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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吉斯通公司是所有公司的母公司，所以我对它很有感情。但是，在熟铁相较于铸铁的优势变得明显之前，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因此，为保证产品质量始终如一，也是为制造出当时没有的某些形状，我们决定涉足钢铁制造业。我和弟弟跟托马斯·N.米勒、亨利·菲普斯及安德鲁·科罗门一起，入股建起了一家小型炼铁厂。米勒是第一次跟科罗门共事，他把菲普斯介绍了进来，并借给他800美元，好**六分之一的股份，这一切发生在1861年11月。
我必须提一下，米勒先生是钢铁制造业的先驱。我们都得感谢汤姆，他现在还健在（现在是1911年7月20日），他那十分可爱的天性把快乐和光明带给了我们，我们和他的友谊是历久弥坚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温和；面对违背正统**的神学时，晚年的他的愤怒也不再那么惊天动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变得越来越理智，这也许是件好事。（再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1912年7月19日——我为我挚爱的朋友留下了眼泪，亲爱的汤姆·米勒于去年冬天在匹兹堡去世了。我和妻子参加了他的葬礼。以后，我的生活象是缺少了什么，而且缺少了很多。他是我早年的第一个合伙人，也是我晚年最亲爱的朋友。我愿去他所去的地方，不管那是什么地方。）
安德鲁·科罗门在阿莱干尼开了一家小冶炼厂。还在宾夕法尼亚公司当负责人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造的车轴是最好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技工——他发现，当时匹兹堡人没见过的东西和只要与机器有关的东西，都值得好好研究。他的德国人思维造就了他一丝不苟的作风。他制造的东西成本很高，但非常耐用。在火车发展的早期，车轴的问题一般在于：它们的使用期限有多久，而当时人们对车轴还没有进行材料分析或科学试验。
这个德国人创造的东西真是太多了！他是第一个引进冷锯法，把冷铁切割成精确长度的人。他发明了连接桥段的顶锻机，还制造了美国第一个“万能”铣床。这些机器都在我们的工厂里。当时，伊兹船长正好没有适合圣**斯大桥桥拱的连轴节（承包商没能把它们制造出来），因此工程处于停顿状态，科罗门跟我们说他能做，还说明了别人做不出来的原因。后来他成功了。到那时为止，它们是厂里锻轧出来的最大的半圆体。可以从这件事上看出我们对科罗门先生的信任：当他表示自己能造出它们时，我们就毫不犹豫地跟他签订了合同，以完成这项发明。
我已经谈到过我家与菲普斯家的亲密关系。前些年，他的大哥约翰是我的好伙伴。亨利曾当过几年我的下属，不过，他的聪明伶俐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天，他找他的哥哥约翰借25美分，约翰知道他拿这些钱有重要用途，因此什么都没问就把亮铮铮25美分给了他。第二天早上，《匹兹堡电讯》上出现了一则广告：一位听话的男孩想找工作。
这就是这位充满活力的听话的男孩拿25美分的用途，这很可能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花掉的25美分。著名的迪尔沃兹-拜德维尔公司答复了他，通知这位“听话的”男孩去公司。哈里去了，并且得到了一份信使工作，每天早上，他的第一份职责就是打扫办公室，因为这是公司当时的惯例。在他找到父母并征得他们的同意以后，这位小伙子就开始了经商生涯。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这么做。这些都是陈年旧事了。后来他很快就成了老板离不开的人，得到了公司的一家间接子公司的小部分股权；值得注意的是，没过几年，他就引起了米勒先生的注意，于是，米勒先生和安德鲁·科罗门先生在他身上做了一笔小小的投资。这笔投资的最终结果就是位于二十九街的那座炼铁厂的建成。他曾是我弟弟汤姆的同学和密友。他们小时候就在一起玩耍，这种亲密的关系维系了终身，直到1886年我弟弟去世。他俩在合作关系里又搭建了一种合作关系。在他们合伙开办的各个公司里，他们总是控制着同等的股权。一个人做什么，另一个人也会做相同的事。
这位信差现在已经成了美国最富的人之一，并且开始证明自己知道怎样消耗掉这些盈余。多年前，他为阿莱干尼和匹兹堡的公共公园捐建了一些漂亮的温室。他指出“星期天也应该开放这些温室”。捐赠的随附条件制造了许多**动。牧师们在讲道坛和**上指责他，还通过了决议，宣称他亵渎了“安息日”。但是，人们一起站出来反对这种狭隘的论断，于是，市议会欢欣鼓舞地接受了这份礼物。
但是，科罗门和菲普斯很快就在生意上跟米勒产生了分歧，迫使米勒离开了工厂。我觉察到米勒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于是就跟他联手建立了新的工厂，也就是于1864年建起来的塞克洛普斯厂。在这家工厂运营起来以后，把它跟新老工厂联合起来就成了可能和可取的事。1867年，通过对它们的合并，“联合钢铁公司”成立了。我想，米勒先生是愿意再次与从前的搭档菲普斯和科罗门合作的，我也相信他们可以跨越这道鸿沟，因为菲普斯和科罗门没有联合公司的控股权，只有我、弟弟和米勒先生才拥有控股权。但是事实证明，米勒先生很顽固。他请求我买下他的股份，我劝他不要再追究过去的事了，但在我的一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以后，我勉强买下了他的股份。他是爱尔兰人，而爱尔兰人在冲动的时候是旁人无法控制的。米勒先生曾向我表示，他后悔拒绝了我的诚恳请求，因为这本该使我们当中的这位先锋和他的追随者们得到公正的回报——成为富翁的。
当时，我们都是制造业方面的新手，塞克洛普斯厂拥有的土地共有7英亩，在当时已经算是很大一块地了。有几年，我们还划了一部分土地给别人，于是一个问题很快出现了：我们是否能在这么小的一片区域内继续从事钢铁制造业。科罗门先生成功地制造出了铁梁，而这项技术使我们厂多年来都大大地领先于所有同行。在新厂里，我们开始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各种形状的产品，特别是别的公司不愿做的产品，这是建立在城市的日益发展和人们对起初稀有的事物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的基础上的。别的公司做不了或者不愿做的产品我们也会去尝试，这就是我们在业务上严格遵守的原则。我们还要保证产品的卓越质量。我们总是替客户着想，甚至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当我们与客户之间产生争端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对方质疑的权力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的原则，所以从来没有人向我们提起诉讼。
随着我对钢铁制造业的日益熟悉，我十分惊讶地发现，竟然谁也说不清各种工艺流程的成本是多少。我对匹兹堡几家主要的工厂做了调查，结果证明了这一点。这可真是一笔糊涂的生意啊！在年终盘点和结算之前，厂主们对自己的经营结果一无所知。我听说，有人以为自己这一年的生意亏了，结果却发现自己赚了，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出现。我觉得我们就象黑暗中挖地洞的鼹鼠，而这对于我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我执意要把一套计量和测算制度引入我们的企业，让我们清楚每个流程的成本，特别是每个人都在干什么，谁节省了原料，谁浪费了原料，谁产出了最好的产品。
要实现这个目标，困难的确是难以想象的。厂里的每位经理自然都会抵制这套新制度。还要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一套精确的制度，但是最后，有了许多员工的帮助以及万能秤的引进，我们不仅知道了每个部门的工作情况，而且知道了在高炉旁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在干什么，这样就可以进行互相比较了。制造业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秘诀，就是引进并严格**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使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对成本或原料该负的责任。
在英国，西门子煤气炉已经在一定范围内用于冶炼钢铁了，但人们认为这种设备的价格太昂贵。我清楚地记得匹兹堡钢铁制造业的元老们对我们花在这种新型高炉上的巨额开支是怎么批判的。但是在批量冶炼原料时，使用这种新高炉有时可以节省一半的能耗。就算它再贵一倍，这笔钱也是该花的。但是，在多年以后，才有人象我们这样采用这种新方法。在其中几年里，冶炼钢铁的利润很低，因此，大部分利润都是从采用这种改良高炉而节约出来的成本中得来的。
严格的会计制度使我们发现了大批量冶炼钢铁所产生的巨大浪费。这是一个员工揭露的，这位重要人物名叫威廉·波恩特莱格，他来自德国，是科罗门先生的一个远房亲戚。有一天，他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我们，让我们大吃一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一段时期内实行严格会计制度的成效，这似乎有些难以置信。这份报告是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做成的，他并没有跟我们说起，而我们也并不知道这回事。报告所采用的形式新颖独特。不用说，威廉很快就升任为车间负责人，后来又成了我们的合伙人，最后，这位可怜的德国伙计在当上富翁的时候去世了。
1862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大油井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我的朋友威廉·科罗门先生（他的女儿后来成了我的弟媳）对一发现非常感兴趣，因此我只好陪他去产油区走一趟。这真是一次十分有趣的旅行。产油区里的一条水流湍急的河使人们找不到容身之地。然而，这对蜂拥而至的人群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障碍罢了。他们只用了几个小时，就赶制出一座棚屋，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一会儿就把这座棚屋布置得舒适宜人了。他们是省下大量资金，能为寻找财富而冒险的“超人”。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里到处都洋溢着愉悦的气氛。这是一次大型野餐会，里面发生着很多有趣的事情。每个人都兴高采烈，而且认为财富唾手可得，一切都那么欣欣向荣。铁架塔的顶端旗帜招展，上面还写着奇怪的标语。我记得，俯瞰那条河的时候，我发现有两个人正在河岸上摆弄着踏板取油，他们的旗帜上写着“要么下地狱，要么发大财。”
在这里，美国人表现出来的适应力比在其他地区更为出色。很快，混乱中产生了秩序。我们刚到这里不久，就有一支由沿河的新居民组成的铜管乐队为我们演奏了小夜曲。我敢打赌，1000个美国人到了一块新土地之后，一定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建学校、造教堂、办报纸和组建铜管乐队的——总之，是为自己提供一切文明社会应有的装备——并且在相同数量的英国人根据他们祖父的地位，找出一个世袭地位最高的人并请他当领袖之前，发展自己的国家。美国人只有一个原则——工具只属于会用它的人。
现在，“油河”已经成了一座拥有几千人口的城市，河的另一端是蒂图斯维尔[ 蒂图斯维尔：美国宾夕法尼亚西北部一城市，位于匹兹堡东北偏北，1859年4月美国第一口油井在此钻成。]。这一地区从每季由塞内加人用毯子[ 塞内加人：早期居住在纽约州西部从塞尼卡湖到伊利湖的地区，现今居住在同一地区和安大略省东南地区的北美印第安族，塞内加族是早期的易洛魁联盟的最西部的成员。]从河面收集的几桶油起家，到现在已经建起了几座城市，建立了几家拥有数百万美元的资本的炼油厂了。在这一地区发展的早期，所有规划都是十分粗略的。采到石油的时候，人们就把它们装进漏得厉害的平底船。河水灌进了船里，石油也流进了河里。各地都在“油河”沿线修建了堤坝，人们会在规定的时日里将堤坝打开，油船就顺着潮水飘向阿莱干尼河，然后再前往匹兹堡。
这样一来，不光是“油河”，还有阿莱干尼河的河面完全被油铺满了。据估计，在往匹兹堡运油的过程中造成的损失足足达到了总运量的三分之一，因此，在油船启航前，可以肯定地说，三分之一的油已经因泄漏而损失掉了。印第安人早上收集到的油在匹兹堡装瓶，然后以与药价差不多高的价格出售——1美元一小瓶。
最有名的油井位于斯托里农场。我们以4万美元的价钱买下了这些油井。老是喜欢提建议的科罗门先生提议挖一口足够容纳10万桶油的池塘（人们每天都会变废为宝，把油源源不断地灌进去），让它形成一片油湖，一直把它保留到不久的将来，那时，这里就象我们所估计的那样，不再产油了。科罗门预测，石油供应停止的时候，石油的价格将会涨到10美元一桶，那时这片油湖就值100万美元了。我们很快就开始履行这个计划，但是，为了等待我们所期待的那一天的到来（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我们损失了几千桶油，于是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当时我们认为，要是油田没有出现明显的枯竭迹象的话，这座天然油库每天都会源源不断地产出几千桶石油。
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这4万美元的投资是最明智的。从那里获得的收益也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在匹兹堡新建的一座钢铁厂不仅用去了我们能筹集到的所有资金，还需要我们用信用去贷款。想到这些，我认为贷款对年轻人是有好处的。
由于对石油业的投机产生了兴趣，我到这个地区去了好几次，1864年还去了一趟俄亥俄州的油田，那里也刚刚打了一口大油井，开采出来的石油具有特殊的品质，非常适合提炼润滑油。我是和科罗门先生及大卫·里奇先生一起去的，那次旅行是我最奇异的经历之一。为了看到那口巨大的油井，我们在距匹兹堡几百英里的地方离开了铁路线，穿越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到达了达克河流域，并在离开之前把它买了下来。
回来之后，我们的冒险开始了。在我们去那儿的途中，天气很好，道路也通畅，但当我们在那儿逗留的时候就下雨了。我们乘着马车往回走，然而，还没走多远就遇到了麻烦。路面泥泞不堪，我们的马车走得很是吃力。大雨滂沱，我们显然得在雨中过夜了。科罗门先生直挺挺地躺在马车的一边，里奇先生躺在另一边，而我当时很瘦小，体重还不到一百磅，刚好可以夹在两位肥壮的先生中间。马车每往前走几英尺，就会大幅度地颠簸一下，然后迅速往前冲。我们就这样过了一夜。我们的脑袋就放在一个马车座位前端的下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渡过了一个既滑稽又愉快的夜晚。
第二天夜里，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地到达了一座乡村小镇。我们看见了镇上的那座小教堂，听见了教堂的钟声。我们刚到客栈，就来了一个委员会的人，说他们一直在等我们，并且还召集了参加圣会的人员。显然，他们是在期待一位著名劝诫者的到来，毫无疑问，这位劝诫者的行程被耽搁了。我被他们当成是那位缺了席的牧师，他们还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就绪，好跟他们一起去会议室。我几乎打算跟我的同伴们一起把这场闹剧演完了（我们也是为了找乐子），可我却发现自己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无法再演下去了。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离讲道坛这么近过呢。
现在，由于投资需要投入太多的精力，我决定离开铁路公司，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在做这次决定的不久以前，我荣幸地被汤姆逊总裁叫到了费城。他想提拔我当总裁**，在阿尔图纳总部的刘易斯先生手下供职。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并且告诉他，我已经决定离开铁路公司了，我要去赚钱，而铁路公司是无论如何也给不了这么高的薪水的，再说我又不愿意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晚上躺在床上时，我觉得我能得到最高法庭法官的批准。
我在给汤姆逊总裁的告别信中又提到了这些，他在回信中热情地祝我成功。1865年3月28日，我辞了职，还收到了一块铁路公司员工送给我的金表。后来我把这块表和汤姆逊先生的信作为最珍贵的纪念品珍藏了起来。
以下这封信是我写给分公司全体员工的：
致匹兹堡分公司全体员工：
在此分别之际，我为不能再与你们在一起而深表遗憾。
经过了12年愉快的交往，我以个人名义，向那些和我一起忠诚地为公司服务的员工们表示敬意。想到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跟你们亲密地在一起工作了，包括其他部门的很多人，通过商业交往，我们私下里已经成了朋友。我向你们保证，虽然我们之间不再有工作上的关系，但我将一如既往地祝愿你们幸福。我相信，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你们会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成功做出贡献，也会分享它应有的繁荣的。
最真诚地感谢你们对我始终如一的友爱，感谢你们一直以积极的工作来满足我的要求，也请你们对我的继任者给与同样的支持，再见！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
匹兹堡分公司负责人办公室
安德鲁·卡内基敬上
1865年3月28日
从那以后，我就不再为工资而工作了。一个人如果要使唤别人，就必须占据一片有限的领域。即使当上了大公司的总裁，他也很难做主，除非他拥有控股权，最能干的总裁也会受董事会成员和股东的牵制，而这些人几乎对商业一窍不通。但是，令我高兴的是，今天，我最好的朋友都是我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工作时的同事。
1867年，我和菲普斯先生及J.W.范德沃特先生重游了欧洲，大范围地游览了英格兰、苏格兰和欧洲**。在此之前，“范迪”已经是我最亲密的伙伴了。读了贝尔德·泰勒的《行进中的风景》之后，我们都非常兴奋。当时正处于石油的繁荣期，股价也一路飙升。一个星期天，我躺在草地上问身边的“范迪”：“要是你挣了3000美元，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欧洲旅行吗？”“当然愿意，这还用问吗？”他答道。
范迪有几百美元的股票投资，因此他很快就挣到了这笔钱。这是我们环球旅行的开始。我们邀请我们的合伙人亨利·菲普斯一起参加，当时他已经是个不小的资本家了。我们一起游览了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首都，我们怀着青春的激情，背上背着装行李的背包，爬上了每一座山，然后在山顶睡觉。这次旅行的终点是维苏威山[ 维苏威山：一个活火山，海拔1,281米(4,200英尺)，位于那不勒斯湾东海岸的意大利南部。公元 79年的一次猛烈的喷发摧毁了附近的城市庞贝。]，我们在那里下定了决心，我们有一天一定要环游世界。
事实证明，这次欧洲之旅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益。在此之前，我对绘画和建筑一无所知，但是不久前，我就能分辨大画家的作品了。也许一个人在当时还根本没有认识到这种通过鉴赏杰作而得到的好处，但是，当他回到美国以后，就会发现自己正不知不觉地抵触一些以前看上去很美的东西，并开始用一种新的标准来判断他所看到的作品。真正的杰作给他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那些伪造的或自命不凡的作品对他来说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
这次欧洲之行还让我第一次充分享受了音乐的乐趣。当时，伦敦的水晶宫正在庆祝亨德尔的诞辰，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刻地体会到音乐的力量，后来也不常感受到这些。毫无疑问，在水晶宫以及后来在欧洲**的教堂、歌剧院听到的音乐，提高了我对音乐的鉴赏力。在罗马，教堂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时举行的唱诗和庆典使这种鉴赏力达到了极致。
欧洲之行还对我商业思维的进步有了很大的帮助。一个人只有从美国这个漩涡中跳出来，才能对它的旋转速度有正确的评估。我认为，象我们这样的制造厂，就算发展得再快也很难跟上美国人需求的增长，但在国外，似乎却没有什么事物在发展。如果我们排除几个欧洲国家的首府，这块**几乎是静止的，而美国却到处都呈现出故事书里描绘的修建巴别[ 巴别：在《旧约全书》中希纳的一个城市（现在被认为是巴比伦），当建筑者们不能理解彼此之间的语言时，通天塔建筑被迫中断了。]塔时的情景：数百人来回奔忙，争先恐后地投入到这座巨大建筑物的建设中去了。
我要感谢堂兄“多德”（乔治·劳德先生），因为他使公司在运营上有了新的发展——这在美国同行业中还是头一回。他带科罗门先生去了英格兰的威根区[ 威根区：英格兰西北一区，位于利物浦东北。中世纪时曾是重要集镇，现在是煤矿区的工业城市。]，向他介绍了从矿渣中提炼焦炭的工艺。后来，科罗门先生就不停地跟我们说，要是能把当时我们矿上产生的废渣利用起来该多好，而把它们扔掉又是多么的浪费。我的堂兄多德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导师是格拉斯哥大学的凯文勋爵，由于他对科尔曼先生的深信不疑，1871年12月，为在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建几家工厂，我开始筹集资金。我跟主要的煤矿企业签订了为期10年的废渣供应合同，还跟铁路公司签下了为期10年的运输协议，而劳德先生也来到了匹兹堡，数年间都在这几家厂里进行生产经营的管理，并开始制造美国的第一台洗煤机。结果他成功了——他在自己承担的采矿和机械业务中，从来没有失败过——而且，他很快就收回了建厂的成本。所以，后来我的合伙人都想把焦炭厂纳入我们的总公司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不仅能拥有这些工厂，还能拥有劳德。
洗煤机的数量不断地增加，后来，我们有了500台洗煤机，每天要洗约1500吨煤。这种变废为宝的方式很好；在我们这块**上，我们公司也是第一家这样处理煤的公司。
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合伙人也出自我的堂兄，他是丹佛姆林的莫里森堂兄的儿子。有一天，我在工厂里溜达，负责人问我知不知道我的一个亲戚在这里工作，而且是一个很出色的技工。我回答说不知道，就问他能否跟这个亲戚边走边谈。我们见了面。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莫里森”，他回答道，“罗伯特的儿子。”（罗伯特是我的表哥鲍勃）。
“唔，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我想，这样我也许会过得好一点。”他说。
“你一个人来的吗？”
“不，还有我妻子。”他答道。
“怎么不先来找我呢？我本来可以把你介绍过来的呢。”
“我觉得，只要自己还有一点儿机会，就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这真是莫里森的风格，因为他所受的教育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象金星那样独立。没过多久，我听说他被提拔为我们在迪凯纳的一家新厂的负责人了，从此，他的职位不断地稳步上升。现在，他已经是个十足的百万富翁了，但他还是那么通情达理。大家都为汤姆·莫里森感到骄傲（昨天我收到了他的请柬，邀请我和太太参加几天后卡内基协会一年一度的庆典）。
我一直都建议扩大炼铁厂规模，并新建一批钢铁制造厂，因为我认为钢铁制造业仍在起步阶段。美国关于国外产品进口关税的举动驱散了我们对其未来发展的担忧。我很清楚，美国**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在一切有关国家安全的重要事务上跟欧洲脱离干系，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美国已经被迫出口欧洲需要的各类钢产品及大部分铁产品，而英国是它们的主要销售商。国人也需要钢铁产品，国会同意给制造商出产的钢轨实行28%的从价税率——当时每吨钢轨的出口关税差不多是28美元，而每吨钢轨的售价为100美元左右。
在美国，保护主义在制造业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在南北战争以前，这是一个派系问题，南方支持自由贸易，认为实行关税制度只对北方有利。英国政府对“南部联盟[ 南部邦联：指美国南北战争时，在1860年和1861年从美国联邦中分离出去的十一个州。]”的认同，使亚拉巴马人和其他私掠者逃亡的现象达到了高潮，导致他们对美国进行了商业掠夺，激起了民众对美国政府的敌意，尽管大部分普通民众还是支持美国的。关税不再是一个派系问题，而成为了一种两派都赞同的国策。发展重要资源成了爱国者的责任。国会中至少有90位北方**人士，包括立**议的发言人都同意这一观点。
人们对制造业的投资不再犹豫，而是自信满满，因为只要大家需要这个行业，国家就会保护它。战后数年里，降低关税的需求开始抬头，而我也投入了这场论战。常有人指控制造商贿赂国会议员。据我所知，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毫无疑问，除了维持钢铁工业必要的资金——每年几千美元以外，制造商从来没有再往里面投入任何资金了。但是，他们曾在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对抗中慷慨解囊过。
通过我的不懈努力，钢铁赋税持续降低，从每吨28美元的钢轨税降到了四分之一或七分之一美元（今天，1911年的钢铁税不过只有这个数的一半，即使如此，它也还将经过下一次调整）。克利夫兰总统为通过一项更为极端的新税则而做出的努力是很有意义的。新税则在很多方面的革新力度太大了，而且其条款可能会损害不少制造商的利益。我被召到华盛顿修改威尔逊法案。我相信，这项法案是可以得到改进的。参议员高尔曼、上议院**领袖、纽约州长弗劳尔以及一批最能干的**人都和我一样，是不折不扣的适度保护贸易论者。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打算反对威尔逊法案，因为它的规定无谓的严格，而且它必然会削弱一部分国内产业。参议员高尔曼对我说，他希望我不要做有损国内生产商利益的事，他还说，如果共和党的参议员能齐心协力地支持这种大幅度的减税法案的话，他想他的同仁们对降低钢铁税率是有信心的，而且会听从我的指挥。
州长弗劳尔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在使我们这一派赞成我提出的大幅减税的决议方面，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于是，威尔逊-高尔曼税则法案得到了采纳。现在（1907年），我们已经废除了一切钢铁税，但没有伤害任何一方的利益。欧洲的剩余产品已经不多了，这就导致了钢铁价格的过度增长，也将不断地拔高欧洲的钢铁价格，因此，国内制造商就不会受到严重影响了。自由贸易此时只能在需求量过大的情况下暂时起到抑价作用，因为国内的钢铁制造商是不怕自由贸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