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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长谈后我们告别了，其中所表明的仁慈与感情，我想与我们在邓斯特布尔分手时所表现出的一样，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此时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他为什么拒绝和我一起到伦敦，为什么我们在那儿分手后他说与我共同去伦敦不方便，不然他是会那样做的。我先前说过假如把他的生活经历讲述出来，其故事比我的有趣得多。的确，在他的故事中最有趣的在于，他在那个铤而走险的行当里整整干了25年却从未被抓住，他所取得的成功实属罕见。他甚至有时过得相当不错，会到某个地方去隐居一两年，靠自己的钱生活，并且还雇用一个男仆侍候他。他经常坐在咖啡馆里听见被抢劫的人讲述自己如何遭到抢劫，他们讲到的那些地点和情况使他不难想到那正是自己干的。

当他不幸把我当作是个有钱人与我结婚时，他好象就是以这种方式生活在利物浦附近。假如我真像他以为的那样有钱，我深信他会从此过上诚实的生活。

他虽然遇到一些不幸，但有一点却是幸运的，即那次抢劫他实际上并不在现场——他们就是由于此事被送进了监狱——所以任何被抢劫的人都无法断定有他。但由于他与那帮犯案的人一起被抓获，所以好象有个固执己见的人极其肯定有他参与。于是刊登出了的公告，人们指望有更多的证人指控他，他因此一直被关押着。

然而据我所知，将他流放的意图是通过某位要人调解说情后提出来的，这位要人极力让他接受。他也知道可能会有几个人出来指控自己，并且我想他的朋友是对的，便日夜劝他别再拖延下去了。

他终于好不容易才同意。由于法庭并不在他的请求下——正如我一样——同意将他流放，所以他发现要想避免自己去流放[　　 指非经法庭判决的流放，而是让赚疑犯自己去接受流放并在约定的期限内不得返回。]是困难的，我先前也说他会有这种情况；他的朋友已为他作了担保，保证他会自己去流放，并于规定的期限内绝不返回。

这一麻烦打破了我所有的措施，因我后来为使自己得到释放采取的办法完全徒劳无益。我只有放弃他，让他独自去美洲，而他说自己宁愿马上被绞死也不愿那样做。

现在我得讲讲自己的情况。我被流放的时间已经临近。女管家——她仍然是我可靠的朋友——试图为我获得赦免，但却无法办到，除非花费相当大一笔钱，而我是承受不起的，那样会把我弄得身无分文——除非我已决定重操旧业，处境比流放还糟糕。因为在那儿我可以活命，而在这里只有送死。好心的牧师出于另一原因也极力阻止流放我，但他得到回答说，在他当初的恳求下已饶了我一命，所以他不应该再提要求了。看得出他为我将离开的事感到苦恼，因为如他所说，他担心我会丧失最初面临死亡时所受到的美好影响——这些影响在他的开导下有增无减。这位虔诚的绅士对此极为担忧。

另一方面我现在对此并不十分焦虑，不过我没有让牧师知道其中的原因，直到最后他也只知道我是极不情愿、相当痛苦地离开的。

那是在5月份，我与另外13名犯人被移交给一个去弗吉尼亚做生意的商人，登上一艘航行于德普弗德流域的船。监狱长把我们送到船上，船长便负责把我们看管起来。

这一夜我们被啪地一下关在了船舱下面，彼此挤得很紧，我想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了。船次日早上启航，沿河向一个叫“巴格拜洞”的地方驶去，他们说是船长同意这样做的，以便让我们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不过船到达那儿时我们被允许到甲板上去，但不是到上层后甲板区，那是专门留给船长和乘客使用的地方。

根据头上男人们的声音和船的移动，我发觉他们开始了航行，最初大为吃惊，担心我们离开时他们不让朋友来看我们。但不久我就放心了，发现船已抛锚，一些人通知我们说次日早上我们可以在甲板上让朋友们来探望。

那晚整夜我都像其他犯人一样躺在坚硬的甲板上，不过后来我们有寝具的人都得到一些小舱，以便在里面睡觉；还有了存放装有衣服和亚麻织品（如果我们有的话）的大小衣箱的地方。我们很有必要把衣物放进去，因为有的人什么衬衣、内衣、亚麻织品或羊毛服都没有，只有他们穿在身上的那点衣服，或者还有一点点钱。但我却发现他们在船上过得很自在，尤其是女人，她们可以为水手们洗衣服等挣到钱，足以买到任何想买的东西。

次日上午我们被允许到甲板上去，我问一个官员可否送一封信到岸上去，以便让朋友们知道我在哪里，请他们给我送来一些必要的东西。他是水手长，一个十分礼貌客气的男人，他说我想办什么事都可以，他保证让我如愿。我说除送一封信外也没别的事，他回答说轮船的小艇在下一次涨潮时将要去伦敦，他会设法把我的信带过去。

因此当小艇要离开时水手长前来通知我，说他自己也要去，如果我的信准备好了他会负责送到。我先前已弄到笔、墨和纸，给女管家写了一封信，另外附了一封信给我那个狱中同伴——不过我到最后也没让她知道他是我丈夫。在给女管家的信中我讲了船停靠的地方，敦促她把为我此次远行准备好的东西送来。

我把信交给水手长时另外给了他一先令，我说是给杂务工的费用，先前我已请他一上岸就让杂务工把信带过去，如果可能还能给我捎个信回来，这样我就会知道自己的东西咋样了。“因为，先生，”我说，“如果我得不到这些情况船就离开了，我可就完啦。”

我给他钱的时候，有意让他看见我带的东西比一般囚犯的好一点，我的钱包里有不少钱。我发现他一看见钱后对我的态度就大变了样。尽管他先前的确也礼貌，对于我这个遭遇不幸的女人自然怀着某种同情，但他后来对我就与众不同了，极力让我在船上受到更好的待遇——否则我是享受不到的，这在后面适当时会表现出来。

他非常真诚地把信送到女管家手里并带回她给我的信，同时又把那枚先令交给我。“给你，”他说，“这是你的钱，我亲自把信送去的。”我不知说什么，对此大为吃惊，过一会儿后我说道：“先生，你太好了，那么雇车的钱总该是你自己付的吧。”

“不，不，”他说，“我已经被多付了钱。那位女士是谁？你姐姐吗？”

“不是，先生，”我说，“她并不是我的亲戚，只是很好的朋友，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朋友。”“哦，”他说，“这样的朋友可不多。唉，她为你哭得像个孩子。”“不错，”我又说，“我相信只要能把我从这种可怕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付100英镑她也是愿意的。”

“是吗？”他问。“如果给一半的钱，我想我也能够设法把你放走。”不过他说得很小声，以免被人听见。

“啊！先生，”我说，“不过我那样被放走后好象又会被抓住，那可就会要了我的命。”“不会的，”他说，“可一旦你离开这艘船，以后就看你自己的了。我可说不准那以后的事。”我们便暂时停止了这种谈话。

与此同时，对我忠诚到底的女管家把我的信送给了监狱里的丈夫，并得到一封回信。她次日亲自来了，并首先带来一张人们所谓的海床及其全部通常的东西。她又给我带来一个水手箱——即专为水手们制作的箱子，里面装有一切方便的用具和几乎我需要的所有物品。在箱子一角有个隐秘的抽屉，里面有我储蓄的钱，就是说我决定要带走的钱都在这里。我吩咐留下一部分钱，以便在我定居下来后买一些需要的东西寄来，因为钱在那个地方没有多少用处，那里所有的东西都用烟叶换取，把钱带到那里会大受损失。

但我的情况特殊，让我钱和物都不带上就离开是绝不合适的。不过我作为一个可怜的罪犯，一上岸就会被出卖，带上一大堆东西便可能引起注意，也许还会遭到抢劫。所以我只带了部分钱财，其余的留在女管家那里。

女管家还带来许多其它物品，但我显得条件太好了是不恰当的，至少在我不了解船长前是如此。她来到船上时我心想她真的差点丧命，一看见我的那个样子，想到就要在那种情况下和我分手，她心情沉重，哭得很伤心，我好久都无法和她说话。

我利用这时看自己那个狱中同伴的信，大为困惑。他说他不可能被及时放走，以便和我乘上同一艘船。更有甚者，他开始怀疑他们是否会让他坐上一艘自己喜欢的船离开，尽管他的确甘愿自己去流放；他们也许会把他送上他们所指定的船，将他像其余犯人一样交托给船长。这使他失去了信心，因为只有到达弗吉尼亚后他才会和我见面了。他几乎要绝望，这是由于从另一方面看，假如我没有到达那儿，假如我在海上遇到什么意外或者不幸遇难，他在世上就彻底完蛋了。

这真让人一片茫然，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把水手长的事告诉了女管家，她非常急于让我与他谈判，可我一点这种心思都没有，除非我得知了丈夫——或如她所称的狱中同伴——是否可以与我一起走。最后我不得不把整个情况告诉她，只是没讲出他是我丈夫。我说我已经和他商定好，如果他被允许坐同一艘船离开我就与他一起走，我发现他身上有钱。

接着我告诉她我们到了那儿后打算怎么办，怎样种植、定居，总之不再以任何过去那种冒险让自己富有起来。我还对她说了一个大秘密：他一到船上我们就将结婚。

她听说这事后很快就乐意让我离开，并马上设法让他及时得到解脱，以便他能和我坐上同一艘船。这事终于得以通过，尽管费了不少力，还受到流放犯一切应有的对待。可他并不能算是这样的罪犯，因尚未受到审判，所以他感到十分屈辱。现在我们的命运已被决定，我们两人都上了船，真的要去弗吉尼亚了。作为流放犯我们的处境很可鄙，注定要被当作奴隶卖掉，我的期限是5年；他则受着契约和保证的限制，在有生之年都不准返回英国，他为此沮丧万分。他像个囚犯一样被带上船，这种屈辱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因最初曾说他可以自己去流放，那样他就能像个男子汉自由地离开。不错，并没有命令等他到达那儿后就把他像我们一样卖掉，他因此必须付给船长船费，而我们是不需要的。至于其它的事，他则像个孩子除了听从吩咐外啥也不懂该咋办。

然而整整3个星期我都无法安心，不知道是否能与丈夫一起走，因此对于那个真诚的水手长的建议难以决定如何或以什么方式去接受，这真让他觉得有点奇怪。

我终于看见了丈夫走上船来。他显得沮丧生气，高傲的心充满愤怒与鄙视——他被新门监狱的3个看守拖上来，像个罪犯一样带到船上，而他却没有受到任何审判。他让朋友们为自己大声喊冤，似乎有一些影响力；但他们这样做时遭到阻止，得知他已受到够好的恩赐，并听说了自从最后同意让他流放后的情况——他没有受到新的起诉应该觉得自己的待遇很不错了。这个回答使他平静下来，因他太了解如果不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以及他能期望得到怎样的机会。他曾被说服接受流放的提议，现在他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在他对于这些地狱之犬——如他所称——感到的懊恼稍微过去一点后，他显得更加平静，变得愉快起来。我说真高兴他又从他们手中摆脱了，他一下把我抱在怀里，极其温和地承认说是我给了他最好的建议。“亲爱的，”他说，“你两次救了我的命，从此我这条命都甘愿为你效劳，我会永远听你的。”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各自有多少钱。他对我很诚实，说他刚进监狱时钱很多，但由于他像个绅士一样住在那儿，花费不少，还要花掉更多的钱去交朋友，支付律师费——那是很昂贵的。总之他现在剩下的所有钱就是带在身上的108英镑金币。

我同样诚实地告诉了他我的积蓄，就是说我带在身上的钱；我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把其余的钱留作备用。这样万一我死了，我留给他的钱已经足够，而留在女管家那里的钱就归她所有了——她确实很应该得到我的那些存款。

我随身带的钱有246英镑，另外有一些零散的先令。所以我们一共有354英镑，但这可算是世上凑到一起让人开始新生活最糟糕的一笔财产了。

我们最大的不幸在于带着现钱——这是带到种植园去的无利可图的东西。我相信他在世上所有的钱确实就他说的那么多。至于我，在遭遇这次灾难时我银行里还有700到800英镑，并有一个世上最可靠的朋友替我代管——她是个没有任何信条的女人——而目前如上所说我仍有300英镑存放在她手里。此外我还带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两块金表，一些小餐具，一些戒子，全部是偷来的。我就带着这些财产，在61岁的时候，仅仅以一个被缓期执行绞刑、受命去流放的可怜罪犯的身份，奔向一个新世界——正如我所说的。我的衣服简陋朴素，但并不破烂或肮脏，整条船上没人知道我带着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由于我有许多很好的衣服和不少亚麻织品——我已让人把它们打包装在两口大箱里——我便通过船运把它们带走，不是作为我的物品而是寄给弗吉尼亚我的那个真名收，装运单就揣在我衣兜里。餐具、手表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放在这些箱中，只是钱除外，我把它单独放在水手箱一个隐秘的抽屉内，既不会被发现也不能打开，除非把箱子劈成碎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