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去世了。她死于食道癌。发现时已经晚期了。这病都这样。医生说她最多可以活三个月。但她又活了六个月零三天，去世时就剩下皮包骨头了。她是被活活饿死的。最后一个月，食道癌拒绝任何食物进入她的体内，连喂口水都是痛苦的。这时候母亲已经不会说话了，头也直不起来了；但弥留之际是清醒的，她突然伸出枯枝般的右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用毕生的力气抖了三抖。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是想对我说“快！快！快！”。那一刻我相信冥冥之中或许**有神灵，我侧过头去，朝老屋的门口张去。我以为在天井那里，会有一个老男人从天而降。他背的背，拎的拎，地上还掼着好几只包，他伸着老鸭头，朝屋里张张，说，老太婆，我回来了。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老屋的门口空空如也，连秋风都不打那儿经过。屋子里弥漫着桂花的郁香，这时候浓烈到了极点，母亲的手忽然松了，像秋风折断的枯枝从我的手中掉了下去；等我回过头来，她老人家已经溘然长逝了。我看了一眼左腕上的罗蒙石英表，是北京时间2004年9月14**午夜11点28分45秒。星期二。

按照老墙门里的规矩，我们应该在家为母亲守灵三天的。但是我没有。这倒不是因为十八只秋老虎才走了九只，夏天的余威尚存，母亲的遗体不宜久留；而是没这个必要。我们家无亲无故，母亲是个孤儿，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可我又不知道她是哪个孤儿院的，是否有通知的必要？潮王路那边的老街坊因为拆迁皆作鸟兽散了，也无处通知；而父亲那边，我只知道他籍贯山东，民族汉，出生在山东、安徽或别的什么地方。仅此而已。根本就不会有人来奔丧的。三天。多么漫长的七十二个小时！我若那样做了，反倒是冷落了母亲她老人家。

第二天上午，殡仪馆的灵车就来将遗体拉走了。母亲走后，老屋里仍余香缭绕，数**不散。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相信人的灵魂是有气息的。相信我母亲的灵魂是桂花香型的。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曾经数次闻到过这浓郁的气息，现在我知道了，那正是母亲灵魂出窍的时候。母亲的灵魂终于走了，屋子重又恢复到陈腐的气息之中。

我再三再四地琢磨着母亲的临终“遗言”。她要说的是“快！快！快！”，这，没有错。但既然不是指那个人回来了，难道是催我赶快去车站，去把那个人找回来？难道冥冥之中，她已经收到了那个人坐那次列车回家的加急电报？出于我个人的怨恨，我**不愿意提到那个人。那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我的父亲。1972年4月18**，那个人离开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说过他要回来的。他说过他要给我母亲幸福的。而他所说的幸福就是让他年轻漂亮的妻子徒守空房，暗自泪落。我始终闹不明白，母亲为何到死都觉得嫁给他是幸福的？她幸福什么呢？她空抱着一个子虚乌有的诺言，就得到终身的幸福了吗？

那年我叫名三岁，十足才二十三个月。二十三个月大的伢儿⑴有没有记忆力？我不清楚。但我对他没有一丁点儿印象，有的只是后天滋生的怨恨。因为他，我母亲过了大半辈子没有男人的生活；因为他，我从小就失去了现实意义上的父亲。我忌讳使用“父亲”这两个富有责任感的汉字。从懂事起，我就习惯用“那个人”来替换“父亲”。是的，我恨我父亲，尤其在今天，是他让一个为他苦苦坚守了三十多年的女人，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记得在我十三岁那年初夏，我的恨就开始爆发了。那是一个沉闷而又鸹躁的午后，护城河畔的烟柳中，蝉声凶猛，一群游蜂浪蝶纷纷过河而来，徜徉在花丛中，而没有小伙伴的我则拖着瘦长的影子，孤**地徘徊在河边，用橡皮弹弓恶狠狠地袭击着那些出没在垃圾堆中的城市耗子；母亲又来叫我去城站⑵，我突然发疯地冲她大叫大吼。我说他死了，你还要找他干什么呢！我叫喊着，愤怒的眼泪夺眶而出。母亲愣住了。她瞪大着清澈如泓的眼睛，怯怯的，不知所措地望着我。她是一个连如何打骂伢儿都不会的母亲，她就眼睁睁地盯着我发疯地朝清泰门外跑去；见我跑远了，才焦急地喊：米子你回来！米子你回来！

听母亲说，他们在一起的**子并不长，连头带尾也不过三年多四年不到的时间。那个人没有杭州市籍户口，没有工作和单位，但他想挣钱养家。他第一次离家是母亲刚怀上我的时候。照母亲的说法，他是得知她怀孕了，才决定出门去找钱的。他出去了五个多月，带回来一小笔钱。母亲没有问他去了哪儿？这钱又是怎么挣来的？我母亲才不会问呢，她相信一个人往往相信到骨头缝里去了。但那个人自己说，他在上海给人挑大粪。每天挑粪都像地下行动，鬼鬼祟祟的，在后半夜，把大粪挑到黄浦江码头，然后从苏州河上运走。他第二次离家是在我满周岁的第二天。一家三口度过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生**后，一直找不到活干的他又走了。他在外面呆了七八个月，说是放心不下我们，就匆匆地赶回来了。他脱了一层皮，颧骨凸出，像有人在他的脸皮底下塞了两只乒乓球似的；长发又乱又黏，有一股异味。他撕开牛头短裤上的暗袋，摸出那几张钞票来，理了理齐，塞到母亲的手里。他说我只能挣到这么多了。母亲的眼睛红了，湿润了。在家千般好，出门半步难。她知道他尽力了，但她不说话。她不是那种麻雀型的女人，就会叽叽喳喳；她像蜜罐，习惯把**情实感深**在心里。她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地捏着那几张钱，像捏着什么庄重的东西，沉甸甸的，双手贴在胸口，好一会儿，她才进里屋去放好。母亲把钱**在她的枕头底下。她一直如此。好像只有枕着钱她才睡得安稳。好像枕头底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甜甜地睡在床上，对父亲的回家不理不睬。母亲朝甜睡的我笑了笑，伸出一根手指头在我红扑扑的小脸蛋上点了两下，她说，**，你爸爸回来了。我迷迷糊糊听到动静，嫌她吵，就皱了皱小眉，继续睡我的觉。母亲悄悄地退了出去，端了一盆清水，清水里还有一把剪刀、一把牛角梳子，准备给父亲搞卫生了。汗味浓重的父亲就坐在门口，幸福地低下头来，听任母亲给他剪发、洗头。母亲一边洗，一边告诉父亲，**长高了，也胖了不少，**有十三斤八两了，他还在睡觉觉……

天还没有黑，我们家就早早地关了门，母亲炒了几只小菜，陪父亲喝了点小酒。那天晚上，母亲在父亲的身上发现了不少伤疤。母亲向我**划这些伤疤的长度和宽度时，她纤细却已粗糙的手指在我面前一惊一咋的，也不知她发现时有多心慌！听父亲说，他是在南京西**桥码头装卸货物时弄伤的。肩上、腿上的伤还不怎么样，划伤了就划伤了；最可怕的是腰背上的那道伤，差点要了他的命。他说那是他下船去背货，也不知麻袋里装的什么东西，死沉死沉的，每只都有毛两百斤重；他刚背起麻袋，立起身来要走，那根带铁钩的竹篙就横过来了，砰地击在他的腰上。他整个人一软，就掉进了货舱里，被麻袋压在了底下。幸好是掉在船里，下面的货物堆积如山；如果掉在江里，那他就没命了。可以想象，那个晚上，母亲是怎样心疼地流下了眼泪，她极其温顺地**受了父亲一次次的粗暴，愿意把自己的**和骨头都当作食物喂了这头饥饿的雄狮。在后来等待父亲归来的漫漫岁月里，母亲又一次**划起父亲身上的伤疤时，我对这个夜晚还有一点点印象，因为我哭醒过好几次。我听到母亲痛苦的呻吟声，看到那个陌生男人对母亲的欺侮，他就像武松打虎般地骑在母亲身上，打她搡她，粗野的双手像抓住房门上的把手那样抓住母亲的**房，疯狂地扯她撕她，害得母亲的双**像水枪那样“滋！滋！”地直滮**水。父亲很疯，母亲也激奋，直叫着。我害怕母亲被那个人打死了，那样我就没有母亲了。我哇哇大哭起来。我一哭，母亲就伸过手来，**我的头皮，或拍拍我的胸口：**乖，睡觉觉。但我不屈不挠，朝他们哭个不停。母亲没有办法，一把将父亲推下身，然后抱过我，下床给我把一场尿，**后让我睡在她的臂**里，把多滋多味的**头塞进我的嘴里。一有**喝，我就忘了一切，甜甜地睡着了。

等我睡熟了，母亲收回她的**房，一转身，父亲就急吼吼地爬了上去，他还喝了一壶**。母亲在他屁股上拍了一记说，那是你儿子的。父亲竟厚颜无耻地说，叫你一声妈总行了吧！妈――！母亲也有些恬不知耻，她居然“哎！”了一声，还叫他乖儿子，并把另一壶**主动地送到他的嘴里。当一切平静下来后，母亲躺在父亲呵护的臂**里，听他讲这次出门的经历。他说他还是第一次下长江，**辽阔啊！母亲就问**钱塘江辽阔吗？他说还要辽阔。母亲又问，那有潮水吗？他说那倒没有，但也够险的，无风三尺浪。母亲眼又红了，又湿润了。她要他保证以后再出去时，不要在码头这种危险的地方找活干了。父亲含含糊糊答应了一声。母亲侧耳细听，他已呼噜声声了。母亲甜甜地骂一声猪，又莞尔一笑，侧过身来，搂着我睡，边睡边想她的心事。其实母亲也没什么心事可想的，她只是胡乱想想而已。因为她一点睡意也没有，想找个人畅谈到天亮，可父亲太累了，他早已鼾声如雷。第二天，家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芳香，连我们的呼吸也都是香香软软的，仿佛到了丹桂飘香的季节；这是我母亲在昨夜香汗淋漓的结果。

父亲对他身上的创伤倒是满不在乎的，他说这算个啥！有创伤的男人才成熟；但女人就不同了，女人有疤会很难看的，所以他要母亲千万别弄伤自己。多少年后，病重的母亲还清晰地回想起父亲说过的话，她笑了，笑容里满是心酸的泪珠。接着是父亲的第三次离家。4月，那是江南最春天的季节。头天傍晚，父亲就早早地收拾了行李，母亲也早早地烧好了夜饭，但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吃就早早地睡下了。第二天一早，父亲背起行囊，两腿发虚地走了。

母亲抱着我，把他送到大路上。母亲说你要早点回来呵。母亲说不管赚得到钱赚不到钱你都要早点回来呵！父亲说知道了。父亲再**头时，母亲抓起我的小手，朝他一挥一挥的，最后就僵在了半空中，直到他走远了，看不见了，母亲才放下我的小手，抱着我默默地回家。

三个月后，母亲不得不也两腿发虚地走进潮王区**医院妇产科，去拿掉肚子里的伢儿。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她怎么会不要这个伢儿呢？那时候又不搞计划生育。要不然，在这个世上，我就有个弟弟或妹妹了，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孤**了。也像个孤儿似的。是不是人活在世上都是孤儿？纵然你有十七八个兄弟姐妹，但你的心还是孤儿的。拿掉了伢儿，母亲在医院走廊的长条凳上，空落落地坐了半个多小时，这才起身，**着创痛，又整个人空落落地走回家来。冰冷的金属器材在她体内碰撞时发出的冰冷的丁当声，死死地盘踞在她的脑海中。还有那撕心**肺的疼痛。当她扶住自家的门框时，额头已滴嗒着黄豆大的虚汗，噼啪落地，一摔八瓣。她再也迈不开步子了，扶着门框整个人一点点地矮下去，瘫软在门槛上。她抱住门框，心里酸酸的涩涩的，像一块灰手帕被折了又折，折得复复杂杂的，叫人难受。她**纸还白的脸儿轻轻地贴在门框上，眼泪无声地顺着木框往下淌，往下淌。前面的眼泪被木框吸走了，后面的眼泪又继续往下淌。

我五岁那年，潮王路开始改造。我们要拆迁了。但父亲还没有回来，他已经出门毛两年了。这下母亲急坏了。她说她哪儿也不去。她要在这儿等我父亲归来。如果我们搬走了，他到哪儿去找我们呢？母亲的这种说法，后来被酒鬼叔说成是完全多余的。酒鬼叔说我父亲是跑过三江六码头的人，他若诚心要找我们还不容易？只要到潮王路**问一声就知道我们现在的下落了。酒鬼叔说这句话时，我们已经搬迁到八卦墙门了，他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我父亲至今还没有回来是存心的，是他存心不想回来才不回来的。为此，母亲暗暗地忧伤了好些**子。

随着潮王路拆迁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母亲又要求原拆原回，但也遭到了拒绝。听说重建后的潮王路，将是一条寸土寸金的商业大街。我们家因此而成了老城改造的钉子户。城建部门以最大的优惠政策，让我母亲在两处城乡结合部的超大面积的住房中任挑一套，她都不干。母亲是固执的，她要做什么事情，总是一条道走到黑。四周的老屋全拆除了，扒平了，唯**留下残墙断壁的我家，孤零零地竖在那儿，像**中的一条小破船。后来，母亲终于在城站以东百米处的清泰门外，和车站隔河相望的始版桥直街上，找到了一个使用面积不足30平方米的小套；这个要求让城建部门感到非常意外，那个负责人高兴得像走夜路拾了只金元宝，怕是睡熟梦里都要笑出声来的。

对此，我是这样理解我母亲的。她以为生活在城站附近，碰见从外地归来的父亲的机会就多一些，和我们常说的“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是一个道理。

1974年2月25**，在拆迁期限的最后三四天里，我们搬家了。

杭州过去有许多老墙门，人们习惯以门洞的形状来称呼它，**如门洞是月亮型的就叫月亮墙门，门洞是梅花型的就叫梅花墙门，门洞是八卦型的就叫八卦墙门……这样通俗易懂，好记便认。始版桥直街62号，我们家的新址，就是八卦墙门。墙门里其实就是个大杂院，住着数十户人家。有不少伢儿，都很疯很野，整天在外面打打杀杀，他们的声音尖得就像刀子一样划来划去，把天井里的晚风撕得支离破碎。几幢楼房**一是两层半的，最上面的半层是阁楼，里面矮得站不直人，但照样住人；只是太**屈了那些脑袋瓜子，进进出出时，免不了要磕头碰脑、起包破皮的。在杭州，城市居民的住房向来非常紧张。谁叫它东南形胜，山青水秀，太会招惹人了呢。现在也是如此，房价炒上了天，**正能够享受宽敞住房的，都是些有钱的外地人，基本上没杭城百姓什么事。我们家是在八卦墙门南楼的一楼，朝北开门，一室一厅一厨；进门就是厨房，再进去是厅，隔壁就是卧室，没有卫生间。白天跑公厕，晚上用马桶。或许是房子太陈旧了，或许是关了段时间，或许是长年累月在家使用马桶的缘故吧，总之，老屋里弥漫着一股潮湿陈腐的气味，怪怪的，阴笃笃的，无处不在。

如果你从高处了望这些老房子，就会看到一丛丛瓦楞**在乌黝黝的细瓦间见缝插针，蔚然成片；虽然无人问津，但它们常年与清风明月为伴，一岁一枯荣，春风吹又生，倒也悠然自在，尽享它们的**根人生。有时候我就想，如果青砖黑瓦下的芸芸众生，也有着瓦楞**一般悠然自在的恬淡生活，那该有多好啊！

有一天，母亲站在护城河前，凝视着眼前驶过的列车，突然大声地喊我。她说，米子，你去车站看看你爸爸回来了没有？我兴奋地问是不是爸爸今天回来了？母亲说那倒不是，但他总是要回来的啊！是啊，那个人出去都两年多了，我们也盼了两年多了，他也该回来了。母亲说得对，他总是要回来的。好来！我从护城河边跳上来，飞快地沿河而跑，跑过虹桥，去车站找父亲了。

这一天，其实才是这篇小说的开始。在我五岁那年春天的奔跑中，车站由远而近，从隔河相望到长驱直入，便成为我寻找父亲的最初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