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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了，我很快被司各特先生召到华盛顿，当时他已被任命为陆军副部长，掌管运输部。我将会作为他的助手，管理政府的军用铁路和电报系统，还要组织一支铁路工人队伍。在战争之初，运输部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穿越巴尔的摩[ 巴尔的摩：马里兰州北部一城市，位于华盛顿特区东北面的切萨皮克湾的一个分支处。自18世纪以来一直是繁忙的港口。]的联合军队的第一队人马遭到了袭击，巴尔的摩跟安纳波利斯[ 安纳波利斯：马里兰州首府，位于该州的中部，巴尔的摩东南部的切萨皮克海湾入口处。]联轨点的铁路被切断了，**了与华盛顿的联系途经。因此，我必须跟我的铁路兵团在费城搭火车前往安纳波利斯，因为有一条支线从安纳波利斯向连轨点延伸，跟通往华盛顿的主线汇合。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修复这条支线，让它能承载重型列车，这项工作得耗费些时日。我们到那儿的几天后，巴特勒将军和几个兵团也到了，这时我们已经能把他的整支部队运到华盛顿了。
我坐上了开往首都的第一列火车，这列火车小心翼翼地行进着。在离华盛顿还有些距离的时候，我注意到，电报线被人用树桩压在了地上。我让司机停下火车，跑上前去想把电报线解出来，可我没有注意到电报线已被拉到了一边。当我解开电报线的时候，它们往上一弹，抽在我脸上，把我撞出很远，还在我的脸上划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就这样，我随着第一支部队进入了华盛顿城，除了一两个前几天在穿越巴尔的摩街道时受伤的士兵以外，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宣称，我是第一批为“祖国流血”的保卫者当中的一员。能为这片为我付出许多心血的土地做些有益的事，并为打通与南部的联系，夜以继日地工作——我完全可以这么说，我感到很自豪。
我很快把指挥部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在糟糕的布尔溪[ 布尔溪：位于弗吉尼亚东北部的一条小溪，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南，靠近马纳萨斯，是两次重要的国内战争(1861年7月21日和1862年8月29至30日)发生的地点，两次都是邦联胜利。这两次战争也被称为纳萨斯战役。]战役打响期间，指挥部仍在那里。当战事消息传来时，我们无法相信，但显然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迅速把每辆列车、每节车厢都调往前线，好把战败的队伍运回来。当时离前线最近的一个地点是伯克车站。我前往那里，装运了一车又一车可怜的志愿兵伤员。据报告称，叛军逼近了我们，最后我们被迫关闭了伯克车站，我和报务员是坐前往亚历山大的最后一趟火车离开车站的，而在亚历山大，显然到处都是恐慌。一些铁路工人正在逃亡，不过，第二天早上剩下的人员表明，跟铁路行业的其他部门相比，我们的人数是值得庆贺的。一些列车员和火车司机已经搞到了船，穿过了波拖马可河[ 波拖马可河：美国东部重要河流,流经首都华盛顿。]。尽管我们在夜里能听到追兵的每一声枪响，但大部分人都留了下来，而且没有一个报务员逃走。
不久后，我回到华盛顿，跟司各特上校一起，把指挥部搬进了陆军部大楼。由于我要管理电报部和铁路，也就有机会看到林肯总统、苏华德先生、卡梅伦部长等人；有时，我还能亲自接触到这些人，使我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林肯先生有时会到我办公室来，坐在桌前等回复电报，或者只是焦急地等消息。
这位伟人所有的画像跟他本人都很象。他的特征很明显，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把他画得很象。毫无疑问，在他面部表情平静时，他是我所见过的容貌最朴实的人之一；但是，当他兴奋或者当他在讲故事时，他的双眼就会闪出智慧的光芒，照亮了他的脸庞，我很少或者从来没有看到别人也会这样。他举止因自然而完美；他对每个人说话都很亲切，甚至是办公室里最年轻的男孩。他对别人的关注度是不分等级的，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他跟一个信使男孩说话就象跟苏华德部长说话一样谦恭。他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平易近人。也许，他说话的方式在得人心方面从来没有失败过。我常为当时没有把他的一些不同寻常的话语仔细记录下来感到遗憾，因为他说的即使是平常的事情，其表达方式也很新颖。我从来没有见过象林肯先生这样跟大家彻底打成一片的伟人。就象海部长说的那样，“很难把谁想象成林肯先生的仆人，人们都是他的伙伴。”他的一言一行都流露出了他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和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
当时，人们必须认识到华盛顿所面临的普遍的混乱局面。我对这种局面的最初印象用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第一次见到当时的总司令司各特将军时，他正在两个人的搀扶下从办公室里出来，穿过人行道，坐进了马车。他是一位老态龙钟的人，不仅身体衰弱，思维也是麻木的；而共和军组织所依靠的就是这样一位高贵的遗老。他的兵站总监泰勒将军，情况跟司各特先生一样。我们的工作就是跟他们以及另一些年老体衰的人协商，开通通信通道和开展人员和物资的运送。他们似乎都是已经不中用的老古董。那些需要马上付诸行动的事情要拖很久才能决定下来。在所有重要部门，都看不到一个有活力的年轻军官——至少我一个也记不起来。由此可见，机构被长年的和平僵化了。
我记得，同样的原因在海军部队里也造成了相似的后果，只是我没有亲身体验过。起初，海军并不重要，战争靠的是陆军。如果换掉各军的**的话，就只有打败仗的份儿，但这在一天以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要完成政府所承担的艰巨任务，但在效率上明显滞后，而人们对此急不可耐，毫无疑问，这种急躁的心理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机构各部门的这种混乱局面很快就变得井有序了。
在工作上，我们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卡梅隆部长授权给司各特先生（他已被任命为陆军上校），让他做自己认为有必要做的事情，不必再等待陆军部官员滞后的行动。我们尽情地利用了这一权力，因此，政府的铁路电报部在战争刚开始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都要归功于卡梅隆部长对我们的热烈支持。当时，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比他的将军和部门**更能抓住问题的因素。群众最终还是逼迫林肯换掉了他，但是，那些局内人很清楚，如果其他部门的管理跟卡梅隆所辖的陆军部一样好的话，从全局来看，大部分灾难都是可以避免的。
当我于1861年调到华盛顿时，人们还以为战争会很快结束，但是不久后，人们就看出，这场仗还要打几年，因此，政府需要的是固定的官员。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不能没有司各特先生，而司各特先生叫我必须回匹兹堡，因为政府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提出了需求，所以，那里的工作需要我去打理。于是，我们把华盛顿的部门工作交给别人，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上。
离开华盛顿回匹兹堡起了反作用：我第一次得了重病，身体完全垮掉了，经过在职责履行方面的一番挣扎以后，我不得不请求休假。一天下午，我在乘坐弗吉尼亚沿线列车旅行的时候中了暑，这给我带来了**烦。然而，当这种不适感过去以后，我发现自己受不得热了，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躲避烈日——我完全被炎炎烈日折磨得萎靡不振了。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以来，夏季凉爽的高地空气对我来说就是一剂万能药的原因。我的医生曾经强调过，我必须避开美国炙热的夏季。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批准了我的休假申请，于是，盼望已久的苏格兰之行的机会也就来了。我、母亲和弟弟汤姆于1862年6月28日乘着伊特娜号汽船出发了，当时我27岁。在利物浦上岸之后，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丹佛姆林。没有一次变故有这次重归故土对我的影响大。我就象在做梦似的。离苏格兰越近，我的感受就越强烈。母亲也非常激动，我还记得，当她第一眼看见那熟悉的黄色灌木时，她惊叫起来：“啊！这就是金雀花、金雀花呀！”
她的心潮是如此汹涌澎湃，以至于她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我越是试着去安慰她，她就越发难以自恃。至于我，我是多么想拜倒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亲吻它啊！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抵达了丹佛姆林。一路上经过的万事万物，我们都能马上认出来，但是跟我的想象相比，它们似乎非常渺小，我完全疑惑了。终于，我们到达了劳德叔叔家，走进了那间他教会我和多德许多知识的老屋，我大叫：“你们都在这儿，一切都跟我离开时一模一样，但你们现在就象是在过家家似的。”
主街——我一直认为它是一条不错的大街，姨父的小店——我一直把它跟纽约的一些商店相提并论，小镇四周的那些小山——星期天里，我们时常在山上跑来跑去地玩耍，还有远处的风景和高大的房屋，这一切都缩小了。它们好象变成了一个小人国城市，我还差点儿碰到我出生的那间屋子的屋檐；而大海却只有三英里的路程，可从前我们认为，如果在某个星期六能走到海边去，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海边的岩石似乎也消失了，曾经拾海螺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片浅滩。汇集着我学生时代的记忆的校舍——我唯一的母校——还有那进行过许多场虚拟的战斗、进行了许多次赛跑的操场，现在都小得可笑了。在后来的日本之旅中，我觉得那些小小的玩具屋跟老屋留给我的印象有些相似。
这里的一切都缩小了。甚至连莫迪街头的那口老井，它是我早年开始奋斗的地方。跟我过去的印象相比，它也有了变化。但是，有一种景观仍然跟我所想象的一样——那光荣的古教堂没有令我失望，它仍然那么雄伟，那么庄严，而塔顶上令人难忘的刻字——“罗伯特国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占据着我的视野，充实着我的心灵。回匹兹堡后第一次听到的大教堂的钟声，也没有令我失望，这使我感到高兴。它给了我一种激励，因为一段时间过后，老教堂周围的其他建筑物就会变得跟宫殿遗址和峡谷真正匹配了。
亲戚们对我们非常亲切，其中我亲爱的夏洛特姑妈年纪最大，她欣喜若狂地叫道：“啊，你有一天会回来在主街上开店的！”在她看来，能在主街上开家店铺，就算是成功人士了。她的女儿和女婿——俩人都是我的堂兄妹，但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都已经达到了这种卓越的高度，而对于她这个有出息的侄儿，达到这个目标也绝非难事。
姑妈以前常常照料我，她喜欢谈我小时候的趣事，说我吃饭时必须用两只勺子喂，因为只要勺子一离开我的嘴，我就会大叫。琼斯上尉，后来我们钢铁厂的厂长，说我天生“有两排牙齿，我的胃口就象无底洞，”因此，我对新任务的胃口是满足不了的，而成果也在增加。由于我是直系家族中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亲戚们都请求父母允许他们照顾我——现在他们都老了，其中有我的姑姑们。我小时候的许多趣事都是年老的他们告诉我的。但是姑妈们回忆的其中一件事却令我惊讶，因为这件事说明我相当早熟：
我是在充满智慧的格言的潜移默化下长大的，父亲曾教给我的一句格言很快就被我直接用上了。小时候，从海边回家有三英里的路程，他不得不背我走一段路。黄昏时分，在背着我翻越一座陡峭的小山时，他感到负担太重，于是希望我下来走点儿路。然而，他得到的回答是：“哎呀，爸爸，没关系，一个人有了耐力和毅力才能成功啊。”
当时，虽然他正背着负担艰苦地行进，但还是忍不住笑得浑身发颤。虽然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他的负担却变轻了——我敢肯定事实就是如此。
当然，我的家乡是跟我的老师、向导和激励者劳德叔叔分不开的——为了让我在8岁时就变得浪漫、爱国、富有诗人气质，他耗费了许多心血。现在，我27岁了，但劳德叔叔还是劳德叔叔，他的地位并没有打折扣，没有人可以取代他。我们一起散步、没完没了地聊天，对他来说，我又成了“奈格”。他对我的称呼，除了“奈格”再没有别的。对我来说，亲爱的叔叔已经不只是叔叔了。
我还在梦境中，兴奋得难以入睡，而且又患了感冒。感冒的结果自然就是发烧。我在叔叔的房间里躺了6个星期，有一段时间的病情还很严重。当时，苏格兰的医学跟苏格兰的神学一样严酷（现在两者都温和多了），我被他们放了血。我那劣质的美国血液差不多都放完了，因此，医生宣告我康复的很久以后，我才能站起来。这场大病结束了我的故乡之旅，不过，航海对我的康复起了很大作用，回到美国时，我已经可以继续工作了。
我还记得，回到公司时，员工们为我举行的欢迎仪式十分令我感动。东区的工人们聚集在一起，弄了一门礼炮，当我的火车经过的时候，他们就齐声欢呼，向我致意。这也许是我的下属们第一次抓住让我成为游行主角的机会吧。他们的欢迎仪式给我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印象，也让我明白自己有多么在乎他们，还很高兴地意识到，他们对我付出的感情有了回应。工人阶级总是能对善意的感情有所回应。如果我们关心别人，我们也就没必要担心他们对我们有什么恶意。这就是“物以类聚”的道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