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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祖光
1、漂亮房子
2018年6月17日，我从武汉坐了8个小时的车，来到了南方某省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在这里，又坐上了当地一个小镇王姓副镇长的车，来到故事的发生地。
我不是记者，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也不是什么来体验生活的作家。作为一个编剧，我是来这里采风、准备写一个关于“精准扶贫异地搬迁”题材的电影剧本的。来之前，从制片方那里，我大概了解了一些该地的情况：典型的边远贫困镇，也是这个旅游城市扶贫的“深水区”，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这些名词光听听，其实没多大感觉。
2017年，县政府投入资金5.9亿元，实施易地搬迁项目建设。该项目占地面积600亩，位于镇上主干道旁，位置非常好。当我们赶到正在建设的工地时，整个小区建设已经初见规模，楼房林立，部分楼房前脚手架已经拆除。
专业设计院设计、省内最优秀的施工方施工、省重点工程，各级领导给予重大关注——这些我倒没有很关心，我的注意力在那些房子上：大大小小、非常漂亮的房子，在山川秀丽的山谷间排开，可以说是城里人非常羡慕的“别墅”。
王镇长带我参观了几个户型：四口人家的100平的房子，5口人家的2层小别墅，6口人家的更大面积的小别墅，还有8口人家的三层小别墅……更让我惊叹的是一个为9口人家建的别墅，近三百平，楼上有宽阔的天台（不计入面积），楼里还设计有专门的储物间，为农户存储农具之类的。水电天然气齐全，规划设计和物业管理等等一应俱全，可以说，这是该镇档次最高的小区。
这么漂亮的房子，白送给贫困户么？
当然不是。
每人交2000块钱，每户一万元封顶。也就是说，你家里有9口人，只需要交一万块钱，就能得到一个近三百平的大别墅。即便按4口人算，交八千块钱，能得到一个一百平的房子。按镇上的商品房价格，每平米三千，这套房子市场价就是三十万。
关键是，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的小区，是政府信用背书的，非一般的房地产商开发的房子可比。镇上很多做生意“先富起来”的老板就很想买这个小区的房子，托人托关系，但是没有用，不卖。镇上的政府工作人员也无权**，房子是专门针对贫困户的，可以说，是送给贫困户的一个“大礼包”。
什么叫“天上掉馅饼”？我觉得这就是了。我笑着说：“我恨不得变成你们这里的贫困户，麻溜儿地接一套房子，嘿嘿。”
谁知，王副镇长苦笑着说：“话是这样说，可你知道么？——我们现在最发愁的是，贫困户们不愿意搬！”
还有这种事儿？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位置，还不愿意搬？带着巨大的兴趣，我决定探探问题的究竟。
2、多弄点钱，弄个女人
王副镇长要去开会，我跟着他旁听。
会叫“异地搬迁动员会”，各村的村长都来了。布置任务时，村长们纷纷诉说着工作上的困难情况。他们说的都是苗语，我听不懂，王镇长拣重要的翻译。像这样的动员会，经常开。当天晚上，我在镇上的招待所里半夜醒来，打开朋友圈一看，王镇长发的一个朋友圈里说，正在开会中……
一看表，已经快12点了。
开会的次数多，说明“说服”工作的难度大。如果一呼百应，那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很疑惑，这明明是天大的好事儿，贫困户们怎么就不愿意签字呢？
如果说搬迁费一万块钱拿不出来，镇上也说了，可以暂时不用拿，先签字，之后有钱了补缴。花一万块钱换一套三十万以上的房子，这样的好事儿打着灯笼也找不来啊！他们怎么就拎不清呢？
我跟着镇干部下乡，亲眼目睹他们如何跟不愿意和搬迁的贫困户“交锋”。
该镇某村，墙上刷着醒目的标语：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扶贫先立志，致富靠自己。
“愚”，愚昧；“志”，志向。
副镇长说，贫困户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识字不多，比较愚昧；人穷志短，“等靠要”的思想比较严重。
贫困户吴文丁家。
在一个土坡上，路很窄，路旁是深沟，一个趔趄摔下去，那可不是好玩的。上到坡上——严格来说算是半山腰的位置，一片空地，吴文丁家就在上面，映入眼帘的，是“半个屋子”。
为什么是半个呢？因为房子烧了一半，留了一半。
吴文丁四十多岁，未婚，和痴呆的姐姐以及80岁的妈妈住在另一半的屋里。
初看到他，感觉他面相忠厚老实，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听他们聊的意思，这次来的主要原因，是吴文丁此前签了搬迁协议，但是现在又不承认是他签的。
问他为啥反悔，他说：“我怕我姐姐到了镇上，会丢！”
”
干部说：“镇上有医院，小区里到处都是监控，即便走丢了也很容易查嘛。你这里的路不好走，你看现在下雨了，石板滑得很，你姐姐晚上出去一个不小心就掉沟里了……”
但吴文丁反复说：“不行，你们得保证我姐不会丢，我才能搬！”
我看向他住的“半”个房子，此时下着濛濛细雨，房壁有烧灼的痕迹。据说半年前，房子失火。火扑灭后，村主任就号召大家捐款。像这样的房子，修修补补，大概两万块钱就够了。结果捐了四万，村主任把四万块钱给了吴文丁，还拍了照片，吴文丁很高兴。但是他拿了钱后，却不修。村主任催了几次，他口头上答应得非常好，但行动上却不动弹。
“你看，他口口声声说为了姐姐，为了妈妈，却不修房子，就让姐姐和妈妈住这样的地方……”村主任急了，在院子里跟我说道，“我来这里不下十趟了，就为让他过上好日子，我累得不行。你说我图啥嘛？那房子跟我一毛钱都没关系。我这村主任，一个月的补助几百块钱，我出去打工，在工地上搬砖或者干装修，随便干干也是四五千块钱，我这村主任当得辛苦，村里的事儿又麻烦，我不干吧，大家又选了**，没办法！”
村主任脸上一脸的焦虑，他对吴文丁是绝望了。
还有一个州里某局派下来驻村的一个姑娘，姓周，人长得漂亮白净，她说驻村一周要五天住在村里，自己做饭，每天工作就是走访贫困户，登记贫困户的信息，填写走访记录。
我翻看她的记录本，数据很详实，我设身处地的想想，让我在村子里驻守，别说半年一年了，就是一个月我都受不了。
干部们做吴文丁的动员工作，巴拉巴拉说了近三个小时。几乎每个干部都加入了“游说”行列，对他晓以利害。但吴文丁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最终这次做工作还是无功而返。
周姑娘小声跟我说：“其实，吴文丁知道镇上的房子特别好，但他想要更好的条件，所以用他姐姐和妈妈做挡箭牌。”
“那他不担心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吃惊地问。
“他们也看《新闻联播》的，对党的精准扶贫政策是清楚的。”周姑娘说。
回去路上，大家都有些颓丧。
书记说：“改革开放四十年了，至今还处于贫困的人群，就是**所说的“硬骨头”，好干的工作好啃的骨头没了，剩下的就是难啃的。像吴文丁这样的，不管不行，不管他永远处在贫困中，这还是我们工作方式有问题，没有找对路。”
我看着路两侧的高山，一瞬间感到了基层工作的复杂和无奈。换作是我，我想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方法，能劝导吴文丁回心转意。
后来，我曾跟吴文丁有过一次短暂的闲聊，问他：“你拿了四万块钱捐款，怎么不修下自己房子呢？”
吴文丁诧异地说：“修它干啥？反正要搬镇里的新房子里去。”
“你不是不愿意搬么？”
吴文丁“嘿嘿”笑道：“四万块钱嘛，留着娶媳妇。”
对于一个四十出头仍然孑然一身的男人来说，娶媳妇是他应有的权利。他想方设法为自己争取多点儿优势，“多弄点钱，弄个女人！”他说。
3、女人当家，房倒屋塌
这里的山从海拔上来说不算高，但连绵不断的深山，给住在这里的山民们造成很大的不便。先前，苗民为躲避战乱才来到这里，**，这里的土匪众多，**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才彻底解决了土匪问题。土匪问题之所以猖獗，一是穷，二是这里的地形，容易藏匿。但在和平年代，这里的地势就成了致富的阻碍。
我跟着干部，去了另一个村的贫困户石二妮家。
石二妮三十多岁，但看起来像四十多岁一样，身形矮小，瘦，给人一种瘦小枯干的印象。因为有了吴文丁作铺垫，我对“说服”工作的艰难度作了心理准备。
干部先介绍镇上房子的好处，石二妮家里五口人，能分到一个小别墅。她儿子正上小学三年级，但是村里的小学撤并了，孩子得去邻村上小学。干部说，到了镇上，小区紧挨着新建的小学，校舍都是按国家标准建设的，学校里足球场是塑胶跑道。
“考虑到就业问题，小区的另一侧还有一个成衣加工厂，你可以到里面做工，每月工资2000-3000块，计件工资，熟手拿得还是不少的。小区里还有专门针对老人养老医疗的场所，婆婆年纪大了，生病了不用再大晚上的折腾着送医院了，小区里就有个新建的医院，非常方便。”
石二妮说：“在镇上生活好贵哟，菜都要自己买……”
干部说：“你在村里的土地还是你的，可以土地流转；然后，镇上给你留一分地的菜地，种上菜够一家人吃喽。在镇上能够增加你的收入，在村里种地种烟叶能挣几个钱？”
干部噼里啪啦地给石二妮算账，石二妮不舍自己的房子，她想既要镇上的新房，还要自己的老房。按政策这是不允许的，得到新房后，老房子要交给政府。村里的老房子，顶天了两万块钱，还有价无市——现在年轻人都往镇上或者县里市里跑，谁会回农村买房？
石二妮还是摇头，说：“不行，不行，万一哪天不让我们住了，赶我们出来，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得了……”
干部跺脚：“那房子是你的，谁能赶你嘛？房产证你拿着，受法律保护，哪个也不敢赶你走！”
石二妮摇头：”不行，不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石二妮的儿子非常向往镇上：“妈妈，去镇上嘛。镇上的学校好。”
干部说：“对嘛，娃说的对！为了娃的教育，也要搬到镇上去嘛。”
石二妮笑：“娃才9岁，知道个啥嘛。不得行，不得行。”
石二妮的男人自始至终都不说话，喂鸡喂猪，很老实的男人。当家作主的就是石二妮，本想着利用孩子教育做突破口，但她好像对孩子教育没有任何概念，她觉得孩子随便上上学就得了。
回去的路上，工作组的干部开玩笑说，几十万还是送不出去。
干部很年轻，他说我很想要那房子，好结婚，可我没资格嘛。
他接着又说，工作组通过开会，总结了贫困户的各种形态，其中女人当家作主的贫困户占很大数量，而这种家庭，工作也最难做。当地有句话，女人当家房倒屋塌，只要女人当家男人不济事，都穷！
我说：“这话也就咱们私下说说。要让女权主义者听见，那可不得了。”
“不当真，不当真！”他笑着说道。
女人当家，主要问题是男人当不了家。而男人实在当不了家的前提，就是男人赚钱的能力差，这其中，甚至有三户男主人就是残疾人。男人无法当家，女人就得撑起家，上有老，下有小，一丁点的风险，都会压垮女人。她不敢冒险，她谨小慎微，能让一家人平平安安地活着，对她来说就已经不错了，再高的要求，她实际上不敢奢望。
女人当家房倒屋塌，但总比吴文丁没个女人要好得多。跟老人、老婆和孩子吃饭，哪怕缺油少肉，饭菜也是香的。
4、堂屋里的棺材
吴富贵，另一个村的贫困户。
他有点儿特殊，他其实挺愿意搬迁的。
自从“异地搬迁”的政策一出来，他的三个儿子就炸了，激动得不行。为啥呢？因为这三个孩子实在是太憋屈了。老大老二都结婚了，吴富贵家还是普通的瓦房，老大一家在这头，老二一家在那头，屋子中间没有隔板，别说隔音效果差了——根本就没有隔音，声音无阻碍传递，大家想想是什么效果。而堂屋中，横着一副硕大的油漆棺材。
我站在吴富贵家堂屋里，吴富贵指着一个破烂的角落说，这是老小住的，就放假回来对付几天，其他时间都在学校寄宿。
我去那天是周末，老小也不在。吴富贵说，他现在周末也不回来了，宁愿住学校宿舍……
吴富贵愿意搬迁，但迟迟不签字，因为一副棺材！
吴富贵的老妈妈，对棺材非常看重。隔几年棺材就要上漆，黑油油的，就这么在屋里横着。一说要搬到镇上，吴富贵的妈妈哭天抹泪，说她死了没棺材了，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哟！
这下搞得吴富贵成了不孝子似的，妈妈不想搬，说死也死在自己家——她压根没打算把搬的新家当家。
吴富贵说：“我妈没事儿爱找老朋友们打个牌，这去了镇上，什么都好，可朋友没得了，想打牌找不到人，说话的人也没有……
”
棺材也带不去，房子又收回了，咋个办嘛！
因为棺材，吴富贵跟吴文丁等人，成了“钉子户”。
这个又涉及到“移风易俗”，强制火葬政策实施这么多年，但偏远地区少部分人依然以各种理由“土葬”，而且还为此闹事。以前很多地区以“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快速地解决了问题，现在只有菩萨心肠没有了“霹雳手段”，这事儿就拖着。吴富贵家不富裕，还要花一笔大钱在棺材上，平时的**也是一笔费用。
5、离开的，和坚守的
棺材问题、农户搬迁后的农具存放问题，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因为一个“小”问题，搬迁工作就得不到解决。而政府限定的“搬迁日”就在9月份，10月前要全部搬完，这给了镇政府极大的压力，大晚上加班工作不稀奇，周末他们也很少休息过。
我只是一个旁观者，老老实实记录下“难送出去的房子”这件匪夷所思的事。半个月后，回到武汉，我总是想起村里刷的那副标语：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
很多时候，在城里人眼里认为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在农村、在乡下却是大问题。就像有些人看不起的“拼多多”，却不妨碍它在四五线城市和农村开花。不少朋友说，看了拼多多的买家秀后才发现了另一个中国，我这次下乡采风，也看到了跟我想象中不一样的贫困人群中——并不是《十八洞村》中视贫困为耻辱的山民，而是对一群抗风险能力极低，对致富已经绝望的人。而亲眼目睹过一个小镇的精准扶贫工作后，我对数字背后基层干部的付出和辛劳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而吴文丁、石二妮、吴富贵这样的贫困户，在搬到镇上后，需要适应新生活、新环境，将有更多的挑战，等待他们去面对。
还记得离开前最后一天，在吴富贵家，三个儿子对父亲和奶奶的立场很无语，但是却毫无办法：一面是忠孝，一面是未来。
刚从中学回来的老小说，以后他要出去，坚决不要在这山沟沟里，哪怕是去搬砖。
他说得很坚决，对青山绿水的家乡，不带丝毫留恋。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所涉及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