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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喻头
喻头是我接触单边时的第一批学员，我从猪舍进单边三四个月，他就解教了。他长得像个孩子，没发育好的孩子，什么都是小小的：小胳膊小腿，一个小头。每天他都像个惊慌的兔子，坐在矮凳上拉单边，车间里有任何动静，他就停下手中的活，抬头看一下。我每次进来，他也是这样，看我一眼，马上低下头又拉单边。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从胡家堂开始班组长就利用他这个特点，把他的床位安排在一个能够最先看到外面的位置。从车间的角度来说，出门右边是中队办公室的方位，所以喻头的床，大组马就安排在进门的右边靠墙。喻头坐在这个位置，差不多能够看到中队铁门那里。干部如果从走廊过来，这里也是室内能够最先看到干部的地方。我发现了这个安排，没有点破。每次我人还没进车间，第一个就接触到喻头的目光。喻头看见我，咳嗽一声，向胡家堂他们班组长报警。
后来时间长了，虽然喻头还是第一个看见我，但他不再咳嗽示警了。
那时候我已经注意到分队学员的名字不对，怪怪的，你比如喻头——我专门问过他，是这个喻吗？有这个姓吗？他肯定地告诉我他就叫喻头。芋头，煤灰，李发软，阳水泥，等等，我总觉得名字不是这么取的。但喻头说他确实就叫喻头，我没有必要怀疑他。
我喜欢这个与世无争的人。我坐在车间外面的中队院子里晒太阳时，喜欢把他叫出来，坐在我边上干活。我跟他说话，说到他喜欢的地方，他就笑出声。他很少跟我交流，只是听。我问他的情况，他极为简略地回答，简略到等于没有回答的程度。
我怕他不喜欢跟我坐在外面，告诉他如果他不喜欢，就要告诉我，我不会勉强他。他也没有回答，只是摇头，不知道他摇头的意思是不喜欢，还是不是这样？我试过几次该叫他出来的时候不叫他，他在车间里就老是盯着我看。我看他，他就把头低下去。我不看他，就总觉得他在看我。老被人目光盯着，是会感觉到的，我不愿意老被他这么盯着。冲他招手，他就收拾东西屁颠屁颠地跑过来，坐在我身边拉单边。
他走的具体情况我不记得了，有一天我坐在老地方，忽然觉得哪里不对？看车间里那个熟悉的地方，那个地方换人了，没有那个小小的身体，和小小的眼睛看我了。我这才想起喻头，原来他解教了，我都不知道。
喻头像一阵风，吹过去了。
2、曾庆四。
曾庆四是和喻头同时期的人，是第一个给我带来麻烦的家伙，他比喻头更早解教。
我刚刚开始我的**时光，去猪舍时陈招安给了我一个小本子，“个别谈话记录本”。陈招安告诉我这个本子是找学员谈话后，记录谈话内容的，每个月要四篇，每个季度教育科会检查一次。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全，教育科要扣个人的分，也要扣中队的分。
我在猪舍只记了夏科一篇，一边跟夏科谈话一边记。徐宁告诉我不要这样，不需要当着学员的面记，谈完话以后，根据记忆记几个要点就可以了。别听陈招安的，教育科检查是做样子，记了就行了，多少无关。夏科那是我的第一篇个别谈话记录，我写了好几页。不是记录了很多内容，那个本子太小了，不好写字，基本情况那一条，就要写一页。
从猪舍回来我当然还记得个别谈话本的事情，找学员单独谈话，在另一个小寝室，找的人当中就有曾庆四。
本来我以为就是我问他答，没想到刚聊几句，他流眼泪了。不是挤出一点泪，是一下子就出眼泪，他拿袖子擦掉，过一会儿又来了，又拿袖子擦。我看不下去，把自己口袋里的卫生纸给他。谈话没完，卫生纸被他用完了。
他恳请我帮帮他，他老父亲过世了，他要请几天假回去送终。他父亲是南下老干部，在他们当地很有名的，他如果不回去，当地人又不知道他来**了，以后回去别人会看不起他。他抖抖索索地掏出一张信纸给我看，我看上面写着：“波儿，你爸死了，快回来送终。”没有信封，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
**人员可以请假回家我知道，《劳动教养基本知识》上面有，但书上的是书上的，烈苦烈搞这个吗？如果确实有，那么可以帮他。我拿着他的信去找了陈招安，看陈招安有什么办法。
陈招安看完信就笑，问我知不知道收信的时间？我不知道，忘了问了。陈招安又问我知不知道写信的人？我不知道，应该是**吧？陈招安说曾庆四神里神经，以前就老搞这些名堂来戏弄他，被他教训过后，再也不敢找他了，没想到现在找我了：
“你刚进来，看来他换目标了呵呵呵。”陈招安很开心。
我问他烈苦烈学员像是这种情况的，能不能请假回家？陈招安说应该能够，但基本上办不到。第一，要确证请假的理由属实，谁来证明？学员自己不能证明，烈苦烈也不能证明，除非有单位证明，或者农村的有村里乡里的证明，最好是有当地**的证明。第二，要有干部帮他去跑手续，谁跑？是中队干部跑，还是大队干部跑？大队才不会理这破事，他也不会理，分队干部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资格去做。
他劝我不必理会，他跟曾庆四打过这么久的交道了，这是个很难缠的人，讨嫌得很。如果下次他再找你，你就告诉他，不行！让他死了这条心，要不然他会一直找你。
我一到分队，曾庆四就眼巴巴地迎上来，问事情办得怎么样？如果不能事前赶回去，事后再回去，人入土为安，也没意义了。
我问他信封在哪里？
“来信的那天他们以为是我女人来的信，抢着看，把信封撕烂了。”
“什么时候的事？”
“前几天吧，不记得准确日期了。”曾庆四看出我在怀疑他，说起他的故事。他父亲是南下干部，本来是政府这边的领导，退休前在县政协。他们家是干干净净的干部家庭，“和你们一样，都是干部。”他特别强调这点。但他不争气，本来也有正式工作，不好好上班，在社会上混，混来混去，坐牢了。前几次坐牢老父亲还管，打个招呼，人就放了。老父亲很耿直，正派人，从不求人，为他的事求人老头觉得丢人。警告他再进去，他就不管了。这次被**，老父亲随便说句话都会没事，但他硬扛着不说，结果三年过去了。这次回去，不能再混了，好好上班，再也没人罩了。
“回去单位还会要你？”
曾庆四跟我解释。**和**不同，**是犯罪，犯罪了会被单位开除，但**不会，回去还是有工作，**是**内部矛盾，**是**外部矛盾。
“外部矛盾？”
“反正**是内部矛盾，这个我知道！”
曾庆四喜欢谈话，喜欢个对个、而不是一群人的谈话方式。在公共场合，我和其他学员聊天，他是不参与的。但一瞅我空闲了，他就会瞄准机会追上我，说要汇报思想。我和他单独在办公室聊过，更多是在无人的学员小寝室里——大寝室兼了车间，小寝室的人都在大寝室干活。
曾庆四汇报思想，往往是“未语泪双流”。掀起袖子，或者卷起衣服露出身体，叫我看，刘小林又打他了。他对刘小林咬牙切齿，胡家堂很少打他，但刘小林没事就搞他。他是武冈的，刘小林邵阳的，都是邵阳地区，不知道刘小林为什么就带他不过？刘小林对其他学员都好，就对他不好。
没有多久曾庆四就要走了，解教的头一天晚上，他来找我汇报思想，我才知道他要走了。他一再请我去邵阳时到武冈来玩，武冈在哪个方位我都搞不清楚，他说到了邵阳就知道了，武冈属于邵阳，有邵阳到武冈的长途汽车。他给我写了他家的电话号码，这年代家里有电话的人不多，我有点相信他父亲可能是个干部了，可他又说，号码如果打不通，那么有可能是他记错了，也可能家里换号码了。
我把他写着电话号码的纸还给他，他怪我瞧不起他，我说你这号码都打不通，我拿着干什么呢？
“这都没有关系，肖队长只要到武冈来了，报我的名号，肯定找得到我。武冈混的，你只要一提阿三，大家都晓得。”
“阿三是谁？”
“阿三是我的外号，不过只有混的人才知道。如果是问不混社会的人，路边的人，那就要问曾建波，曾建波是我大号。”
“那曾庆四呢？”
“这是这次**用的名字。”
我要他解释，一下三个名字，到底哪个是他的本名。曾庆四说他叫曾建波，在武冈混，他叫阿三。这次被抓，在**他随便报了个“曾庆四”，到烈苦烈来，档案里都是曾庆四。
“不可能吧？**一查就晓得你用假名。还有，身份证上面一看就知道啊。”
“谁混社会带着身份证跑呢？那不找死！”他说宾馆旅店登记身份证什么，都是假的。没带身份证不让住，旅馆怎么赚钱呢？他们会让你随便报一个。身份证18位数字嘛，前面六位都一样，后面随口报。到了**也一样，人家懒得查，也是一报数字，他们登记了，就把它写进文书里。
因为我不懂，所以他看上去很自得：“这是混的人的基本常识啦，特别像我们这种，刘小林他们其实无所谓，他是农村的，农民嘛，有什么关系？我们是有单位的人，不能让单位知道。出事后打个电话给领导，说到广东做生意了，请个假，家里人去办个手续就行。**完，回到武冈，先好好玩几天，再去单位报到，说回来上班了。”
他再次提醒我：“如果来武冈，记得找阿三，啊，阿三。阿三是谁都知道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曾建波最好不要提，我也不记得是不是曾建波了，阿三最可靠。”
我注意到每次和我谈完话后，本来心事重重一个苦瓜脸的曾庆四，变得精神抖擞，像换了个人。
他迈着轻松愉快的步伐出去了，把一头雾水的我丢在小寝室里面。
3、卢甲武。
前面两位，是我接手单边后不久就走掉的学员，曾庆四很早就走了，喻头在他后面。卢甲武跟他们不同，卢甲武是我接手单边不久刚刚进来的新学员，我离开五中队时，卢甲武的**还在继续。
卢甲武来时，脖子上吊着一根绑带，绑带绑着右手。我离开五中队，这根绑带还在他脖子上，而且还是进来时的那一根，没有换过。他前面已被**两次，这是他的第三次**。一进来他就有一个要求：把他的手治好。不治好手，不要跟他谈其它事情。我带着他到邢医生那里看过，邢医生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上一次**时被同学打断的。邢医生叫他去上一个**所找打他的同学，不要找他，他不管。
我查阅卢甲武的档案，“四知道”里面没有说他的手的事情，所以我不能肯定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邢医生不管，我也没办法。只好不给他定额，叫他慢慢做。他一天做下来，一条单边都做不出，跟李发远有得一比。不过他比李发远有好一点的地方，李发远做三条，三条作废，原材料也毁了，还不如像卢甲武这样，不做，起码原材料没有毁掉。
所医院每年都说**人员的医疗费用超标，我们也不知道超没超，反正医院每年报的时候都是超出指标的，而且超太多，不只一点点。即便费用超这么多，**所也只能给**人员最基本的常见疾病的治疗。感冒了吃感冒药，发炎了上消炎粉，出血了涂紫药水，这样。如果要照片、开刀，要检查，这些就要**人员自己掏钱。经常有**人员请求去县**医院看病，队医第一句话就是：有钱吗？没有钱滚蛋。卢甲武的手他说断了，断没断，谁也不知道啊，得去**医院检查，所医院是没有设备的。去**医院，那就有钱吗？没钱滚蛋。
随着时间流逝，我找过陈招安，看能不能中队去找一下邢医生，不是要检查，不是要治疗，就是能不能把卢甲武的绑带换一根？这根带子太久了，真的很脏，有味道了，我看着他从进来吊到今天的，这让我不舒服。陈招安笑我，要换你带他去换，我不去。谁晓得他的手到底什么问题？本来平平安安，你去换一根带子，他说坏了，换带子换出问题了，碰断手了，怎么办？他说是上次**时**部打断的，谁证明？
“他说是干部打断的吗？”
陈招安说卢甲武是这么跟他说的，怎么我记得卢甲武说的是被同学打断的呢？
天晴时，卢甲武端着个脸盆，脸盆里装着他的生产原材料，到中队院子水泥长凳子边的太阳下穿泡——我把他换到穿泡组了，他单边确实是完全不能拉，一只手嘛。烈苦烈条件差，容易生病，我相信太阳，太阳既有温暖，也能杀菌，所以鼓励学员们到太阳下去干活，总比一天到晚待在房子里好。卢甲武是积极接受我的鼓励的，他也选择太阳，还有很多学员不愿意，尤其是住在大寝室的学员，他们更愿意待在自己床边做事，怕搬来搬去，把东西弄乱，我随便他们。
我有时候跟卢甲武说话，到他身边蹲下，旁边马上有人塞一张矮凳子在我屁股下。我帮卢甲武穿一点泡子，每次只要说到他的手，他就气愤难平。说这次他一出去，一定要去原来的**所理论，世上没有打断了别人的手不给治的道理。我劝他这样的道理到处都有，算了，不如不告状，好好生活，不再**。
年底凉席生产发生变化，原来做网灯，觉得网灯不赚钱，韩老板试了一下凉席，觉得凉席不比网灯差，所以停止了网灯生产，全部搞凉席。凉席搞几个月，觉得还是网灯好，又重新开始做网灯。但跟凉席的合同还没有完，于是留少数人搞凉席。
从事两个项目的生产，分队又要重组，一个凉席小分队，一个网灯大分队。我跟飘落请示，我来带凉席分队，飘落不肯。网灯是大头，凉席是小头，他要把主要干部集中在网灯，他的意思是徐宁出来搞凉席。
我跟飘落分析。网灯大家都轻车熟路，有差距的话，差距也不大，这从以前就看得到。韩老板要求手脚勤快的都到网灯生产去，凉席留下老弱病残。我来带我们中队的老弱病残，别的不敢保证，我保证我的凉席是全大队最好的。中队的生产比，决定胜负的，倒可能在凉席。
飘落不信我这套狗屁，但看我去意坚决，还是同意了。虽然同意，他也心情不好，说**扰他的安排，自讨苦吃。
卢少爷则和彭德胜、徐宁一起，分三个环节，卢少爷带联网接线，彭德胜带验复光，徐宁带单边，三个分队长中，飘落明确由彭德胜负责。
这时候新所新址选在湘江边了，搓泥球，大规模的外劳要开始了，网灯生产是主力生产，那边的学员不能动多少，飘落就派我带我的老弱病残去外劳。
凉席生产韩老板准备放弃了，不赚钱，我不知道韩老板的想法，以为飘落派我出去，是对我带凉席的否定，心里很不舒服，就有几天时间放手不管事。
我放手的这几天，卢甲武他们纷纷告病躺倒，不出工。陈招安要我开罚单，我不开。陈招安找了飘落，飘落找我，说不管什么理由，哪怕你是对的，罚单一定要开。不开，学员就坐大，学员坐大，管理就失灵。我只好给卢甲武他们几个人，每人开了几天的罚单，心里更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