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我不止一次看见有人提出，出版《安东尼·特罗洛普[ 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小说家，以《养老院院长》和《巴塞特寺院》等著名。他大多在早餐前写作，每小时固定为一千字。作者对特罗洛普的创作持否定态度，明白这点就不难理解此段文字。]自传》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去世后不久他及其作品即被人们忽略了；我不知是否真有其事。我愿意相信这点，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从某个角度上看，对于“愚蠢的大众”是一种荣耀。当然，只是从某个角度上看。特罗洛普的作品所具有的明显的长处，不会因为某人对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有怎样的了解，而受到影响。在处于最佳状态时，他是通俗派里的一位令人钦佩的作家，其名声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最终湮没无闻。像其他每一位有名望的小说家一样，他拥有两类崇拜者——一类人之所以读他的书，是因为他时时显得卓尔不群；另一类是不加区分的大众，他们从他身上得到了不相上下的娱乐。但是想到如下情况会是令人满足的：“愚蠢的大众”在其隐秘的机体什么地方，确实被自传机械的方式所揭示的情况给得罪了——这些方式对于更加明智地阅读它的人，要么使此部自传令人厌恶，要么又不无趣味。一个人把表放在眼前，每十五分钟写出完全一样多的字来——你由此想像到，如此情景甚至会令人不快地萦绕着穆迪书店最可靠的订户的思想，这情景还会出现在他（或她）与放在柜台上的特罗洛普的任何作品之间。

这一令人惊奇的事，被极其嘲弄地突然提到至此无辜的公众面前。在那个幸运的时候（似乎已是很久以前了），普通读者看到的文学新闻大多涉及文学作品，有着那个词[ 即“文学新闻”一词。]意的好名声；而不像现在，所涉及的是“文学”的制造加工和“文学”市场的浮沉。特罗洛普自己就说，他曾怎样使期刊的编辑吃惊，那位编辑想让他写一个系列，他问应该写出多少千字来。这样一件轶事的确体现了往日的特点。从那以后，读者对于“文学”方式所揭示的东西便逐渐习惯，任何那样的事情都不会使他们吃惊了。如今产生出一个新闻学派，它似乎有意给自己定了一项任务，就是贬低作家职业和与之相关的一切。这些恶毒的小文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打字员），发现烦躁不安的时代的作家们太易于接受他们唯利是图的建议了。是的，是的，我像任何人一样明白，作者与出版者的关系需要改革。有谁比我更清楚，你的代表性作家在面对你的代表性出版商时，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处于可笑的不利地位？这样的不公正为何不应通过某种办法得到纠正呢？这无论在事情的本质上和礼仪上，都找不到任何理由。一种像特罗洛普身上所具有的巨大的、狂叫的和天生的兽性，会光明正大地坚持自己立场，无论如何要强求得到其作品所创下的利润中可以接受的份额。一个像狄更斯[ 狄更斯（1812－1870），英国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家。]那样头脑机灵、精力充沛和善于交易的人——他有一位忠实的律师朋友帮助——甚至能够做得更好，有时比自己的出版商的收益都多，从而使自古以来的不公平现象得到纠正。可是请问，夏洛特·勃朗特[ 夏洛特·勃朗特（1816－1855），英国女小说家，其代表作为《简·爱》。]又怎么样呢？想想她那阴郁艰难的生活吧，假如她于后来的岁月里，在同样的时间内得到——咱们就说出版商从她的书中赚到的三分之一吧，那么她的生活将是多么光明啊。我对这一切无不了解。唉！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了。我同样憎恶和讨厌各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卑鄙与庸俗，它们作为这新秩序的结果，正**着我们的文学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要看到优秀伟大的图书如何再次产生是不容易的。也许可以指望，大众将再次以某种方式产生反感？——那种沿街叫卖的小贩的“文学”新闻之市场，哪一天将会萧条下去？

狄更斯，噢，在此也有一种对文学方式的揭示。福斯特[ 福斯特（1812－1876），英国传记作家和批评家。]不是让所有人知道了狄更斯的作品是如何写出来的，以及他是如何为其出版讨价还价的吗？广大的公众想象着他坐在书桌旁，了解到他在那儿坐了多久，并得知如果不在眼前放上一些小装饰品他就无法写下去，以及蓝墨水和鹅毛笔是他写作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一切情况曾经让某个读者所怀有的忠心变得冷却吗？一方面是狄更斯坐在那儿写流行小说的某一章，另一方面是题材宽广的特罗洛普每十五分钟要写出那么多字来，两者的情景确实不同。我们知道，特罗洛普在他的回忆中所用的语调和方式有损于他自己，不过那种语调和方式表明其头脑和本性更逊色一些。而狄更斯——他在极力为增加已绰绰有余的财富（不是为他自己）中死去，那是他那个时代和阶级的恶劣影响所致——却在用艺术的率真和热情进行创作，这样的率真和热情特罗洛普甚至是没有的。他当然要有条不紊，任何长篇小说缺少有条不紊的系统创作都无法产生；不过我们知道，对他而言根本不存在规定每小时写出许多字来。他创作时的情景从他写的一些信中可以看出，那是文学史上最令人鼓舞振奋的情景之一。在能够理解的人所怀有的爱与崇敬中，那样的情景为**狄更斯的地位已经并将永远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