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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欧洲不过是个旁观者，尽可能地远离其争论与偏见，所以感到自己像个从高处观看比赛的人——他本身没有多大技能，却可以时时看出远更有技能者所犯的失误。此种中立的感觉，使我得以欣赏到在这全面的和平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品性差异；这之前欧洲各民族曾被战争弄得四分五裂，如今走到一起，肩并肩地行走在各国这个巨大的聚集场所。然而，最大的差异体现在法国人和英国人身上。和平，使得这座快乐的首都充满了所有阶层和地位的英国游客。他们遍布于公园、美术馆、咖啡馆、酒吧和剧院，总是自己聚到一块，从不与法国人交往。两个民族就像两根彩线，虽然缠到一起却绝不融为一体。
事实上他们始终彼此对立，似乎为不像对方引以为豪。不过每一方都具备特有长处，因而应该相互尊重。法国人敏捷活跃，以闪电般的速度进入某个话题，并突然一跃，便得出了遥远的结论，其推论几乎是出于直觉的。而英国人则没有那么敏捷，不过更加坚韧；没有那么迅速，但对于推论更加确信。法国人的敏捷与活跃，使他们能够在各种感觉中找到乐趣。他们的言行，更多地来自于直接印象而非反省与思考。他们因此更善于交际交往，更喜欢社交场所、公共胜地和娱乐地方。而一个英国人却更习惯于思索。他生活在个人思想的世界里，似乎更注重于自我存在和自我独立。他喜爱其宁静的住所。即使外出时他也以其沉静与缄默，在某种意义上让周围变得有点与世相隔。他独自腼腆地来往着，好像身心都封闭起来一般。
法国人是些大乐天派，他们抓住每一飞逝的好处，纵情于转瞬即逝的欢乐。英国人则太易于忽略眼见的好处，时刻准备对付可能的不幸。无论灾难怎样降临都让阳光照耀片刻吧，灵活善变的法国人会身穿节日盛装，怀着节日的心情出发，像蝴蝶一样快乐，仿佛阳光永不消失；但另一方面，千万别让阳光照耀得太明亮，而要让天空有一块阴云，谨慎的英国人会手里拿着雨伞，不无疑虑地冒险出门。
法国人有着惊人的机敏，能对微不足道的东西加以利用。只有法国人才能花最少的钱去放纵奢侈，也只有他们才能以最少的费用获取快乐。他过的是一种镀金似的生活方式，把每一几尼[ 英国的旧金币，值一镑一先令。]都要锤打成金叶。相反，英国人在服饰和各种享乐上都很破费。不管是实用性的还是装饰性的东西，他的重视程度都根据其价值而定。他对表面的东西并不满意，除非它真的可靠而完美。一切都恰到好处地与他相称。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展示，其里外都是一致的。法国人的住处也像他本人一样，坦然开阔，令人愉快，热热闹闹。他住在大旅店的一处：旅店有着宽敞的入口，地面铺好的庭院，宽大肮脏的石梯，每一层住着一户人家。处处是喧闹不止的谈笑声。他性情乐观，喜欢与仆人谈话和与邻居交往，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就连他的卧室都是对客人们开放的，无论怎样凌乱。这一切倒不是出于任何特别的好客，而是由于他品性中有着起主导作用的、善于交往的习性。
与此相反，英国人却将自己深藏于温暖舒适的砖房里，把它全部据为己有。他锁好前门，沿墙放上破碎的瓶子，花园里搁着弹簧枪和捕人器具[ 尤指用来捕捉入侵私地者的器具。]。他待在树林里和窗帘内，欢喜于自己宁静与隐居的生活，似乎乐意将噪音、阳光和客人挡在外面。房子也像他本人一样，外表矜持冷淡。但是无论谁只要得以进入其中，就会发现里面有一颗热情的心和一只温暖的火炉。
法国人在机智上更胜一筹，英国人则在幽默上略高一等。法国人有着更乐观的念头，英国人有着更丰富的想象。前者十分敏感，不难打动，易于突然变得非常兴奋，但其兴奋不能持久。英国人更冷静一些，不那么容易受到影响，但也能够被激起巨大的热情。这些对立的性情的问题，在于法国人的活泼易于变得像气泡一般空洞，英国人的庄重又易于变得如泥泞似的模糊不清。当这两种品性用某个方法固定下来时——法国人避免情绪激荡，英国人避免停滞不动——那么两者都会显得非常卓越的。
此种品性上的差异，也可以从两国所关心的大事上注意到。热情的法国人总是急于获得军事上的声誉，他为荣誉而战，就是说为了在战斗中取得胜利而战。因为只要能高举胜利的国旗，他对于战争的代价、不公或无用几乎不关心。令人惊奇的是，即便最卑微的法国人也会为胜利的公告狂欢。一场重大的胜利在他看来其乐无穷。看到一位军事高官带回缴获的大炮和军旗，他会一下把油腻的帽子抛到空中，高兴得随时要疯狂地跳起来。
相反，约翰牛[ 指英国或英国人。]是个善于推理、考虑周到的人。假如他做错了事，所采取的也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富有理性的方式。他之所以打仗，是因为世人的利益需要。他是个有道义的人，向邻国开战是为了**和平、良好的秩序与合理的原则。他孜孜求利，为了使商业和制造业繁荣而参战。因此，两国很久以前分别为了荣誉和利益曾展开战争。法国人在追求荣誉中两次致使首都沦陷，约翰牛则在追求利益中让自己负债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