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注意到人们反对科学实证主义[ 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西方哲学派别。]的种种表面形式，是有趣的。达尔文[ 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创立者。]由于发明了理想恰当的词“不可知论者”——它极大地流行起来——而取得了显著成功。但是不可知论作为一种时尚，太过于合情合理了，以致无法持久。于是有了一种东方魔法的谣传（世界怎样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不久，凡是没有更好事情做的人都闲谈起“密教”来——那个给人救助的形容词在客厅里听起来是很不错的。它并没有持续很久，即使对于小说家们也是如此。对于英国人的品味而言，这样的密教太异乎寻常了。有人提出旧时的转桌术和招魂术——它们让人产生朴实的联想——可以用科学的眼光重新予以考虑，这想法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迷信在教授的眼镜里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它建立起实验室，印制出一份份严肃的报报告。一天又一天它的范围在扩大。催眠术给传播奇特之事的人带来了素材，接着便有了一长串蹩脚的希腊文字——在通过实践使其变得完美之前有一点难认。另一个幸运的术语学家偶然发现了“psychical”[ 指“精神的，灵魂的，心理的”。]这个词，其中的P发音或不发音都可以，视发音者的喜好和偏爱而定——科学时代的这些时尚人们是非常自由自在的。“一定有什么道理，你知道。你总是感到一定有什么道理。”瞧，假如你可以根据所读到进行判断，那么灵魂“科学”与中世纪的巫术是不无惬意地携起手来的。据说，对于嘀嘀咕咕的术士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时刻。假如禁止算命的法律，在上流社会也像有时在贫民区和上村庄那么严格，我们就会有一个快乐的时光了。但是要起诉一位“心灵感应教授”是困难的，而他又是多么欢迎替他作宣传啊！

当然我很清楚，所有利用这些言论的人并非属于同种类型。有一种对人的头脑是健康和不健康时的研究，此研究要求得到足够尊重，就像人们对任何其他认真而富有才能地从事的研究一样。它虽然给了无聊和无赖的人机会，但并不反对任何诚实的思想倾向。你不得不尊敬那些深深地专注于灵魂研究的人，他们确信，自己接触到了用普遍接受的生命规律无法解释的现象。就算是这样吧。他们或许正要在无法感知的世界里发现一些东西。就我自己而言，任何这种事情不仅不让我感兴趣，而且我会怀着最强烈的厌恶不予理睬。假如把“灵魂界”所检验的每个奇妙故事放在我面前——其真实性有着不可抗拒的证据——我的感觉（说是我的偏见吧）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对于下一批故事我也会同样厌倦地打呵欠，并把它们置之一旁——不错，还要带着某个反感。“来一盎司[ 约28.35克。]麝香，好药剂师！”[ 语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我说不清为什么自己会这样。比如，对于有关唯灵论的事实或设想我都漠不关心，正如我对待电力最近在机械上的运用一样。**生和马可尼[ 马可尼（1874－1937），意大利无线电报发明者。]可能会用令人惊骇的新奇事物震动世界。他们也会像震动每个人一样震动我，但我随即就把自己的惊讶给忘记了，又变得一如往常。此事简直与我无关，如果明天所宣布的发现被证明是某个记者的错误或捏造，我也毫不关心。

那么，我是一个死板的唯物主义者吗？如果说我了解自己，那么我绝不是那样的人。有一次在与G.A.谈话时，我提到他持有不可知论者的立场。他纠正我，说：“不可知论者认为，在人的知识范围以外‘可能’存在着什么。我对此毫不承认。在我看来，所谓不可知的东西是完全不存在的。凡是存在的东西我们都能看见。”瞧，这使我有几分吃惊。一个具备如此才智的人竟然有这样的观点，我似乎难以置信。迄今为止，对于我自己和我周围世界的解释，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其他的，我都并不满意，以致每天面对宇宙的秘密时我无不为之诧异。鼓吹人类的认识取得成功，对于我似乎比幼稚无知更糟糕。现在，我们依然只知道一件事——即我们一无所知。什么！我能采摘路边的花，并在凝视它的时候感到，如果我了解组织学、形态学[ 二者均为生物学术语。]等等与之相关的知识，我会穷尽它所包含的意义吗？除了言论、言论、言论外，所有这些还有什么呢？是的，作为意见它们是有趣的。而越是有趣，就越是容易激起人们的惊奇和无望的质疑。你会注视着，思考着，直到头脑发晕——直到手中的小花变得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奇迹。没有什么需要知道的吗？那朵花只不过是一朵花，就这么回事？人只是进化律中的一种产物，他的意识和智力，仅仅有助于他对身为其中一部分的自然机制予以考虑？我发现，很难相信这是任何人的内心所怀有的信念。我宁愿认为，人们对于无法解决的问题所生产的绝望，以及或许对假装解决了问题的人所怀有的不耐烦情绪，使他们对一切具体事实以外的事情坚决予以蔑视，最终似乎就有了愚蠢的自我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