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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搬来不久，有段时间，我在墙门里的那帮小伢儿里厢充头脑。因为我有一个他们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尤其是我说我父亲在北京工作时，这批小眼睛都直了。北京哪！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呢！而我父亲在北京，他天天都能见到伟大领袖**，知道不？我就是这么跟他们**的。他们的父亲算什么东西？“小六六”的父亲是个酒鬼，我叫他酒鬼叔，他没酒喝时瘟**笃头，喝了老酒又在墙门里厢扭秧歌发酒疯，一天到晚没有正点的时候。海子和“白蒲枣”的父亲黑叔，在清泰门煤饼店里工作，做蜂窝煤饼，也送货，送货上门仅限于国营或集体单位，个人无此服务项目。他看上去**较老相，人又瘦又黑，满脸坎坎洼洼，像镶满黑珍珠似地黏了不少煤灰，人走到哪儿，煤灰就掉到哪儿，像现在的人到处撒名片似的。又像绿林好汉留暗号。有人说黑叔要是地下工作者，出门走不了三步，肯定被捕，人家只要一瞧地上的煤灰就知道了。这种父亲，怎么能和我的父亲相**呢？我的话，他们并不一定相信，但一看我母亲骨清面白有风韵，就不得不信了。谁不知道伟大领袖**的夫人天下第一漂亮，刘**的夫人天下第二漂亮；以我母亲的漂亮程度，她老公在北京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那天“小六六”在护城河里放纸船，她折了两只大轮船，三只小划船；她一只只放入河里，边**水，边呵呵地叫。纸船在碧波荡漾中，缓缓地向河心开去。我和猫儿、东东他们在一边拍四角。猫儿大名叫国庆，但我们都叫他猫儿；东东的大名叫卫东，但我们也都叫他东东。这两个贼坯很鬼，不多时就把我的四角全赢走了。我跟他们弹皮筋，结果还是输，手气霉得很，我瞧着“小六六”神采飞扬的劲儿就来气，就冲了过去，捡起泥块，给予迎头猛击。没掷几颗“炸弹”，她的五条纸船就全军覆灭了。“小六六”愤怒地站了起来，嘴巴噘得老高。就是噘上天，那又怎么样呢？
我带头大声喊：
大姑娘，**头长！
晾竿头里乘风凉！
一蓬风，吹到海中央！
撑船头脑捞去做婆娘！
“小六六”嘴巴一瘪哇地哭开了，她跑回墙门里找我母亲告状了。
我们在“小六六”的身后呵呵地怪叫着，像赶鸭子似的将她赶跑了。剩下几个男伢儿后，我建议玩“抓特务”的游戏。但海子不干，他说他要玩“**”。我知道他看不惯我充头脑，故意和我作对。我小嘴一撇，说“**”最没劲了。海子就嘲笑我，玩不来就说玩不来，别说没劲，有本事你倒来解放试试看？我知道他这么说，是个陷阱，我说你要“**”你一个人去解放好了，我们玩**抓特务，我当特务，你们谁来？墙门里那些伢儿一听我自愿当特务，就纷纷加入了抓特务的行列。最后就剩下海子一个人了，他见大势已去，就哼了一下，说抓特务就抓特务，有什么了不起的。
玩过“抓特务”游戏的人都知道，当特务是一件苦差事，一般是伢儿中最孬的家伙**充当的，因为按照游戏规则，特务是不能还手的，只有**受**用冲锋枪（树梢）、手榴弹（泥巴、小石子、黄沙）等袭击的份儿，最后被捕，被押到****面前，跪下，受审，拉出去枪毙……可以说，一旦成了特务，那人就丢到家了。而且被人掷得跟泥菩萨一样脏，弄不好还撕破了衣服，被父母亲抽一顿骨头，那也是常有的事。但我愿意，我就是要用苦肉计，把海子**下去，巩固我的头脑地位。后来我把“白蒲枣”也拉了进来，让她像电影里放的那样，充当妖艳的女特务。“白蒲枣”对此又喜又怕，一玩到被捕她就哭，但你不让她玩她也哭。她一哭，这游戏就有了戏的成分，增添了不少喜剧性，这就把海子喜欢玩的游戏彻底**下去了。
那时候**开心，我怀念那段充头脑的短暂岁月。
但好景不长，没几天那帮小伢儿就不理睬我了。他们听大人们说，我父亲是个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的流浪汉，和叫化子差不到哪儿去。他们再看我时，就一脸的鄙夷，好像我有父亲**没有父亲更烂似的。另外，我尿床的隐私不久也闹得路人皆知，不少小伢儿都骂我不要脸。那些偶尔也尿床的伢儿，对我骂得更凶，他们以此来辟清自己，表示和我不是同一个战壕里的同志。他们从不尿床，说得自己就跟不长“麻雀儿”那样斩钉截铁。我顿时从肉馒头掉价成了烂山芋。我发狠地喊：你们等着瞧吧，嗨嗨，过不了多久，我爸爸就回来了，就从北京回来了！本来是我指东他们决不敢打西的，那天他们却合伙剥我的裤子，说是要看看尿床坯的屁股到底有多臭。海子第一个偷袭我，他从我的背后用手臂勒住了我的脖子，“小六六”抱住了我的腰，顺子和猫儿各抱住我的一条腿，任我怎么使劲踢也没用。东东在边上上窜下跳，乱起哄，海子就叫他剥裤子，他就乖乖地剥了。他先剥下我的长裤，然后看海子一眼，又剥下我的短裤。他们把我扛到绿化带的沙泥里，在泥沙堆里给我洗屁股，因为我的屁股臭死了。“小六六”为了讨好海子还抓了一把沙子灌进我的脖子里。最后他们玩厌了，纷纷捏住自己的鼻子，装出一副臭不可闻的样子，在我身边跑来跑去。但他们不碰我，因为我是一堆臭**。他们骂我**。是没有父亲的**。我怎么会没有父亲呢？笑话！我噙着眼泪，指指河西的车站吼：你们看好了，过不了多久，我爸爸就从北京坐火车回来了，他要给我带好多好多东西回来。他们说，屁！还北京呢？有娘无爹的东西。
“白蒲枣”站得远远的，哧溜哧溜地抽着两条浅**的鼻涕，眼睛乌溜溜地盯着我看。春天的寒风吹拂着她稀松的黄头发。说起来，墙门里这帮小伢儿当中，后来也就“白蒲枣”有出息，她考上了大学，去武汉读了四年书，大学毕业后，又直接去深圳发展了。她在那儿发展得很好，我衷心地祝福她。“小六六”二十一岁那年，被海子困大了肚子。她理所当然地嫁给了他。酒席上她挺了个大肚子来给我们敬酒，敬烟，我也衷心地祝她们幸福。但后来他们离婚了。“小六六”带着儿子又嫁了人。而海子却越来越像“小六六”的父亲了，他终于成了一个老酒鬼。另外几个小伢儿，后来出息都一般，我和东东进了杭州铁路段，当了养路工；顺子进了缝纫车厂，两年前又下岗了；猫儿犯下命案，判了无期徒刑，去了青海，至今未归；笑笑在他二十六岁那年秋天，深夜跌倒在单位的厕所里，死了。他最惨，他刚死老婆就跟人跑了，留下一个三岁的儿子，由他的父母亲抚养着。
他们剥我裤子的那天晚上，我就问母亲，爸爸到底几时回来？母亲说，快了，要不了多久，你爸爸就回来了。我说那到底是几时呢？母亲说快了快了。我还不死心，我说，你说的快了到底是几时呢？母亲突然光火了，她气恼地说，你个伢儿今天是怎么啦？欠揍是不是！
第二天正午，护城河边突然响起了我母亲的喊声。
当时，我正在护城河里捉蝌蚪，一只搪瓷杯里已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蝌蚪，乌鸦鸦的一团，在蠕动，在跳跃，在挣扎，在绝望……当它们的生存空间从一条河流缩小到一只杯子时，蝌蚪们所体现的那种绝望的**动，在五岁的小伢儿看来，是非常有趣好玩的。母亲的喊声令我抬起头来，我看到正午的阳光照在母亲精致的鼻尖上，熠熠生辉。她说，米子，你去城站看看你爸爸回来了没有？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父亲来信了？说他乘火车今天回到杭州？母亲又重复了一遍，你去城站看看你爸爸回来了没有？我忙把杯子里的蝌蚪重又倒入河里。蝌蚪入水后拼命地逃跑，它们迅速消失在护城河的纵横处。这和我后来在城站常见的旅客出站的情形极其相似。我拎了只空杯子拔腿就跑。那时候还没有清泰立交桥，我必须从金衙庄前面的虹桥上过河，才能绕到环城东路去城站。但我没有过桥，就又回来了。我气急败坏地问母亲，那我怎么知道哪个人是我父亲呢？
母亲听我这么一问，顿时吱唔起来。
我从母亲拼命**划的手势中，就知道父亲长相一般，他的脸上肯定没有伟人痣，没有**本龟田小队长的小胡子；没有**胸，没有罗锅背，双手也没有六指，两腿也健全。母亲吱唔了半天，大意是说：我父亲是山东种**，一米七八的个子，魁梧，脸长，五官倒像个五官，只是不爱剃头，头发乱蓬蓬的。我想我已经听明白了，车转身又直奔城站。
这天我在城站一直呆到天黑。回到家，母亲问我有没有看见父亲？我摇摇头，我说都是些一模一样的脸。一模一样的脸？母亲奇怪地问。我说是啊，从车站里出来的人，是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但脸形基本相似，长长的，五官倒像个五官。母亲说怎么会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母亲说那是你看花眼了。过了会儿，我问家里有父亲的照片吗？母亲说本来应该有的。那怎么又没有了呢？母亲说那天刘大妈是不肯给他们办结婚证的，因为他们没有拍照，叫他们拍好了再来；后来我父亲好话说了一箩筐，刘大妈就同意了，让他们回去自己补上。本来应该补上的，谁知又没有补，这主要是想省那几个钱。母亲说，你是他儿子，他是你父亲；你见到他就知道他是你父亲，他见到你也知道你是他儿子。是吗？有这么神奇吗？我问。母亲说是的，因为你身上流的是他的血，你们俩有着血缘关系。
为什么有血缘关系就会这样呢？我打破沙锅问到底。
母亲说，我也说不清楚，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城站了，好像一大早就有个父亲等我去认领似的。那时候城市的清晨还能闻到湿润的泥土味儿，护城河边的高树上，三三两两地挂着掀开蓝罩布的鸟笼，笼里的八哥、画眉们传来声声清脆的鸟语，令许多自由的麻雀好奇地围观着它们。我一路小跑，东拐西弯地绕过那些在河畔晨练的人们，尽量不去和上班的自行车族争道。早晨的薄粥，在胃里一路颠簸，泛起层层酸味。我走过虹桥，拐上环城东路。洒水车唱着歌，一个劲地勇往直前；避之不及的我，被“清洁”了一回，鞋子和裤管都湿了。但我并没有放慢脚步，经过金衙庄时，我看到路口的三角地带上，几棵上百年的银杏树，盛放着妖娆的花朵，犹如停泊在半空中的艳云。
我孤**而又兴奋地守望在出口附近，盯着从车站涌出来的人们。除了直接放行的贵宾里有几个圆脸外，其余的都是长脸。现在想来，这也不是谁抄袭谁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所赋予国人的基本特征；就像现在我们全面进入肥胖时代那样，国人个顶个的圆古隆冬。那时候我若非要将他们分出个子丑寅卯来，也不外乎有的长脸瘦骨嶙峋，有的长脸血肉丰满些而已。在这一张张雷同的面孔里，也不知有没有我的父亲？
这天回家我又问母亲，父亲除了脸长外，还有什么特征吗？
母亲想了想说，没有。
母亲说，你这样好了，瞧着哪张脸很像你父亲，你就用眼角的余光瞄着他，然后脸朝别的地方，像是在喊别人似地大声喊你爸爸的名字。如果他是你爸爸，他就找你了，他还会问你是不是米子？因为这个名字是他给你取的，懂吗？我点点头，这个办法好。再一想，我总不至于见一个长脸就喊“米有为”吧？母亲忽然想起什么来了，她说对了，你爸爸有只长方形的牛津包，蓝颜色，两面都有个商标，是一艘白色军舰，**囱里冒着白烟；还有，他总是穿一条灰色卡其裤，一只裤管高一只裤低，像个种田的农民。我噢了一声，脑子里飞速地寻找着农民的形象，但是一片空白。
天井里又传来“两座大山”的谩骂声，句句字正腔圆，抑扬顿挫。这早已成了墙门里的早课晚课了。墙门里的人都说黑叔是给她骂瘟掉的。他们说黑叔年轻时可英俊了，人也聪明，自从娶了“两座大山”后，人就一天**一天黑，一天**一天木讷。他们说总有一天她会伤在这张嘴上。人的牙齿最**了。白****就这么说，说好不行，说说坏来得个容易。
我和母亲不再说话，静静地聆听着这晚课声。
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意外地梦到了我父亲。他左手提着牛津包，右肩扛着铺盖，都走到天井了，突然将东西放在檐头下，又返身回到房里，看看沉睡中的我。他弯下腰来，慢慢地伸出手来，轻轻地拧了下我瘦精精的猴腮。我皱了皱眉头，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父亲瞧瞧我，又朝母亲笑笑，这才从房里退出来，走了。
第二天醒来，我还清晰地记得这个梦，等吃过早饭，我才敢告诉母亲。母亲听了非常吃惊，她说这梦咋做得这么**呢？她可从来没有跟我讲过，我父亲走的那天的情景呵。她又说梦是相反的，我做到他走了，那就说明他**的要回来了，说不定就在今天。她这么一说，我们都很激动，都肯定今天能见到我的父亲了。
旅客出城站后，可以从三个方向离去，一个往南星桥方向；一个往艮山门方向；还有一个走十字路口对面的小街，往解放路方向。照母亲的说法，父亲不会往南星桥方向去的，那是南辕北辙；但有往艮山门和解放路方向的可能，因为这两个方向都通往潮王路。于是我游荡在环城东路、红楼、包店、文化用品商店和小街之间，守住这两个方向。而我认人的方法，也从当初的认脸，转到现在的认包了。一个男人背着铺盖，提着蓝色旅行包，个子在一米八左右，那便是我要找的人。至于那张脸，是方是圆是扁还是长倒在其次了。再说父亲出门已经两年多了，谁知道胖瘦了呢？文化用品商店一刻不停地向路人输送着节奏强劲的音乐，给人一种从打桩机边走过的感觉。好几次我走进店去，想叫那个中老年妇女换点轻松的音乐，但每次看到她都在笔耕不止，便落荒而逃。我还是回到外面，徘徊在十字路口，张望着有谁背着铺盖提着牛津包从车站出来。
这样的旅客不会多，一天也碰不到几个；但我只要碰到一个就够了，所以当那个人急匆匆地走出城站，站在十字路口东张西望，还在犹豫或识别着什么时，我眼睛一亮，一颗小心呼地提到了喉咙口，那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他背着用蛇皮袋装起来的铺盖，提着蓝色牛津包，牛津包上有一艘白色军舰的商标，军舰的**囱里冒着白烟；他个子不矮，瘦削的长脸，一只酒糟鼻子非常醒目，脸上浮着一层叫疲倦的东西，好像有几天没有睡觉了，眼皮耷拉着，眼圈发黑。我紧张地咽了口口水，蚊鸣般地叫了一声米有为？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听不见。我又叫了一声米有为？声音还是很轻。我想我好没出息，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唾手可得的父亲从自己身边溜走吗？我看到他已辨清了方向，正准备朝艮山门方向离去。我急了，双眼一闭，鼓足毕生的勇气，大声地叫：米有为！米！有！为！……
那人看看我，大步流星地穿过马路，呼呼地走到我的跟前，问，是你叫我吗？
我怯怯地说，我是米子。
那人又看看我说，你是叫我吗？
我说我在叫我的父亲米有为。
那人摇摇头说，噢，我听岔了，我姓康，**你父亲差一大截呢！
那人说着收拾东西，大步流星地走了。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