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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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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成为第五批赴台读书的陆生。
我们科系研究所里的**学生并不多，我是那一届里的独苗。
开学之后，陌生环境带来的新鲜感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孤独。
我很难融入**同学的社交圈。开学一个月，仍然是一个人去食堂吃饭、一个人去图书馆自习。
虽然没有语言不通的障碍，但普通话和**腔的微妙差异，让我往往一开口，就会在人群中被区分出来。“陆生”两个字背后指向难以言说的两岸历史背景，小心翼翼地疏离礼待成为同学相处的默认方式。上课时，大家彬彬有礼友好讨论，但下课后不会再有过多联系。
我本以为，我会一直隔绝在**人的生活之外。直到一次学校采访作业时，我在**新住民活动上认识了阿云。
阿云是**人，十八年前嫁来**，成为**的“新住民”。阿云临近五十，离婚多年，一直一个人生活。我第一次见到她，她穿着有些发黄的白色旗袍短裙，抹着大红的嘴唇，一边清点礼品，一边飞快分发给参加活动的新住民，忙得风生水起。
阿云是我见过的精力最旺盛的女人。她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今天去歌舞团表演舞蹈，明天请老乡们来家里吃家乡菜，不时参加各种商业宣传会，永不停歇。因为阿云，我开始慢慢地接触到真实的**社会。
刚认识阿云的时候，我以为她和**媒体刻画的**新娘一样，出生**农村，文化程度不高，原生家庭条件不好，指望着通过婚姻改变命运才来到**。
后来一问才知，如今没有固定收入、靠着朋友帮扶烤肉生意的阿云，在来**之前，是深圳一家外资企业的经理。
2
90年代末的深圳，淘金梦开始的地方，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处处是金砖，满目皆希望。初中文化的阿云放弃父母安排进公家单位的机会，选择进了深圳一家外资工厂做文员。虽然学历不高，但她愿意下苦工夫。
刚去的那几年，阿云时常主动加班拼命学习。她说自己不想回老家过安安分分的日子，渴望能在这个遍地黄金的地方出人头地。几年时间，阿云从工厂的文员提拔成项目经理。一个月一万的薪水比在老家父亲的收入多了十倍。
每年回家她都带着大量的礼物送给家人邻里，引得众人羡慕。父母也渐渐不再埋怨她为何要离家漂泊，改为夸奖这个女儿为家里增光添彩。那时的阿云刚年近三十，站在人生巅峰的她有一个心病，没有合适的婚嫁对象。当时追她的男生年龄比她小五岁，阿云觉得自己还是个传统的女人，不能搞姐弟恋这么大胆的事。三番五次拒绝人家后，也就没了下文。
又一年春节回老家，阿云照旧带回大城市才有的高级礼品，大包小包送给家乡的亲戚。团年饭上，不知谁开了个头：“阿云，你啥时候带男朋友回来啊？”阿云正准备敷衍过去，七大姑八大姨却如同约好一样炸开了锅：“阿云啊，你怎么还不结婚啊？”“阿云啊，听大姨一句劝，你再不结婚，真的嫁不出去啦。”
回家一周，每天都淹没在如此的声浪中，阿云投降了：“结，结婚，我一定尽快结婚。”
三请五托，最后深圳的朋友介绍了一位来**考察的台商。台商比阿云年长几岁，成熟稳重，出手阔绰，行事做派也斯文。每天等阿云下班接她一起散步吃饭。工厂的人都知道阿云交了一个**男友，明里暗里向阿云表达着祝福和羡慕。
阿云很快答应了台商的求婚。
“当时想，**啊，美丽的宝岛啊，语文书里不都是这么讲的吗。”
阿云在老家风风光光举办完婚礼，跟着先生到了**。
在两岸还没通航的情况下，怀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阿云几经辗转从深圳入香港、从香港入金门、再从金门到台北。可进入**看到的一切和阿云的想象并不一样。
“当时一出台北车站，心一下子就凉了，怎么这么旧这么破。”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模样的台北，透着有些破败的老旧气息。在阿云看来完全无法和已经建起无数高楼大厦正欣欣向荣的深圳相比。
阿云站在台北站有些迈不动脚，留下来有些不甘愿，但转头离开更不可能了。“不想丢这个脸，而且，我回去也没位置了。”在离开深圳公司的最后几个月，阿云早已培养了新人接替自己的职位，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
走出台北车站，阿云挽着新婚丈夫走向新家，内心暗想凭自己的努力，在哪儿生活都不会过得差。
可很多时候，个人的人生境遇是需要大历史背景加持的。阿云在不知不觉中选了一条难走的道路。
“他就是个骗子，我是被骗婚了。”如今阿云提起过去的婚姻，还是无法释怀。丈夫在**给她画的未来美梦，在进入**的那一刻就被戳破，所谓的家族公司其实濒临破产。刚开始阿云和丈夫还住得起公寓。眼看着存款越来越少，两人只好挤住在一间小房间。丈夫整天出门喝酒应酬，不愿踏踏实实找新工作。晚上常常醉醺醺地回家，搂着阿云就说：“明天就会有钱进来的，你跟着我会过好日子的。”
阿云用在深圳存下的最后一点积蓄补贴家用，算来算去手里的钱怎么也撑不过下个月了。看着懒洋洋躺在破旧沙发上的丈夫，阿云抹干眼泪，暗自决定要出门工作。
“只能靠自己，其他的什么也靠不住。”阿云告诫自己。
3
凌晨五点的台北，不时有机车飞驰而过，轰隆的引擎声在静谧的早晨显得格外刺耳。阿云快步走在街道上。虽然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但阿云习惯早点到医院。
这是阿云到**的第三年。刚结婚头几年，**配偶没有工作权，也没有身份证。阿云只能偷偷摸摸在餐馆、歌舞厅做临时服务员。一天三份工，收入才堪堪能应付两个人的生活开支。像她这样的黑工，要价不敢高，干活还努力，**雇主还是很喜欢用的。
直到最近她拿到了工作证，才换了医院护工的全职工作。虽然工作很辛苦，但一份工的收入扣除每月支出后还能有结余。所以阿云想表现得好一些，生怕被苛刻的**雇主找理由辞退。毕竟还有不少东南亚配偶等着这个位置，她们不仅要价不高，因为不会说中文，也没什么怨言。
医院护工一周只能休一天，平日要随时待命，为病入膏肓的病人抽痰、擦洗、喂饭、端屎倒尿。
日子长了，阿云都有些恍惚，自己在深圳辉煌的人生似乎是上辈子的事。
既然做不上事业，那家庭成了阿云唯一的指望。当时的阿云对丈夫还存有一丝期待，但一次意外怀孕后，丈夫的表现让阿云彻底死了心。
阿云是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怀孕生子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工作。怀孕后的阿云原本以为丈夫会良心发现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但丈夫依旧每日出门应酬喝酒，甚至要求阿云找**家人借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阿云趁丈夫出门，一个人冷静地去医院流掉了孩子。她告诉自己，今后生活唯一的目标，就是熬满八年离婚，拿到**身份证，留在台北。
90年代的**，还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是许多**淘金者梦想的地方。但取得**身份证并不容易。根据“两岸**关系条例”，当时的**配偶拿到**身份证需要经历八年时间，而这八年里困难重重，稍有不慎就会被遣返**。
首先是申请团聚许可入境，“移民署”面谈通过后，才能进行婚姻登记。如果面谈时双方问题回答不一致，可能会判定为假结婚，直接不允许入境。因个别**新娘假结婚真卖淫的新闻被**媒体大肆宣扬，“移民署”在**新娘们入境时问题问得极其隐私：“你先生今天内裤什么颜色？你和先生一周做几次？”
入境面谈仅仅是第一个难关。警察还会不定期上门检查真实居住情况，而这才是生活中的麻烦。阿云在台居留期间，从来不敢出远门。警察上门检查如果**配偶不在家，警察很可能会判定不是真实在此地居住，而取消团聚资格。
刚够拿到**身份证的八年居住年限，阿云就向法院诉讼离婚。离婚官司上，法官有些鄙夷地指责：“你们这些**新娘都是骗子，拿了身份证就离婚。”她丝毫不惧，反问法官：“如果先生对我们好，我们为什么要离婚？”
拿到身份证的那一天，阿云说是她在**这么多年最放松的一天。
4
阿云过去的经历，让我相当唏嘘。如我一样的**学生来**，除了学习，日常生活就是吃喝玩乐游，对**社会和普通民众接触并不深入。在此之前我并不清楚，两岸历史政治的隔阂，会对社会最普通的个人命运有如此深刻的影响。
相比于阿云的过去，更让我吃惊的是如今阿云在**的社会身份——阿云是一个颇具规模的**配偶协会的常务理事和副主席。
正巧协会有聚会活动，阿云邀我一同前往。协会位于台北一个居民楼的地下室。房间不大，摆着一张堆满食物的长桌，女人们围挤在长桌旁叽叽喳喳地交谈着。组织活动的阿云穿着一件印着协会名称的短袖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显得异常忙碌。“其实就是大家在家里有什么不痛快的，来这里说一说，毕竟都是**来的，能相互理解。”阿云向我介绍。
阿云所在的协会是一个帮助陆配在台生活的民间团体，除了解决陆配夫妻之间的纠纷，最常规的活动是组织陆配们去街头抗议，争取平权。
这个此时融汇着各地**口音的台北地下室，大家唱着KTV、互相敬茶夹菜，协会更像一个女人们的秘密基地。落漆的白墙上挂着一块装裱好的字：两岸一家亲。房间的角落里挂着着许多长条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反歧视要公平，身份证六改四”。据说这些都是阿云她们之前参加抗议时用的工具。
现在在**，东南亚等外籍配偶可以四年拿到身份证，而**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仅从以前的八年改为六年。“其实像我们这些拿了身份证的，改不改对我们也没多大影响了。但我们就不想我们**人受这个歧视。”阿云说。
虽然大家的抗议并不一定能被听取，但这样的陆配团体，在**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三十万陆籍配偶意味着至少三十万张选票。协会中担任领导角色的阿云等人，在大选时期是被争相拉拢的对象。她们的背后就是整个陆配群体。
阿云一半骄傲一半感慨地说：“我和马英九握过手呢。在**的时候别说见省长了，市长我都没见过。”但事实上，手握投票权的她们并不能左右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命运。生活的问题，很多时候并不可解。
抗日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有基层人员邀请阿云组织些陆籍配偶一起去参加活动。阿云心知肚明，这些人不过是想做做关心陆配的样子，以争取16年大选30万陆配群体的选票。“温饱都没解决，谈什么政治。”阿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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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理事的社会团体身份并不能给阿云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该向生活讨的饭一口也少不了。
阿云之前开过烤肉店，虽然门口人来人往，但生意并不好。店铺是跟**老乡合伙开的，后来因为与合伙人合作不太愉快，阿云决定拆伙。不退还合伙费，她只要走了一台电烤炉，想自己在夜市做个营生。晚上她在西门町夜市走了一圈，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感觉夜市大有可为。
定制好小推车、配好调料，阿云不顾腰伤，推着烧烤摊就开始了新生意。**的夜市自有它的门道规矩。夜市有专人把持，交了保护费的本地人可以占据人流繁华的黄金地带，而外地人只能站在相对偏远的角落。
不过阿云不用交保护费，因为她有人罩。家住阿云楼下的**大哥，在夜市摆摊卖烤面包夹肉。**大哥人高马大，在跟帮派老大的一次斗狠中，赢得了对方的尊敬，成为老大的朋友。**大哥念及邻里情，答应带阿云一起摆摊。
第一天晚上，阿云很紧张。她早早地来到夜市的末尾，支起了烤摊，望眼欲穿地期盼着来往的行人。但四个小时过去了，阿云只卖出去了一份烤肉。
第二天生意依旧惨淡。眼看着隔壁新来的芒果冰摊贩一个晚上卖完了一车芒果，阿云宣告自己的夜市计划破产，转而瞄上了芒果冰的生意经。
在台北，阿云一直在负债生活。生存如此不易，但阿云脑海中似乎从来没有过“就此拉倒，回老家生活”的念头。
我不明白阿云在台北这么折腾到底是为什么。父母早已年迈，双方相隔两岸，一年难得一见。虽说在台北的陆配朋友众多，但平日交往也仅限吃吃喝喝，给不了阿云实质的帮助。直到暑假，我跟阿云回了一趟老家，我才真正理解了阿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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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阿云的老家市**组织了一次“**新娘回家看”的活动。因为报销往返机票，阿云放下没有起色的夜市摊，飞速决定将今年过年回家的计划提前。
这一次回家阿云依旧延续了在深圳的习惯，带了满满几箱东西回家送亲朋。养生的酵素酒送爸妈，一些自拍杆零食小玩意儿送给侄子侄女。阿云私下告诉我，现在没闲钱买礼物，只好拿之前**朋友送的东西回来送亲人。
“没办法，不能让人以为我在**过得不好。”
阿云在**租的房间极其老旧，房间内也没什么值钱的陈设。但没想到的是，阿云在老家是个有车有房的人，市区漂亮的电梯住宅和一辆别克小轿车。回家那天，阿云的弟弟将车开来车站接我们，阿云娴熟地坐上驾驶座，摸着方向盘感叹道：“我一年也就只能摸它几天。”
在她不在老家的日子里，阿云的车给弟弟开，房子给父母住。只有回家的短短几天，房子和车才暂时属于她。回家这几天，阿云偶尔会跟我抱怨弟弟不爱惜她的车，车里的物件磨损得厉害。
看着她心疼擦车的样子，我问：“那你什么不回家？”
阿云过了很久才告诉我，她觉得自己没脸回来。“虚荣，我知道自己的毛病，好面子，就是想争个脸。”阿云从来没告诉过父母，她在**做什么，过得怎么样。
只有在老家的日子里，阿云才卸下台北厚重的生活盔甲。偶尔在厨房给母亲打打下手，给客厅给看电视的父亲捏捏肩，每天过得极为清闲。
离返回台北的时间还剩几天，阿云的母亲极为不舍，每天出门买菜都念叨着多做点阿云喜欢吃的菜。
“我啊，现在认了，从老家到深圳，从深圳到台北，我就是喜欢折腾，这就是我的命。”
阿云开着车送自己到高铁站，与弟弟拥抱告别。她告诉我，她下一次一定回赚足够钱，风风光光地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