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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搬到八卦墙门后，又过了几年，大家见我的父亲形同虚设，墙门里对我母亲就渐渐的有了说法：守活寡。守活寡的女人的苦，**寡妇更甚；因为这苦的背后，还紧随着一个“难”字，合在一起就叫苦难。人家总是期待着这样的女人出点故事，以供他们**消遣。事实上，这样的女人也避免不了要出点故事的。那便是她们苦难人生的缘由。照母亲在孤儿院里所受的教育，这就是宿命。人生就是九十九只烂苹果夹杂着一只香苹果的一筐苹果，就是九十九个痛苦夹杂着一个幸福的一段时光；那是因为人太脆弱了，**受不了太多或长时间高度兴奋的幸福，所以往往是苦难先行，幸福随后跟上；或者幸福干脆不来。老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其实守活寡的女人门前是非更多，而且更难；有些事情寡妇做得，守活寡的女人却做不得，因为她们是有男人的。如果我们拿**来**喻人生的幸福的话，寡妇是一个没有男人却可以有性快感的女人，而守活寡的女人虽然有男人，但没有性快感。我这么理解守活寡女人的苦难，是不是有点亵渎了我的母亲？
有关我母亲与几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我将在第二章《夏东风 燥松松》中全面展开。有耐心的朋友，可以等到那时候再阅读；而喜欢看故事的读者，则可以跳过本书的第一章《春东风 雨祖宗》，直接从第二章读起。
在上学前的那两年里，我差不多天天去车站守候。我孤零零地站在晨风暮雨中。有时候我感到我是一群人，有时候我只是一个暗哑的幽灵。幼小的伫望湿透了我的内心，眼珠子瘫软在车站所特有的五光十色中；车站在我久久的伫望中碎**、解构，成为一片支离破碎的场景，荒诞而又悚惧。信不信由你，车站上的某个人与物在我的眼里会突然变得异常陌生，让我脑子一拎，有种魂灵出窍的感觉，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而更多的时候，我就坐在售票大厅前的台阶上，双手托腮，傻呆呆地望着出口处，想象着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父亲会是怎样一个人呢？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我的心间。想到后来，看见一个男人在前面走，熊背虎腰，高大伟岸，我就想这个人做我父亲就好了；但赶到前面一看，却塌鼻头凹脸，就又想幸亏他不是我父亲，不然造出一个我来就更惨了。尽管我没有在心目中刻划出父亲清晰的形象来，但并不妨碍我以自己的想象作为标准，去评判那些从我前面匆匆而过的旅客：这个人太瘦了。这个人有点矮。这个人秃头。这个人一个肩高一个肩低。这个人女里女气的。这个人……天下男人那么多，怎么就没有一个我心目中的父亲呢？最后我想，父亲要是是路边这棵法国梧桐树就好了，我这就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说，老爸，我们回家吧。
1976年，苍天好像是在某个夜晚突然想到了春天。第二天，我们开门出去，便漫天遍野地绿了。那天母亲在厂里交完货后，没有领到生活，她就空着双手到我们原先住过的地方转了转。潮王路一改造就是两年多。现在全变样了。潮王路114号，我们原先的家址上，造了一幢四层楼高的宾馆，叫潮王大酒店。现在又重建了一座摩天大楼，四星级宾馆，改称“罗马假**”了。我母亲去年还去过一趟，回来后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现在的宾馆富丽堂皇得一塌糊涂，里面的**们一个个穿着清式旗袍，像仙女下凡似的。最让她希奇的是，豪华的大厅里有七只圆溜溜的大小一样的自鸣钟，在墙上滴嗒滴嗒响成一片。她还仔细地看了这七只钟，有格林威治时间，北京时间，东京时间，罗马时间，伦敦时间，纽约时间和柏林时间。它们都各自走各自的，乱糟糟的。她想不通在这个大楼里工作的人，要用七种时间干什么呢？他们搞得灵清吗？对于一个实用**者来说，刀柄上雕花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我朝她笑笑，没有解释什么。
三十年前那个春天，母亲走到崭崭新的潮王大酒家门口，双脚发沉，就站住了。阳光很温暖，照得她脸红扑扑的，心也像小兔儿似地突突跳，感觉像在大街上，突然撞见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旧恋人，不知所措得很。母亲朝敞开的大门口张了张，又张了张，她拿不定主意是进去呢？还是不进去？进去了人家会不会说她？她又不吃饭，又不住店。母亲异常的举止，被总台的**看见了，她很有礼貌地出来询问我母亲：这位大姐，你有事吗？母亲的脸一下子红透了，她慌里慌张地说道：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嗯……我们家以前就住这儿……嗯……我老公在拆迁前出去了，有四五年了，还……嗯……我今天随便走走，就走到这儿来了，我……嗯……就想问一声，不知他有没有来这儿找过我们……嗯……我还有个儿子，今年都六岁了……嗯……他吵着要爸爸……
**终于听出点意思了，她友**地朝她笑笑，说，大姐，你跟我来。**把母亲领到总台前。总台齐胸高，台上只有一支拴着线的圆珠笔，母亲像抓住救命稻**似地把它抓在手里，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便悄悄地把笔放回台上。**到总台里面，从母亲看不见的地方摸出一台电话机，拨号，她冲电话那头的人喊经理，请他来一下。经理是个年轻人，小伙子很俊，很会笑，任何人看到他的笑，都会感到很舒服的。他来到我母亲的面前，职业性地反背着双手。**将我母亲介绍给他后，他微笑地请我母亲到大厅一侧的沙发上坐一坐。母亲又把大致的情况说了说，依旧说得那么零乱。但小伙子却一直点着头。母亲最后问经理：你们有没有碰到过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到这儿来问原先的住户哪去了？
小伙子想了想，很可信地对我母亲说，那倒没有。
小伙子随后说几个月前倒是有过一封信，是寄给潮王路114号2楼3室的，收信人是张小丫。母亲一听张小丫三个字，心里格噔一下，整个人从沙发上跳将起来，她说那是给我的。小伙子微笑着，声音不紧不慢地说，大姐，你早来几天就好了，我就帮你留着了。他说他当时还以为是寄给店里的哪个职工的，结果问遍了所有职工，就没有一个叫张小丫的。他说话时一直望着母亲的眼睛，直率而又坦诚地望着，这时候他含羞地笑了笑，说，不好意思，直呼你名了。但母亲却声音颤抖地问他，那信呢？他说那信被放了一段时间，他就让人以“查无此人”退回了邮局。母亲愣住了，半晌又问信从哪儿寄来的？小伙子说忘了。不过你可以上邮局问一下，出门左拐一百多米远就是邮局。
小伙子陪母亲走到店门口，他执意要送母亲去邮局，母亲不让；小伙子说那好吧，他向母亲伸出手来，很同志地握住了母亲的手。母亲有些惊慌，她倒不是怕，而是羞涩，因为小伙子双手捧着她的手，有力地握着，像是只顾说话忘了放似的。母亲抽也不好，不抽也不好，心里一羞一急，身上就开始出汗了。小伙子忽然如闻天香，惊呼道好香啊。母亲忙抽回手，急匆匆地去邮局了。
母亲来到潮王路邮电所，前台的同志让她找投递部。她找到投递部，分检员又说她这条线是3号投递员，但他出去送信了。母亲说没有关系，那我等一下就是了。结果她一等就等到午后二点多钟，3号投递员才送完信回来。他问母亲是什么时候的事，母亲说一个月前。他说从他手上退回去的信可多了，他哪能都记住呢？不过她可以问一下分检员，因为所有的退信都是她经手的，应该有记录的。于是母亲又找分检员。分检员先是想不起来，后来在母亲的不断恳求下，终于找出了记录。原来不是上个月，而是上上个月。是有一封寄到潮王路114号的信，收信人张小丫，因查无此人而退回去了，来信地址：内详。也就是说，不知道信从哪儿来的。母亲纳了半天的闷，小心地问分检员，既然没有来信地址，那你们怎么退回去的呢？
分检员同样纳闷地看看我母亲，她说寄信人的详细地址是没有，但始发邮局的地址还是有的，所以就退到对方的邮局了。母亲说，那对方的邮局是什么地方？分检员说无记录。她笑母亲道，你是收信人，你应该知道的啊！要不，寄信人怎么会说内详呢？母亲想我就是不知道才来问你的。但她没有说这话，只说了声谢谢，就从邮电所的后门出来了。尽管没有结果，但母亲心里喜忧参半，毕竟有父亲的消息了。于是，她又回到潮王大酒店，到总台问那个经理呢？**说我母亲走后，她们经理突然身体不适，去医院看病了。是吗？母亲想不到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小伙子，怎么说病就病了呢？她在总台那儿留下了我父亲的名字：米有为；自己的名字：张小丫；以及我们家现在的地址：310009 始版桥直街62号，八卦墙门内，南楼104室。我母亲再三再四地请求那个**，如果再有信来，请一定按这个地址转送。或者给她留着，她自己来取也行，但千万千万不要再退回去了。
**又是微笑又是点头，说，一定一定，您请放心。
那天晚上，我们家早早地关了门，吃过晚饭，母亲就把我抱在她的大腿上，问我父亲会在信里写些什么呢？坐在母亲的大腿上，我只矮她半个头了。母亲说我都快成小伙子了。她一说小伙子，我就想到夜里尿床的事情，就脸臊得不行。母亲粉粉嫩的大脸贴在我粉粉嫩的小脸上，两张脸都沉浸在对遥远的父亲的遐想之中。我的脸火火烫，母亲的脸也热火火，所以她丝毫没有察觉到我内心的羞赧。我想母亲问我问题时，她心中肯定已经有答案了。内心的答案让她激动不已，她紧紧地抱着我，脸贴着脸，时不时地亲亲我的小脸小耳朵。
我们猜了许多父亲在信中应该对我们说的话后，又开始猜他会在哪儿？是上海、南京、济南、北京，还是福建、广州、厦门？以及他在上海会怎样？在南京会怎样？在广州又会怎样？……这样的夜晚，远方的父亲让我们激情与忧伤孪生，母亲面颊红润，两眼发潮，时不时冲着灯光依稀的窗外发一会儿愣。而远方的父亲不知耳朵有多烫，不知要打多少个喷嚏，才刚够我们说他的话，以及对他的想念。母亲说他在那边打喷嚏大概打得像下雨了。
白天在外面野累了，在母亲怀里呆不了多久，我就像煨灶猫一样哈欠连连，母亲抱我到马桶上尿完尿，又抱我**；她用团蒲扇掸走蚊子后，落下布蚊帐，塞紧了帐沿。母亲宽了衣，盘腿坐在床上，解开网罩，开始梳头发。她一边轻轻地梳理着，一边轻轻地哼着歌谣。母亲的哼唱声很甜很甜，甜得我沉沉地坠入了梦乡。在梦里我依旧听着母亲的歌声。母亲的歌声如**汁般鲜美，我在梦里吧唧着嘴，露出憨憨的笑容。
听我来数九州，
听我来表九州：
六安州，出马后；
寿州紧对着梳妆楼；
洪水淹泗州；
这才是三个州。
高邮州，出美酒；
扬州梳的是好油头；
燕尾儿出在瓜州；
这才是六个州。
走常州，过苏州；
狮子回头望虎丘；
白蛇出在杭州。
这才是九个州。
这才是九个州。
只隔了一天，母亲又去潮王大酒店了。
那段时间，母亲总觉得父亲又有信来了，就隔三差五地往潮王大酒店跑。跑到店门口，气喘吁吁的母亲，怯怯地朝一楼大厅里张张，希望看到那个年轻的大堂经理；但一次也没有碰到过，他好像有意避着她。母亲总是在门外犹豫不决个半天，才会憋红了脸，低着头，小步快节奏地冲到总台前，那神情就像树上的小松鼠见了生人一般，怯怯地问：**，有我的信吗？
后来，大厅里的人都认识我母亲了，她们见到我母亲在大门外徘徊，就嘀咕说，那个疯婆儿又来了。这以后母亲就很少进去问了，她只是在大门外亮个相，让里面的人看到她。她想如果有她的信，她们肯定会叫她的。母亲无数次地想象，当她出现在店门口时，就听见那个年轻人响亮而又惊喜的叫喊声，他说大姐，你的信！她就会十二万分的喜悦，她终于盼来了我父亲的信。有一次去大酒店的路上，母亲进一步想，那个年轻人惊喜什么呢？他肯定是替她惊喜的。她想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年轻人。她在心里打算，当他将信交给她时，她该怎样谢谢他呢？走在路上，她左想右想想不好，但无论如何她得谢谢他。有了这么个想法后，母亲每次走到酒店前，就闹红脸。但他始终没有将我父亲的信交给我母亲。母亲一次**一次失落，离开潮王大酒店后，她就在新大街上乱走一气。
这天她碰到了原先的老邻居罗大伯。罗大伯好像一下子苍老了二十年，头发全都白了。他手里捏着一根麻皮绳。也不知道他拿根绳子干什么，但他就是拿着这么根东西，站在西湖绸伞店门前，向人打听河在哪里？人家问他什么河？他说什么河都行，只要在这儿就行。人家说这附近哪来的河，大伯你还是到别处去找吧！听人家这么说，罗大伯挺生气的，他说我原先就住这儿，我当然知道潮王路上没有河；没有，所以才问你呀！被问的人这才摇摇头，不再理睬他了。
我母亲叫了他一声，罗大伯就认出她来了。他叫她长辫子姑娘，并告诉我母亲说，你罗伯母升在河面上叫他呢。母亲奇怪地问，罗伯母升在河面上干什么？罗大伯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她在那儿等我呢。说完，罗大伯哈哈一乐，他说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得去了，不然你罗伯母又要发脾气了，我们碰头会呵。碰头会就是碰到了再见的意思。母亲说好的，罗大伯我们碰头会。
母亲望着罗大伯在改造一新的潮王路上踽踽走动，他眼睛直直的，看东西很慢很仔细，尤其是看人，盯住你看半天，才豁然“噢”地一声，像是明白了你是什么，便诚恳地问道，这位大姐，请问河在哪里？见人家茫然，他忙解释说，就是有水的那种河？母亲叹息了声，心情沉重地往回走。
后来，只要母亲去潮王路，十有**能碰到罗大伯。他越来越黑，越来越瘦；他依旧手里捏了一根绳子，在没有河的潮王路上，询问着一条他心中的河流。
再后来，母亲就碰不到他了。他大概已经找到那条河了。
再再后来，母亲也不去潮王路了。不过，那几年有一个信仰一直支撑着我们家。那就是我父亲快来了。我父亲已经三四年没有回家了，应该回来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