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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酒鬼叔称我母亲是撑起他眼皮的那根火柴杆起，墙门里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我母亲支使我去城站找父亲，其实是一个幌子，她是为了支开幼小无知的我，好在家里与别的男人幽会。我知道母亲不是这样的人，但听到大人们这么议论，心里还是痛痛的。我那时候就想，如果父亲在家，“两座大山”和“洋葱头”敢这么污辱我母亲吗？人们会这么中伤我母亲吗？这样想时，我对找到父亲的迫切感就更加强烈了，城站也跑得更勤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7年5月27**的夜快边，我带回来一个身背大皮包的男人，他说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他说他知道我父亲的下落。他说他的口袋里装着我父亲的信。他说他叫张波（我父亲在信里也是这么称呼的）。他见到我母亲，就喊嫂子好，并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来交给她。他说这是大哥叫我带来的信。我母亲接信的手一直在抖。她做梦也想不到在潮王大酒店没有收到的信，竟在这个陌生人的手中。
那两天，我母亲一直偷偷地摸出信来读，以便让自己确信这一切都是**的。
小丫吾妻：见信叩安！
吾一切皆好，请勿念。今张波兄有难处，欲在杭呆段时间，你就让他住在家里吧。吾托其带去现金**元，请查收。外面工作难寻，钱也难挣，望谅。米子好吗？你好吗？吾这边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完毕后就回杭州。
夫有为**字
4月20**
钱不在信里，张波叔等我母亲看完信后，便从他的皮夹里数出二十五张10元面值的纸币来，交到我母亲的手上。二十五张当时最大面值的**币，对于我母亲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她几时攒到过这么多钱？她心想，这还叫“工作难寻、钱也难挣”啊？我父亲正是饱汉不知饥汉的苦了。张波叔又说我父亲很快就会回来了，母亲更是喜从天降，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第二天一早，我母亲悄悄地去清泰街上称了两斤喔喔**糖，谎称是我父亲托他叔从北京带来的，在墙门里分了分。张波叔就这样在我们家住下来了。
对外，我母亲称，他叔，从北京来。
张波叔的到来，可以说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家的士气。他向人们证实了我的父亲果**在北京，而且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要不，我母亲会这么喜气吗？听张波叔说我父亲再起码还得过十天半个月才能回家，所以那几天母亲就不再叫我去城站了。我整天领着墙门里的伢儿们，在护城河畔打打杀杀。我又成了他们的头脑，也是“**”的**，指挥“**”追截**派来的“特务”，我们拳打脚踢，**特务却不许抵抗。那是多么快乐的**子啊，我的头发里沾满了泥巴，衣服也常常被撕破，脸脏得跟猫脸似的，但母亲永远是笑**的，永远说我乖。我们家的餐桌上天天香喷喷的。晚上，张波叔喜欢抿两口。我们也喜欢他抿两口。张波叔是个典型的文化人，抿两口酒，人就兴奋，话就滔滔不绝，就妙语连篇。这样的夜晚，我们就早早地关了门，围坐在饭桌旁，听张波叔讲北京，讲我的父亲。他说我父亲好酒量啊，他放在我父亲那里，小指头一个。我父亲那个豪爽，世间少有。他说我父亲在北京的三里屯，什么都干，抬石头，做建设小工，运输队装卸工，有什么做什么。生活很节约，什么都省，就想攒积下钱来。他说他太想我们了。因为太想，所以就想在北京多挣点钱，就可以堂堂正正坐火车回家了。他说坐趟京杭列车得不少钱哪！他本来是跟他一起回来的，车票都买好了，但临走时又被事情拖住了。母亲问他是什么事，要不要紧？他说当然要紧了，但具体他也不太清楚。他总结说，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他又说，凭我父亲的才干，应该很快就能解决的，很快就能南下的。我父亲曾经对他说过这样的话：等这次回杭州，他就再也不出来了，守着老婆儿子热坑头，幸幸福福地过**子。那该有多好啊！
张波叔每每说到这儿，我母亲早已泪流满面了。我知道，那是幸福的眼泪，喜悦的眼泪，是有了盼头的眼泪。这时候母亲总是借故离开餐桌，去厨房偷偷地将眼泪擦去。但无论她怎么擦，她的眼里总是闪烁着泪光。而她泪光中的双眼，却异常的明媚，光芒四射。我知道，有一个声音在她的心底久久回响：说不定明天，我父亲就回到了杭州。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的心底，也同样回响着这个声音。这个声音让我们突然离遥远的父亲很近很近，近得就像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只要一打开屋门，就能相见。但谁能打开这扇门呢？
我没有忘记将那幅肖像画拿给张波叔看，问他是否像我的父亲？张波叔端详了一番，又想了想说，一眼看**的很像，但仔细看，却越看越不像。他说我父亲的脸没有这么胖，要瘦，要长，颧骨很看得出来的。他说这幅画之所以像，就像在眼睛上。他说我和我父亲的眼睛简直一模一样。他说着就伸手摸摸我的头皮，又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将来也会像你父亲那样，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要好好报答你的父母呵？他们这一代人不容易啊！
过了几天，我母亲就向张波叔讨我父亲在北京的地址。她说她想给我父亲去封信，告诉他我们家的新地址，这样他回来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她说这几天她一直在想这个事。张波叔一听，也说这是个好主意。趁现在有为兄还没有动身，赶紧写吧。不过，说到我父亲的确切地址，他就有些犯难了。因为我父亲居无定所，三天两头换工作，基本上处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生存状态。听他这么说，我母亲一脸失望，但张波叔随后又说，不过我们可以多寄几个地方，包括他工作过的地方，以及朋友们的家里，请他们去找一下有为兄。
随着张波叔的话锋一转，我母亲又一脸灿云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母亲写了不少信，确切地说，是抄了不少信。因为那些信的内容却是一模一样的：
夫君有为：安好！
见纸如面，泣盼汝归。吾家已于大前年迁址，新址如下：始版桥直街62号，八卦墙门内，南楼104室。邮编310009。见信后请速归，家里非常挂念。并及时来信，告之。切记。
祺！
妻小丫顿首
5月3**
那天上午，张波叔就让我带他到城站附近的文化用品商店，他买了二十只信封和两刀信笺纸，与此同时，他还给我买了一支铱金笔、一本硬皮笔记本和一瓶蓝墨水。因为这年的秋天，我就要去上学了。随后我们又去城站邮电所，买了与信封相同数目的八分钱的邮票，张张是少数民族的民居图案。回到家里，张波叔就坐下来开信封：
100000 中国北京三里屯xxx号楼建筑工地，米有为兄收。
100000 中国北京朝阳区安贞里四区向阳货运站，米有为兄收。
100000 中国北京崇文区小兴隆街甲xxx号，x号楼x单元xxx室，宋念先生转米有为兄收。
100000 中国北京东皇城根南街北洼路xx号xxx室，罗升旗先生转米有为兄收。
……
张波叔冥思苦想了三天，终于开出十八个地址的信封来。这些信封，随后被装进信笺，被母亲用饭子浆糊小心翼翼地糊住封口，贴上邮票，及时投到城站邮电所门口的邮筒里。绿色邮筒上，写明了开箱时间，上午是11：00，下午是4：00。母亲总是赶在这两个时限前，把信投进去。当第三天张波叔一边流着汗，一边苦笑着拍拍自己的脑袋，抱歉地对我母亲说，这下**的想不出来了。母亲双颊红扑扑的，她笑道：这已经很多了。的确，对于母亲来说，这不是一重保险，二重保险，三重保险，而是十八重保险了。只要其中有一封信到我父亲的手上，万事就大吉了。
完成了这件事，母亲像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她对张波叔说，明天天气好，我们游西湖去，你看怎么样？张波叔说当然好了，我包里还有只照相机在，明天我给你们拍几张，一定漂亮。
第二天果**是个好天气。春和景明，烟柳如梦，正是西湖春浓时，来自北方的张波叔从未见过这等春色，童心未泯，像个大男孩似地笑啊跳啊叫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那时候西湖上的游人不多，也不少，一路上三三两两的，刚好适合游人们细细品味的心情。哪像现在，即使老冬天游客也多得像闹蝗灾似地满天飞，一脚踏出去踩的是别人的脚后跟，两眼所望的都是密麻麻的后脑勺。令人遗憾的是，西湖已不再是我们心目中的西湖，杭州也不再是我们心目中的杭州了。这些年，她从一个清纯的西子姑娘，因被达官贵人们干多了，而迅速沦落成雍荣华贵的天下俗**：你瞧，雄壮伟岸的新雷峰塔，多么像一根粗暴地插入她体内的男性**器！而头重脚轻的吴山城隍阁，就像一位大头无脑的阔少，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位稚**。一年一度的所谓的世界焰火大会，更是**棍们的帮凶，大有不将她践踏成街头烂**誓不罢休的劲头。最可笑的是，时代精英们打开她的下体，植入了一根高科技的人工**――西湖地下隧道，这果然极大地提高了她的接客量，也终于把她折腾得连纯粹意义（自然文化遗产）上的**女都不是了。再说杭州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吧，自从频繁地举办了地摊式的西博会后，迅速从王室贵族退化成为刚从一亩三分地里走出来的暴发户，身上除了有几个臭钱，什么都丢失了。城市越来越新，越来越肤浅，越来越呆板划一，没有建筑个性，没有历史个性和文化个性，它除了**样的嚓刮全新，它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座东方神秘的古城终于干涸了，丧失了它固有的历史气息、人文地理气息和古城建筑气息。可以断言，以现在的速度，再过十年二十年，杭州将不再是杭州，你以任何一座平地而起的现代化城市来命名它，都将是恰如其分的。
不说了，还是回到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春游吧。张波叔脖子上挂了只四四方方的笨重的海鸥牌照相机，喜欢在我们面前倒着走。从断桥开始，他就给我们拍照了。他的嘴里老是啊啊地欢呼着，每啊一声，就表示他看到了一处好风景，要给我们来一张。其实西湖处处是风景，他怎么拍得过来呢？母亲劝他悠着点，好景还在后头呢。我们走白堤，到平湖秋月，上中山公园，来到“西湖天下景亭”小憩：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张波叔一边念着对联，一边连声称好！他对孤山与俞楼情有**钟，梅妻鹤子的隐士生活令他神往。随后我们过西泠桥，到岳王庙，再回到苏堤上，走六桥于薄霭柳烟之间：跨虹、东浦、压堤、望山、锁澜、映波。张波叔站在桥上看风景，步移景移，令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就是在东浦桥东的一棵柳树下，执意要给我母亲拍那张照片的。张波叔坚持要母亲解下发髻，母亲红红脸，最后还是解了。苏堤上有几个杭州大妈，挎着篮子，执着绣花剪子，挑马兰菜的挑马兰菜，挑荠菜的挑荠菜；张波叔情不自禁地凑上前去瞧瞧，一脸羡慕的神情。他看她们既像除**，又不像除**，就问我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告诉他她们在挑菜。菜？他又好奇地张了张她们的竹篮里，分明都是**嘛。苏堤上的马兰菜和荠菜还**不少，看不到的人自然看不到，看得到的便不时地跃入眼中。母亲这边拔一株，那边拔一株，便告诉他，这种是荠菜，那是马兰头；并告诉他杭州人怎么个吃法，引得他直流口水。他给杭州大妈拍了一张照。母亲叫他不要浪费胶卷了。我们走南山路，去净寺，就觉出有几分荒凉的感觉，如庐隐在三十年代所说的，出了净慈观（即净寺）又往前走，路渐荒芜了。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走到“柳浪闻莺”时，我的脚都直了。尽管张波叔驮过我，母亲也抱过我，但我依旧脚酸得不想动，直到张波叔说去冲照片，我才有精神走路。
张波叔来了十天半个月，还没有走的意思，有天下午“白蒲枣”把我叫到她家里，“两座大山”就问我那个人是你爸爸的弟弟？我知道不是，所以我说不是，我们姓米，他姓张。她说那他是你们家的谁啊？我说叔叔呗！她又问我，那你叔叔睡哪儿啊？有没有和**妈拉拉手，说说话啊，是不是和你们睡一起啊？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神告诉我她在使坏，她们都在使坏，我就“呸”，然后拔腿就跑下楼来了。后来，她们再拉住我时，我就喊妈妈。大声地喊。我一喊她们就松手了。她们也就奈何我不得了。大家住在一个墙门里，她们也不至于对小伢儿怎么样？
张波叔睡在我们家的客厅里。来的那天，他就自己动手，在客厅里理出一个角来，打了个地铺。我母亲坚持不让。让客人睡地铺，有失礼节，杭州人习惯说“有福之人住大屋，无福之人**地铺”，这说出去是要让前邻后舍笑话的。但张波叔说他喜欢。他是**喜欢。这我也看出来了。我也喜欢在地铺上打**，如果不是母亲百般阻挠，并暗示我有尿床的劣习，我非要睡地铺上不可。他除了偶尔在天井里走走，帮我母亲拎桶水，劈点柴之外；白天的时间，基本上就坐在客厅的地铺上，看他的书。他的大皮包里除了几件换洗的内衣外，就是书了。那几本书厚厚的，像老青砖那般沉重。我印象最深的是，是他那时候常翻的一本书，封面上的图案很恐怖，右边是个戴着三眼花翎礼帽的骨骼（象征死神），身佩长剑，手持一根权柄的指挥棒，大踏步地向前；左边也就是死神的身后，是一支庞大的军乐队，紧跟其后，演奏着大概是法籍意大利作曲家吕里弥留之际所作的《带着罪孽**！》的音乐吧。这本书印象之深刻，以至于到我读书识几个字后，马上就知道那本书的书名，就叫《名人死亡录》。
看书看累了，张波叔就**在墙上，先闭一下眼睛，用手挤捏一阵子鼻梁，然后睁开眼来，随手从床里边摸过烟盒，抽一支含在嘴上，但不马上点，歇歇，又夹在手上，不好意思地问我母亲说，嫂子，我抽支烟？母亲总是报以甜美的微笑。他随即又把烟含在嘴上，点燃了。他再次舒服地**在墙上，边抽烟边欣赏着我母亲糊洋火盒子。他本来是想帮我母亲一起糊的，但我母亲不让。她决不让客人做这个事。张波叔透过烟雾，静静地欣赏着劳动中的我母亲。他常常有点呆，神情傻傻的。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在心里骂我的父亲。他骂我父亲身在福中不知福，是个混球，家里放着这么优秀的女人，自己却整年在外头。他**是天底下最混的混球了！
黑叔照常隔段时间掷一袋煤屑屑到我们家里，张波叔就打烟给他，黑叔笑笑，说我不会。张波叔就替我父亲，或者替我们谢谢黑叔。黑叔就说谢什么啊，大家都住在这片屋檐下的。张波叔就说，大家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我母亲听出他话里有话，就瞪了他一眼。张波叔就收了口。黑叔就说你忙你忙，连忙退了出去。不一会儿，“两座大山”就过来收钱了。张波叔看不惯，但我母亲叫他不要插手，他就耐耐性子又在地铺上看书了。
有时候我们家里也会来个刘叔王伯的，张波叔也打烟。他的烟不错，叫恒大。那时候最牛的中国人，就抽这个牌子的烟。所以街坊邻居们一抽恒大牌香烟，就猝然生出一种伟人的感觉来，就像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一染上**，就不无傲慢地说：“我得了**，而且是货**价实的**，不是无关紧要的**热，也不是尖锐湿疣。不，不，都不是，而是**，就是导致弗朗索瓦一世⑺死亡的**。我因此而感到自豪，因此而可以傲视一切，尤其是蔑视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前邻后舍，抽着张波叔的烟，就和他聊上几句；问问他，这么好的天气，怎么不出去走走呀？张波叔就笑笑，就默默地摇头。他们是冲着香烟来的，抽完一支烟后，不期望抽第二支的，就说“你忙，你忙。”就出去了。那些生性贪婪的，继续为第二支烟而在我们家磨蹭着。没有人来的时候，张波叔就看书，作笔记。但更多的时候，据我观察，张波叔常捧着书儿发呆，愁眉不展地冥思苦索着，好像他满是心思。
他从不说自己。他的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家庭情况，以及他为何南下，有何难处，准备在我们家呆到几时，等等，他不说。他一个字也不说。我母亲自然不会去问的。她相信他，只要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他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她甚至不肯收张波叔一分钱。无论张波叔摆出多大的道理，她就是不收他的钱。她说你要付钱可以，那你去住旅馆好了。
墙门里的人都在猜，但他始终是一个谜。
我母亲在家里洗澡时，张波叔就带着我到护城河边散步；在那丝绸般的晚霞里，几只麻雀掠过一步之遥的水面，回到墙门的屋檐下。张波叔跟我讲北京。我不但喜欢听，而且喜欢叫上“白蒲枣”一起听。“白蒲枣”叫上她哥哥，海子又叫上墙门里的伢儿。我们一起站在夕阳里，听张波叔讲**城楼，讲****，讲故宫，讲八达岭长城……
有一天，张波叔说北京城外有一片大森林，森林里有只野猪，是大王。每次森林里聚餐，野猪喝了酒就发酒疯，就要**小动物闻它身上，并如实地说出感受之后，才能离开。第一个上前闻的是小老鼠。小老鼠嗅觉灵敏，老远就闻到野猪身上的恶臭味，它大胆地说，大王，你身上好臭啊！野猪听了非常生气，我是大王，你竟敢说我臭！野猪一脚就把小老鼠踩死了。第二个上前闻的小狐狸。小狐狸很狡猾，它屏住呼吸，假模假式地闻了闻，装出一副赏心悦“鼻”的样子，嗲声嗲气地说，大王，您的身上好香呵！野猪听了依然非常生气，他知道自己身上臭，心想我是大王，你竟敢当面欺骗我！野猪一扬头，就用长长的獠牙捅死了小狐狸。第三个上前闻的小白兔。小白兔很聪明，它闻了闻野猪的身上，坦然地对野猪说，对不起，今天我感冒了，鼻子塞住了，什么也没有闻出来。野猪听了很满意，就放它走了……
张波叔，森林里**的有野猪吗？我好奇地问。他抚摸一下我的头说，你说呢？
从此，每天夜快边，护城河边候满了小伢儿，就连梅花墙门和月亮墙门里的小伢儿也赶来了。他们都是来听张波叔讲北京，讲故事的。这也是我最最得意的事情。因为我有一个满肚子北京满肚子故事的张波叔，而他们没有；所以我高兴，我就叫张波叔讲；要是有谁惹毛了我，我就不让张波叔讲。张波叔总是听我的话，我叫他讲他就讲，我叫他不讲他就不讲。我不让他讲的时候，他就像老外似地朝小伢儿们耸耸肩，表示他也无可奈何，不是他不肯讲，而是我不让他讲。
那段时间，在伢儿堆里，我做头脑做得很铁，海子和猫儿都不敢跟我争老大的位子。
天气渐渐地热起来了，墙门里的人们吃过夜饭，就习惯在天井里吹山儿，要吹到满天星光灿烂，或月到中天时，才肯回去睡觉。往年有酒鬼叔在，这时候的天井里就热闹了，他总是有说有笑，会逗会闹，爱乱吃大妈小嫂儿的豆腐，让大家跟着他开心开心**开心。今年就不同了，天井里有些落寞。这份落寞又让人想到他谈到他，谈到他的惨死与人生的无常。在大家唏嘘不已时，张波叔也跟着叹息了一声，他说有些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命啊。他就拿英国作家劳伦斯为例。墙门里的人哪里知道劳伦斯蟹伦斯的，只管听他信口开河；要是酒鬼叔还在的话，那就棋逢对手，这个夏天就热闹了。张波叔说劳伦斯四十七岁那年，在英国多塞特郡云山上购置了一间简陋的平房，他就隐居在山上写作。从暮春的某一天起，他注意到有一只小鸟每天在他的窗前飞来飞去，不停地啄他的窗玻璃。当劳伦斯在窗前移动时，小鸟也跟着他移动，仍不停地啄窗玻璃。这在英国被视作好兆头，就像我们这儿的喜鹊叫一样。一连三个多星期，劳伦斯被这只小鸟奇怪而又固执的行为，以及它啄玻璃时发出的“哒哒哒……”的声音惹烦了，他就把这事告诉了他的朋友。
过了几天，劳伦斯下山到伯温顿邮局寄稿件，他的朋友趁他不在家，背了一支卡宾枪，去帮他打掉那只神奇的小鸟。这时候劳伦斯正骑着摩托车，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赶在从邮局回云山住所的路上。当他驶过一个拐弯处，不料撞上了两个迎面过来的骑自行车的人，为了避开他们，劳伦斯急闪了一下，摩托车失控了。当他的朋友扣动扳机，**击中小鸟的头部时，劳伦斯正好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脑袋撞在了山路上，死了。
天井里很静，只有张波叔深沉而又缓慢的语音，像细雨一般从发闷的空气中落下来，堆积在厚实的青石板上。张波叔说，劳伦斯就这样死了，但他的死与那只小鸟的死是否只是一个巧合？还是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这就谁也说不清了。他再次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对于街坊邻居来说，这样的故事是全新的，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乘凉话题。他们爱听。所以，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张波叔差不多就成了墙门里的说书先生了。每晚他就坐在我们家的门槛上，给天井里乘凉的人们讲故事。我知道他的故事都来自于那本书。有一天趁他不在家里，我偷偷地翻了翻，结果从书中翻出一**笔画：一幅长发**梳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