湖招待所，有时开联欢会能碰到，不过跟他们说话需要翻译。

到四桥处当处长期间我负责修建了很多桥，其中有座钱塘江二桥。原来预应力施工中用胶管制孔，砼快出凝时需抽出胶管，如果抽不出来就麻烦了，费时费工。到了修钱塘江二桥时，就用波纹管代替胶管，波纹管可随便转向，施工很方便。1990年，西林到钱塘江二桥参观，我带他到工地看看，他看到这个施工方法觉得很新，说：“中国的建桥事业发展得很快，进步很快，修武汉长江大桥时我们是老师，你们是学生，现在你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

　　我的一生与桥梁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一名见证中国建桥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快步成长的桥工，我很自豪。

作者简介

周超，男，1971年生，江苏海门人，国企政工干部，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有大量新闻稿件见于各大报刊媒体，获得过“湖北省企业报新闻作品二等奖”等各类奖项，并喜欢写些散文，许多文章散见于《中国作家网》《湖北作家网》《楚天都市报》《青岛财经日报》《旅游作家》等报刊媒体上。2017年10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个人散文集《我见青山多妩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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