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称的不可知的东西,将永远不为人知,这是很有可能的。在这样的看法里,不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悲哀吗?人类有可能存在和消失。整个人类,从那个于世界的黎明在自己可怕的头脑中第一次产生“生命之主”的偶像的人开始,到最后时代处于黄昏中的那个人为止,都会跪倒在一个石神或木神前。在那个长长的世系之中,没有一个人懂得了自己生命产生的原由。先知与殉教者们高尚地忍受的巨大痛苦,都是徒劳无益的。智者们极力想永恒,但这只是一个黄粱美梦。那些心灵纯洁的人(他们的生活充满对现世的上帝的幻想),那些受苦受难、不无悲哀的人(他们在来世才能得到安慰),那些非正义的牺牲者(他们向“至高无上的法官”发出呼吁),无不彻底归于寂静,归于承载着他们冷冷的尸体在无声的太空不断旋转的地球。这样一个悲剧最可悲的方面,在于它并非是不可思议的。灵魂虽然反感,但在这种反感中却不敢看到必定会有更高尚的命运。当这样看待我们的生活时,难道我们不是更容易认为,这个悲剧演出时并无任何观众吗?事实上,说实在的,会有什么观众呢?这一天终将来临:即对于所有活着的人,“最显赫的名字”也将只是一个空洞的象征,并受到理智和信念的排斥。然而悲剧仍会继续演下去。
我说,这并非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与断言生命在超出它给予人的智力的意识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不是一回事。人的智力本身就拒绝这样一种假定;就我而言,我还感到不耐烦和轻蔑呢。我所了解的世界上的任何理论,对于我一刻也不能接受。可能有一种解释会让我的心灵得到安宁,这在我是难以想像的。我也完全同样相信,有一种“至高的理性”,它超越了我的理解力,丝毫也不会触及到我的忧虑。这个理性必定意味着一种创造力,因此即使它是我思想中所必需的,也被思想批评得一无是处。一种类似的自相矛盾的原则,也影响着我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的认识。谁会说,理性的进程已经达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呢?也许在我们看来是不可逾越的思想极限,在人类的历史上却不过处于初期阶段。那些使其成为“未来状况”的一种证据的人,必然会认定在那样的未来有着渐变的过程。几乎没有摆脱野性的原始人,也像最高级的文明中的人一样进入了“新生活”吗?心中的这些探索证明了我们的无知。奇怪的是任何人都能拥有这些探索,以此证明我们最后得到的认识就是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