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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司各特先生接替伦巴特先生的位置，被提拔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去阿尔图纳的时候，他带上了时年23岁的我。这次离开匹兹堡，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事情对我的职业生涯有片刻干预。母亲对我的想法很满意，因为她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外，司各特先生是一个十分真诚的朋友，“跟着领导走”也是应该的。
他晋升总裁引发了一些人的嫉妒；此外，刚刚上任时，他就遭遇了一次罢工。他不久前才在匹兹堡失去妻子，孑然一身。而在他的新总部阿尔图纳，他还是一个陌生人，似乎只有我能与他为伴。在他找到住处，把他的孩子们从匹兹堡接过来之前，我们在铁路公司的旅馆里住了很多个星期。他希望我能跟他同住，于是我就跟他一起住在同一间大卧室里。他似乎总想让我陪在他身边。
罢工运动愈演愈烈。我记得，一天夜里有人叫醒我，告诉我说，货车工人把他们的列车扔在米芾林，造成了这条线的拥堵，阻断了一切交通。当时，司各特先生睡得正香，我知道他过度操劳，而且过度焦虑，所以实在不忍心打扰他，可他还是醒了，我提议让我去处理这件事。睡意朦胧的他似乎咕哝着同意了。于是，我去了办公室，以他的名义跟罢工工人进行谈判，允诺他们第二天在阿尔图纳召开听证会，于是，我成功地使他们重新开始履行职责，交通又运转起来了。
想造反的不仅是铁路职工，还有维修车间的职工，他们很快就组织起来，加入了罢工的队伍。一天晚上，在黑暗中步行回家时，我注意到有个人一直跟着我。过了一会儿，他跟上来对我说：“决不能让人看见我跟您在一起。您曾经帮了我的忙，当时我决定，一定要报答您。在匹兹堡的时候，我去公司申请当一名锻工。您告诉我，当时匹兹堡没有这个职位，但也许阿尔图纳需要锻工，如果我愿意等几分钟的话，您就发电报问问。您几经周折地帮我问了，还查看了我的推荐信，给我一张通行证，把我送到了这儿。我得到了一份很棒的工作。我的妻子和家人都在这儿安顿了下来，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过过这么好的日子。现在，我想告诉您一些对您有好处的事儿。”
我听他继续往下说。他说，车间的职工正在迅速地签署一份文件，发誓要在下个星期一参加罢工运动。时间非常紧迫。第二天一早，我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司各特先生，他立刻印制了通知，张贴在各个车间里，通知上说，所有在文件上签了名、保证要参加罢工的人都被解雇了，要他们去公司结算工资。此时此刻，我们掌握了一份签名者的名单，把他们的名字公布了出来。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恐慌，在千钧一发之际，罢工夭折了。
我在一生中遇到很多事件，比如以上的锻工**。在混乱中，一点儿关注或一句善意的话往往能出乎意料地产生巨大的作用。我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的善行。甚至直到今天，我有时会遇见我已经淡忘的人，而他们还能回忆起我过去给与他们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尤其是当我在南北战争期间负责华盛顿政府的铁路和电报的时候，因为那时我能在自己管辖的铁路线上为人们放行——为一位希望去探望在前线受伤或患病的儿子放行，或者为一位获准把儿子的遗体领回家的父亲放行——我所提供的都是诸如此类的服务。这些行为的效果是：它们是无私的，而得到的回报是好的，其好的程度跟受惠于你的人对你的恭顺程度是成比例的。对一位穷工人行善比对一位富翁行善的价值要多出许多倍，因为这位穷工人也许在某一天会报答你。
就结果来看，主要能印证这个道理的一件事，发生在阿尔图纳跟司各特先生相处的两年里，这是一起针对公司，由我的第一个老板——杰出的斯托克斯少校审理的诉讼案，而我是主要证人。少校想延期开庭，又怕原告会传唤我出庭，于是就要司各特先生尽快把我送出国。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探望当时在俄亥俄克里斯莱的铁路公司工作的两个知己——米勒和威尔逊了。在去那儿的路上，我坐在最后一节车厢往窗外张望，这时一个农夫打扮的人向我走来，手里拿着一个绿色的口袋。他告诉我，刹车手曾告诉他，我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人。他想向我展示他为夜间旅行发明的车厢模型，于是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模型，那是一节卧铺车厢的模型。
这就是著名T.T.伍德拉夫，现在这个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附属品——卧铺车厢——的发明者。我忽然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我问他，如果我派人去请他的话，他是否愿意来阿尔图纳，我还向他保证，我一回来就马上把这件事汇报给司各特先生。我的脑子里始终放不下那个关于卧铺车厢的主意，急切地想回阿尔图纳，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司各特先生。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时，他认为我抓住了时机。司各特先生完全接受了我的观点，于是让我给那个专利权所有人发电报。他来了，我们与他签订了合同：在造好车厢后，尽快把两节车厢投入铁路运营。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此之后，伍德拉夫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他的新公司，还说可以给我8%的股份。
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条件，并想办法筹备这笔钱。两节车厢将在交货后按月分期付款。第一次付款我要交270.5美元。我大胆地决定找当地银行家劳埃德先生借这笔钱。我向他解释了这件事，我记得他用粗大的手臂搂住我说：“哎呀，我当然会借给你的。你说得对，安迪。”
我的第一张借条就这样诞生了，而且居然是向一位银行家贷款。这真是一个年轻人一生中值得骄傲的时刻！卧铺车厢的运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个月的收入都能支付当月的按揭。我的第一笔大钱就是从这里赚到的。
在母亲和弟弟来到阿尔图纳以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我们考虑到，我们有必要请一个仆人，而不是继续独居。母亲很不愿意把一个陌生人纳入自己的家庭。她曾是两个儿子的一切，也曾为他们付出了一切。这就是她的生活，她的心中充满了女人的那种强烈嫉妒心，她讨厌把一个允许打理家里任何事情的陌生人弄进家来。她曾为自己的儿子做饭、伺候他们、为他们洗衣服、替他们缝缝补补，给他们叠被子、打扫房间。谁敢剥夺她作为一位母亲的特权呢？然而，我们还是雇了一名女仆。先雇了一个，后来又雇了几个。但是，她们的到来**了我们在独居过程中得到的许多真正的家庭幸福。外人的伺候只是母亲出于爱心的劳动的替代品。陌生厨师准备的佳肴，由一双以此挣钱的手端上来，就不如由一位母亲双手端上来的、体现了奉献精神的饭菜那么可口。
在许许多多幸运的事情中，让我不得不庆幸的一件事是，年幼时，我既没有保姆，也没有家庭教师。无怪乎穷人家的孩子对家庭抱有最热烈的感情和最大的忠诚度，且表现出来的孝道远比那些被错误地称之为生活中的幸运儿多得多。他们已经在与父母持续的亲密接触中渡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可塑期，他们对对方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他们之间没有第三者，而富家子弟却与父母形同陌路。在穷人的家庭中，孩子的父亲充当了教师、伙伴和顾问的角色，而母亲则充当了保姆、裁缝师、家庭教师、教师、伙伴、英雄和圣徒的角色，而这无异于让孩子继承了一笔遗产。
这位长大的儿子不得不用臂膀搂住他的圣徒，温柔地亲吻她，试图向她说明，她最好能让他在某些方面帮帮她，因为在处理人情世故的时候，他有时能看见哪些改变是值得一做的，而且年轻小伙子的那种愉快的生活模式在某些方面也应该有所改变。从今以后，勤劳的母亲应该过上安逸的生活，读更多的书，游历更多的地方，款待亲爱的朋友们——总之，要上升到适合她的、也是她应得的地位，过上贵妇般的生活。
毫无疑问，母亲要做出这样的改变是十分困难的，但她最终意识到这种改变的必要性，她大概是第一次意识到大儿子的发迹。“亲爱的妈妈”，我恳求道，手臂依然搂着她，“您曾经是我们的一切，也已经为我和汤姆付出一切，现在，请让我为您做点儿什么；我们还是做合伙人吧，始终考虑怎样做对双方最好。您当贵妇时候已经到了，要不了多久您就会坐上自己的马车；现在，您一定要让那个女仆走进家门来帮您的忙。这是我和汤姆的愿望。”
我们胜利了，母亲开始跟我们一起外出，而且开始拜访她的邻居了。她不曾学过自控、也没有学过上流社会的礼节，但这些都是她天生就具备的；而在教养、知识、难得的正确判断力和良知方面，极少有人能与她相媲美。
在阿尔图纳呆了三年左右，司各特先生又晋升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1859年，他升任为公司的副总裁，在费城办公。而我又何去何从呢，这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会带我同去，还是让我留在阿尔图纳，跟新上司呆在一起呢？一想到这里，我就无法忍受。跟司各特先生分别已经够痛苦的了；而我认为自己不可能给一位接替他的新上司打工。在我看来，日出日落都是他说了算。我从来没有想过，不通过他，自己也能晋升。
他在费城与总裁会了面，回来后让我去他家的那间跟办公室相连的密室。他告诉我，搬家去费城的事已经定下来了。运营段段长伊诺克·刘易斯先生将会接替他的职位。当他谈到怎样安置我这个必然问题时，我很感兴趣地听着。最后他说：“现在来说说你吧。你觉得你能把匹兹堡分公司管理好吗？”
我正处在一个自认为能应付任何事情的年龄。我知道自己什么都愿意尝试，但我还从未想到，有谁会抱有这样的念头：我现在已经适合做这样的事情了——就算是司各特先生也不见得会这么想。我才24岁，但我当时的榜样是约翰·罗素勋爵，据说，他明天将得到海军舰队的指挥权。于是，我告诉司各特先生，我认为自己能管好匹兹堡分公司。
“好啊，”他说，“伯茨先生（当时匹兹堡分公司负责人）就要被提拔到费城的运输公司了，我向总裁推荐你作为他的继任者。他同意考验你一下。你认为你应该拿多少薪水呢？”
“薪水，”我十分受伤地说，“**吗要在乎薪水呢？我要的不是薪水，而是职位。回到匹兹堡分公司您，在您从前的职位上任职，已经够荣耀了。您高兴给我多少薪水就给多少，也没必要给得比我现在的薪水高。”
我当时的薪水是每月65美元。
“你知道，”他说，“我在那儿的薪水是一年1500美元；而伯茨先生现在的薪水是1800美元。我想，刚开始就给你1500美元好了，如果过段时间你干得不错，你就拿1800美元的薪水。这你满意吗？”
“哦，”我说，“请您不要再跟我提钱的事情了！”
这并不仅仅是雇用和薪资的问题，我的晋升当场就定了下来。我就要拥有自己的分公司了，匹兹堡和阿尔图纳之间的指令上的签字将不再是“T.A.S”而是“A.C”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任命我为匹兹堡分公司负责人的指令是在1859年12月1日下发的。我们马上就做好了搬家的准备。我们为这次改变而欢呼：尽管我们住在阿尔图纳有许多好处，特别是我们在郊区的一处好地方拥有一座大房子，房子周围还有一些土地，我们因此从乡村生活中得到了许多乐趣，但这一切跟回到肮脏的、乌烟瘴气的匹兹堡的老朋友身边相比，显得微不足道。我的弟弟汤姆在阿尔图纳居住的这段时间里学会了发电报，于是他就跟我一起回到匹兹堡，成了我的秘书。
我到任后的那个冬天是我最艰难的时期之一。铁路的建设质量很差，而设备的工作效率又低，完全满足不了依赖于它的业务的需求。铁轨是修筑在大石块上的，我们用铸铁的轨座来固定铁轨，我曾经听说，有一天晚上坏了47个轨座。因此，火车经常出事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为避免和杜绝事故，分公司负责人不仅要在夜里用电报指令发车，还要打理一切事务。有一次，我连续8天都呆在铁路线上，夜以继日地处理一个又一个事故和问题。可能我是最不会体恤下属的一个负责人，因为我自己从不会感到疲惫，也许是责任心使然吧，我让我的员工不停地加班，从来不考虑人类的耐力极限。我总是随时都能睡着——只要晚上能偶尔在肮脏的货运车厢里打半小时盹儿就足够了。
南北战争加大了人们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的需求，最后我不得不组织一个夜班组；然而，当我请求上级同意把夜间铁路的管理权交给列车调度员时，却遇到了麻烦。他们的确没有明确地授权我这么做，但基于我的职责，我任命了全美第一位夜间列车调度员——至少是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系统的第一位。
1860年回匹兹堡时，我们在汉考克大街（现在的第八大街）租了一所房子，并在那儿住了一年多。应该以一句十分夸张的语言来对当时的匹兹堡进行最精准的描绘。匹兹堡到处弥漫着无孔不入的烟雾。要是你把手放在楼梯扶手上再抽回去的话，手就变黑了；洗了脸和手一小时以后，它们又象从前一样脏了。煤灰聚集在头发上，刺激着皮肤。从阿尔图纳的山上回到这里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过得或多或少有些痛苦。我们很快就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住到乡下去，好在当时公司的货运经理人D.A.斯图尔特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一所位于荷姆伍德[ 荷姆伍德：伊利诺斯东北一村庄，芝加哥郊外的生产及住宅区。]的房屋，就在他家隔壁。我们立刻就搬到那儿，还把电报线接了过去，这样我就能在必要的时候在家对公司进行管理。
在这里，新的生活向我们展开了。这里有很多乡间小路和菜园。住宅旁的小路和菜园周围有5到20亩的土地。我家周围也有一座园子和一大片空地。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就是在花草、鸡群和乡村生活中渡过的。她酷爱花草，但她几乎没有采过一朵花。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因为我拔了一棵草而责备了我，她说“它多少也是绿色的东西啊。”我继承了这种特质，我常常从屋里走到门口，想摘一朵花别在扣眼上，但我找不到一朵可以毁坏的花，于是就启程去镇上了。
这次搬家去乡下的变故让我们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这一地区的许多富贵人家都住在这个宜人的郊区。可以说这是一个富人区。人们把看门人请进这些大房子里一起娱乐。年轻人都是音乐爱好者，我们举办了许多音乐会。我听到人们谈论着我从前不曾了解的话题，而我习惯于一听到这些话题，就马上去学习一些与之相关的知识。我每天都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学习新的知识。
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范迪沃特兄弟、本杰明和约翰。约翰后来成了我后来多次旅行中的旅伴，而“亲爱的范迪”则成了我在“环游世界”旅途中的密友。我们的邻居，斯图尔特先生和斯图尔特太太跟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我们从以前的熟人演变成了永远的朋友。让我感到高兴的其中一件事是，斯图尔特先生后来跟我们一起经商，成了我们的合伙人，“范迪”也是如此。然而，我们搬新家的最大好处就是结识了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名门，也就是威尔金斯法官阁下。威尔金斯法官当时已经快80高龄了，他身形高大而瘦削，相貌英俊，才华横溢，举止温文尔雅，他是我有幸遇到的知识最渊博、阅历最丰富的人。他的太太是美国副总统乔治·W.达拉斯的女儿，她是我心目中最优雅的老太太——是我所认识、所见到的最漂亮、最有魅力、最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她的女儿威尔金斯小姐和她的妹妹桑德斯太太及其子女住在荷姆伍德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公寓里，这座公寓对周围地区人们来说就象英国的男爵府一样——是当地有文化、有教养、有品味的人的中心。
我似乎成了那里的一位受欢迎的客人，这令我特别高兴。音乐会、字谜游戏[ 字谜游戏：一种词或短语以哑剧的形式体现的游戏，有时是一个音节接一个音节出现，直到被其他游戏参加者猜中为止。]，以及威尔金斯小姐担纲主演的戏剧，都以另一种方式使我提升了自身修养。法官本人是我所了解到的第一位具有历史地位的人。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在谈话过程中，为阐明一篇评论所说的：“约翰逊总统曾告诉我”或者“我告诉威灵顿公爵如何如何”，因为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到自己好象正在触摸历史一样。这座公寓拥有一种崭新的氛围，而我跟这家人的交往强烈地激发了我提升思想和教养的欲望。
到目前为止，我从他们那儿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是这么来的。亲爱的威尔金斯太太开始织造一匹阿富汗披肩，在织披肩的过程中，很多人都问她，这匹披肩是给谁织的，可这位可亲的、慷慨的老太太不愿告诉他们；好几个月以来，她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圣诞节即将来临时，礼物织好了，她把披肩仔细地包起来，并附上一张写着几句深情话语的卡片，然后让她的女儿写上我的姓名地址。我恰好在纽约收到了这份礼物。我从这位太太那里得到了这样一份礼物！尽管我常常向朋友们展示那匹阿富汗披肩，但我并没有怎么戴它。对我来说，它是一份神圣的礼物，因此我一直都珍藏着它。
在匹兹堡居住期间，我非常幸运地认识了莱拉·阿狄森，她是刚过世不久的阿狄森大夫的女儿，是一个能干的人。我很快就跟这家人混熟了，这使我受益颇多，令我心存感激。这是另一种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结成的友谊。卡莱尔曾当过一段时间阿狄森太太的助教，这位太太是个爱丁堡人。她女儿曾在国外念书，能把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说得跟英语一样流利。通过与这家人的交往，我第一次意识到横在象我这样的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的那道不可名状却又无法逾越的鸿沟。但是，“我们身上都流淌着苏格兰人的血液”。
阿狄森小姐成了我理想的朋友，因为她担当起将我颗粗糙的钻石——就好象我的确是一颗钻石似的——打磨光亮的任务。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成了我最严厉的批评家。我开始严格注意自己的言谈，并开始关注英国的经典名著，现在我还如饥似渴地读着它哩。我还开始留意怎样使自己的言谈举止对任何人都更加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简言之，就是使自己的言行更加得体。在此之前，我在穿着上不修边幅，甚至故意这么做。我穿着笨重的大靴子，敞着领口，当时，凌乱的着装是西部人的一种独特的风格，在我们的圈子里被认为是有男子气概的表现。我们蔑视一切浮华的事物。记得在铁路公司工作期间，我见到了第一位戴羔皮手套的绅士，可他却成了我们这些渴望拥有男子汉气概的人的笑柄。自从搬到赫姆伍德之后，我在这些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这都是阿狄森一家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