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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业务的扩展，我经常要到东部地区出差，特别是纽约，因为它是美国所有大公司的总部，就象英国的伦敦那样。一个大公司要是不在纽约设立总部的话，它就不可能有很好的发展。匹兹堡的业务由弟弟和菲普斯全权管理。我的工作就是为公司制定总体方针及洽谈一些重要合同。
弟弟非常幸运，他跟露西·科尔曼小姐结了婚，她是我们最重要的合伙人和朋友的女儿。我们把赫姆伍德的寓所让给了弟弟，因此，我再次被迫打破了与匹兹的缔结，于1867年离开匹兹堡去纽约定居。对我来说，这次变故已经够痛苦了，但对我母亲来说却更加痛苦；不过，她对人生仍然有很高的觉悟，而且，只要我们在一起，到哪里都会很开心。在纽约，我们成了真正的外乡人。起初，我们住在当时处于辉煌时期的圣·尼古拉斯旅馆。在此期间，我在布洛德大街设了一家办事处。
有一段时间，如果有匹兹堡的朋友来纽约的话，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了，而匹兹堡的报纸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我常常去匹兹堡，母亲也常常跟我一起去，因此，我们与故乡之间的关系就仍然保持着。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有了新朋友，也有了新的兴趣爱好，也就开始把纽约当作自己的家了。当时，圣·尼古拉斯旅馆的老板在镇上开了一家温莎旅馆，于是我们搬了进去，把它当成了我们在纽约的家，一直住到了1887年，而旅馆老板霍克先生也成了我们最珍贵的朋友之一。
在纽约具有教育意义的组织当中，使我获益最大的就是科特兰特·帕默尔夫妇组织的“19世纪俱乐部”。帕尔默先生夫妇每月都在自己家里组织一次俱乐部活动，讨论各种话题，很快就吸引了许多有才华的男男**。经过伯塔夫人的推荐，我成为了这里的会员。伯塔夫人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在纽约这座城市里，他们家的客厅更象是一个沙龙。有一天，我荣幸地应邀去伯塔家吃饭，第一次遇见了几位名人，而其中的安德鲁·D.怀特还成了我一生的朋友和睿智的顾问。他当时是康奈尔大学的校长，后来担任了驻俄罗斯大使及驻德国大使，还在海牙会议中担任了美国的首席代表。
其实，“19世纪俱乐部”就象一个竞技场。按照惯例，才华横溢的男男**们先讨论当天的主要话题，依次在观众面前发表演说。很快，私人住宅容不下更多客人了。于是，一月一次的聚会就改在国立美术馆举行。我记得，我在第一次参加聚会的那天晚上演讲的题目是“美元贵族”，而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上校是那天的第一位演讲者。这是我第一次在纽约观众面前露面。从此以后，我就经常发表演说。这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因为他必须为每次演讲而读书和学习。
我曾在匹兹堡生活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来了解制造业，因为它跟投机不同。当报务员时学到的那些商务知识曾使我得以结识匹兹堡的几个人或者几家公司，他们当时正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做交易，于是，我就带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他们的事业。在我看来，他们的操作方式似乎就是一种**。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人和公司的信用都被投机的嗜好削弱了。不过，当时这样的公司仅有几家，差不多用五个手指头就能数出来。当时，匹兹堡还没有成立石油和证券交易所，股票经纪人的办公室也没有必要跟东部的证券交易所进行电报连线，因为匹兹堡本身只是一个制造业重镇。
我惊奇地发现，纽约跟匹兹堡的差异很大。几乎所有的商人都在华尔街有过或大或小的投机。人们纷纷向我打听我所涉足的各家铁路公司的情况，弄得我晕头转向。有人以为我能得到内部消息，能帮他们成功地投资，于是就向我提出，愿意出资投资，并允许我去运作。还有人邀请我入伙，因为他们想悄悄买下某些资产的控制权。于是，整个投机领域我面前展开了它最诱人的伪装。
我拒绝了所有的诱惑。最诱人的诱惑是我在移居纽约不久后的一天上午在温莎旅馆里遇到的。当时事业有成的杰·古尔德向我走过来，说他听说过我，还说他想买下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控股权，而且，如果我答应管理这家公司的话，我就可以得到一半的利润。我向他表示了谢意，并对他说，尽管我和司各特先生在商业上已经分道扬**了，但我永远也不会把他当作敌人。后来，司各特先生告诉我，他听说纽约的利益集团选我来继承他的位置。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得到这个消息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提过。我对他说，除非这个铁路公司是我自己的，我才会去当这个总裁，这才让他放了心。
奇妙的是，蹉跎的时光改变了世事。1900年，也就是30年以后，竟然是我来告诉古尔德先生的儿子他父亲的提议，并且对他说：“你父亲提出要把伟大的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的控制权交给我。现在，轮到我把这个跨越大洋的国际铁路线的控制权交给他的儿子了。”
我和他儿子对合作的第一步达成了一致——这就是把他的瓦伯什河[ 瓦伯什河：美国中东部河流，发源于西俄亥俄州，流程约764公里(475英里)，向西南跨过印第安那州再向南在印第安那-伊利诺交界注入俄亥俄河。]铁路线延伸到匹兹堡。在一纸承诺把我们钢铁公司三分之一运输量分给瓦伯什河铁路线的合约下，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程。当摩根先生于1901年3月通过施瓦布先生找到我，问我是否真想退出商圈时，我们正要扩展从匹兹堡到大西洋的东部铁路线。我给了他肯定的回答，并告诉他，这项工程将为我们的铁路事业画上句号。
在我的一生中，除了早年买过一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股票作为投资以外，我没有投机地买卖过别的股票。我一直遵循着一条原则，那就是永远不要去买买不起的东西，永远也不要去卖不属于我的东西。不过，我在早些年做生意的过程中也得到过一些股份，包括一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每天早上翻开报纸时，我总是忍不住要先看一下当天的股市行情。于是我决定将我持有的别的公司的股票全部卖掉，把精力集中到匹兹堡的制造公司上去，我甚至还决定不再持有任何在证券市场上买卖的股票了。除了少量通过各种途经到我手上的股票以外，我一直都严格地遵循着这条原则。
制造业的每一位业内人士以及所有的职业人士都应该遵循这条原则，而对制造业人士来说，这条原则似乎尤其重要。如果要明智地解决接二连三出现的问题，他的头脑必须保持镇静和独立。没有任何东西能象正确的判断力那样预知未来了。一个思维被瞬息万变的股市涨跌扰乱的人，是无法拥有任何可靠的判断力的。它使他表现出一种类似于中毒的症状。他把子虚乌有的东西看成是真实的，却对真实的东西视而不见。他判断不出事物的相对价值，也判断不出事物的真实全貌。鼹鼠丘被他当成了大山，而大山却被他当成了鼹鼠丘；本该理智地得出结论，他却草率了事。他把心思都系在股市行情表上，而不是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上。因此，投机是一种以价值为食的寄生虫，什么都创造不出来。
在纽约定居以后，我接手的第一项工程是在基奥卡克修建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我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总裁汤姆逊先生一起承包了这项工程，包括全部的结构、基底、土石方及上层结构，而对方用股票和债券来支付**。除了财政方面，工程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是因为一场危机导致了相关铁路公司的破产，它们无法将规定款项支付给我们。竞争对手们在伯灵顿修建了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并且在密西西比河西岸修建了一条通往基奥卡克的铁路。因此，眼看要到手的巨额利润就化成了泡影。尽管我和汤姆逊先生几乎没有赚到钱，却也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由于大桥的上层结构是在匹兹堡的吉斯通工厂里完成的，因此我有时必须去基奥卡克出差，从而结识了一些聪明可爱的人，其中包括里德将军和莱顿先生以及他们的太太。
基奥卡克桥的建成为我赢得了声誉，于是负责圣·**斯的跨密西西比河大桥项目的人找到了我。这就跟我的第一笔巨额交易扯上了关系。1869年的一天，这项工程的负责人，麦克弗森先生（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苏格兰人）到纽约的办公室找我，说他们正设法为修建大桥筹集资金，他想知道我能否再找几家东部的铁路公司参与这一项目。对这个项目进行了仔细的审查以后，我代表吉斯通桥梁公司签下了这座桥的建造合同。我还得到了大桥所属公司第一期400万美元抵押债券的期权，并于1869年3月启程去伦敦联系这些债券的发售。
旅途中，我准备好了一份计划书，到伦敦之后就马上让人把它印了出来。上次来伦敦时，我认识了大银行家朱尼厄斯·S.摩根，于是一天上午我去拜访了他，并与他进行了洽谈，还把一份计划书留给了他。第二天再去他那儿时，我高兴地发现，摩根先生认同了这个项目。于是，我卖了一部分债券给他，还把**剩余债券的选择权也给了他；但是，当他征求律师们的意见时，他们向他建议，债券的措辞还需要做一些修改。摩根先生对我说，如果我想回苏格兰的话，最好现在就走，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写信给圣·**斯的董事，看董事们是否同意他们提出的相关修改。他说，三周以后，也就是我从苏格兰回来以后再敲定这事也不迟。
但我怕夜长梦多，于是就告诉他，我明天上午就能收到一份同意所有修改的电报。虽然大西洋海底电缆已经开通了一段时间了，但我怀疑它还没有传送过一份象我那天发的私人电报那么长的电报。我把债券上的每一行文字都编上号，然后对它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以指出每一行中哪里需要修改，哪里需要增删。在发出去之前，我把这份电报稿给摩根先生看了一下，他说：“啊，年轻人，如果你成功了的话，那就是你应得的奖励。”
第二天早上，我刚走进摩根先生的办公室，就发现一个彩色信封放在他给我专用的办公桌上，里面是答复我的电报，上面写着：“昨晚举行了董事会议，接受了全部改动。”“摩根先生，现在债券已经如您律师所愿做了改动，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了。”于是，这笔生意很快就成交了。
当我还在办公室的时候，《**》财经版主编桑普森先生来了。我曾跟他会过一次面，我很清楚，他的几句话就能让交易所的债券价格大涨。美国的证券市场最近遭受了猛烈的冲击，这是因为，菲斯克和古尔德对伊利铁路公司提起了诉讼，他们还控制了纽约的法官，而那些法官好象很买他们的账似的。我知道，桑普森先生可能会用这个事实来反对我发行债券，因此，我马上就做出了反应。我请桑普森先生注意中央政府颁发给圣·**斯桥梁公司的特许状。在必要的时候，有关它的诉讼将被直接提交到联邦最高法院，这样一来，它就会成为与政府自己的最高法庭相冲突的实体。桑普森先生说他会很高兴地对这个有趣的特点做重点报道。当我把这座大桥描绘成了一座公路收费站时，他很高兴。一切都很顺利。当他离开办公室以后，摩根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谢谢你，年轻人；今天上午，你已经让那些债券的价格上涨了五个百分点。”
“不用谢，摩根先生，”我答道，“现在，请您告诉我，怎样才能让它们为您再上涨五个百分点呢。”
债券的发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修建圣·**斯大桥的资金也就有了。通过这次洽谈，我也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这是我与欧洲银行家的第一次金融洽谈。几天后，普尔曼先生告诉我，摩根先生在一次宴会上讲述了那次电报事件，并且预言说：“那个年轻人将来一定会出名的。”
跟摩根先生成交之后，我去了一趟邓弗姆林。就在那时，我为家乡捐建了一个公共浴场。它的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我送给家乡的第一份大礼。很久以前，我还遵照劳德叔叔的建议，给矗立在斯特林[ 斯特林：苏格兰中部一个自治市，位于爱丁堡西北偏西，福斯河沿岸。它是一个中世纪的城堡，也是苏格兰的詹姆士二世的出生地。]高地、俯瞰班诺克本[ 班诺克本：苏格兰中部一镇，位于格拉斯哥东北偏北的班诺克河畔， 该河为福斯河的一个支流。]的华莱士纪念碑基金会寄过一笔捐款。虽然这笔钱不多，但我当时还在电报公司上班，因此这笔钱对于一个月薪只有30美元，并且要承担家庭开支的人来说已经相当可观了。母亲对此没有丝毫的吝啬，反而为看见自己儿子的名字出现在捐款人名单里而感到非常自豪。我觉得，自己正在长成一位真正的男子汉。数年以后，我和母亲游览了斯特林。那里的华莱士塔上有一座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半身塑像，那是她过去捐献给纪念碑委员会的。早年捐款以后，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至少在经济状况上有了好转。不过，我的捐赠行动还没有开始呢，因为当时我还处于积累阶段。
1867年，我在游历欧洲**时，被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住了，同时我也牵挂着公司事务。我是通过频繁寄来的信件了解公司事务的。当时，内战使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线建设成了当务之急，而国会也通过了一项鼓励修建一条铁路线的法案。第一块地皮划在奥马哈[ 奥马哈：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东部一城市，位于密苏里河与衣阿华州交界附近。在1854年随着内布拉斯加地区的开放而建立的，并在向西部移民的过程中成为一供应站，尤其是在1869年铁路延伸到奥马哈后，情况更是如此。]，他们打算把这条铁路最终铺设到圣弗朗西斯科，得到消息的那天我正在罗马。令我吃惊的是，这项工程的进展速度很可能比当初预计的要快很多。美国政府已决定要把自己的版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必须尽快完成这项工程。我给司各特先生写了一封信，向他建议，争取拿下这份在加利福尼亚铁路线上设置卧铺车厢的合同。他在回信中写道：“很好，年轻人，你可真是抓住了时机啊。”
回到美国后，我实践了这个想法。令我感兴趣的卧铺车厢业务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这就导致了现在的普尔曼公司的成立[ 普尔曼：（1831-1897年）美国工业家和发明家，设计了豪华型卧车车厢，又称普式车厢，常用为特等客车。]。由于中央运输公司根本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业务需求，普尔曼先生的事业就在世界上最大的铁路中心——芝加哥起步了，很快就跟老公司展开了竞争。他还看到太平洋铁路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卧车铁路线，而我发现他也正在做我已经着手的业务。他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通过一件我和普尔曼先生之间发生的小事，你也许就能明白，小事有时也能决定大局。
有一次，普尔曼先生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路过芝加哥的时候前去拜访他，他被领进了总裁的房间。当时，桌上放着一封给司各特先生的电报，上面写到：“我们通过了你关于卧铺车厢的计划。”普尔曼先生无意中看到了这封电报。当德伦特总裁走进房间时，普尔曼对他说：“我相信您不会在我的计划提交之前就下结论的。”
德伦特先生答应等他。此后不久，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会会议就在纽约召开了，我和普尔曼先生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都在努力争取那份我们都很重视的订单。一天晚上，我俩在同时踏上了圣·尼古拉斯旅馆那宽阔的楼梯。我们虽然见过面，但彼此还不太熟。不过，当我们往楼上爬的时候，我对他说：
“晚上好，普尔曼先生！我们俩在这儿凑一块儿了，难道不正是一对绝妙的傻瓜吗？”他并不赞同我的话，于是反问道：
“您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我向他分析了现状：我们的竞争计划正在损害我们双方梦寐以求的利益。
“没错，”他说，“您打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合作，”我答道，“我们做一份联合计划书给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然后一起组建一家公司。”
“那您打算给公司起什么名字呢？”他问。
“普尔曼豪华车厢公司。”我答道。
这个名字正合他的心意，也同样合我的心意。
“来我房间吧，我们好好谈谈。”这位伟大的卧车发明家说道。
我去了他的房间，结果，我们得到了一份共同的合同。我的公司后来并入了普尔曼总公司，我**了总公司发行的太平洋铁路股票。一直到1873年，我都是普尔曼公司最大的股东。那年因为金融危机，我才被迫卖掉了股票，以保全我的钢铁公司。
普尔曼其人及其人生完全是美国式的，因此，在这里对他做一个简短的介绍也不会有什么不妥。普尔曼先生起初是一名木匠，但是，当芝加哥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以个人名义签订了一笔合同：由他来搬迁或建造规定数量的房屋。当然，他成功了，从这个小小的成功开始，他成为了当地最有名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如果要为一家大饭店增建10英尺高的楼层，而又不能打扰上百号客人或妨碍饭店生意的话，普尔曼先生就能做到。他是那些拥有一种稀有品质的人之一，他们能看清事物的要旨，可以这么说：他们总是能发现在高速运动的主流里游移的目标。他很快就看到，卧铺车厢绝对是美国**的必需品，而我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芝加哥制造了几节车厢，并且拿到了为芝加哥环线提供卧铺车厢的合同。
东方公司全然不是了不起的普尔曼先生的公司的对手。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点，尽管东方公司拥有专利权，而专利权的所有人伍德拉夫先生是大股东，我们也可能在数年后因侵犯专利权而遭到起诉并遭受损失，但是，在这些事发生之前，这些因素已足以让普尔曼建立起那家声震全国的公司了。因此，我热烈地倡议跟普尔曼先生合作——就象我曾经跟他合作拿下联合太平洋公司的合同那样进行合作。由于普尔曼先生跟东方公司董事会成员之间的私人关系不太愉快，因此大家认为，最好由我去跟他进行友好谈判。我们很快就同意让普尔曼公司兼并我们的公司——中央运输公司，普尔曼先生就这样获得了通往大西洋沿岸的庞大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干线（不仅限于东部铁路线）的控股权。这也使他的公司超越了所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公司。普尔曼先生是我认识的最能干的商人，在很多方面，我都应该感谢他，包括他给我讲的一个有寓意的故事。
普尔曼先生跟其他人一样，也有他自己的困难，也有失意的时候，并不是每次都能马到成功。我真不知道，除了他以外，还有谁能在服从铁路公司规定的情况下，以一种圆满的方式来战胜卧车运营业务上的困难。毫无疑问，铁路公司应该自行运营他们自己的卧车。有一次，他在我跟他交换意见的时候告诉我，他总是能从以下这个故事里找到慰藉：在西部乡村，有一位百病缠身的老人，当邻居们对他表示同情的时候，他答道：
“是呀，我的朋友，你们说的都对。我有一段漫长的烦恼人生，但奇怪的是——十分之九的烦恼还没有来呢。”
他说得很对；人类的大部分烦恼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应该一笑置之。还没有走到桥前就急着过桥，或者在没有遇到魔鬼的时候就跟它道早安是愚蠢的——蠢到家了。在打击到来之前，一切都是美好的，即使打击来了，有十分之九的打击都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糕。聪明的人，就是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
各种谈判的成功使我在纽约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1871年，我的下一笔大生意跟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挂上了钩。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一位董事来找我，说他们必须设法筹资6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万美元）来渡过难关。铁路项目的几位执行委员会成员认识我，他们提议让我去筹集这笔资金，还让我想办法使这条重要的西部铁路的实际控制权归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所有。我想，普尔曼先生的意见跟这几位董事一样，说不定在这件事上，他是第一个想到我的呢。
我把这项任务接了下来。我想，要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愿意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提名的几位候选人选入董事会的话，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就完全有理由帮助联合太平洋公司。于是，我前往费城，向汤姆逊总裁提出了我的意见。我提出，要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相信我，愿意在纽约贷款给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债券，并拥有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汤姆逊先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信心。他在对公司资金的运作比个人资金更为谨慎，但这块“蛋糕”太大了，所以机不可失。即使这60万美元没了，对他的公司来说也不算什么失败的投资，而且这项投资也不存在什么风险，因为我们已经准备把因贷款给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而得到的报酬——债券——交给他了。
在他的费城家中，我见到了他。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汤姆逊先生把手搭在我肩上，并对我说：
“安迪，记住，这件事全靠你了。我相信你，相信你会把该得的债券全都拿到手。你要知道，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从来没有损失过一元钱。”
我承担了这份责任，结果我大获全胜。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很想让汤姆逊先生本人出任总裁，但汤姆逊先生说他不可能这么做。他提名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托马斯·A.司各特先生出任这一职位。司各特先生、普尔曼先生和我也因此于1871年被选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
由于这笔贷款，我得到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300万美元的股票，它们被我锁在了保险柜里，我有权将它们卖掉。正如我料想的那样，有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参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价一路狂飙。就在这时，我要去伦敦联系一座位于奥马哈[ 奥马哈：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东部一城市，位于密苏里河与衣阿华州交界附近。]的跨密苏里河大桥的债券发售了。当我不在纽约的时候，司各特先生决定卖掉我们所持有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我临走时还跟我的秘书交待过，司各特先生作为这项事业的合作者之一，是可以接触保险柜的，因为必须有人在我不在场的时候掌管这些股票；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卖掉这些股票，或者要放弃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担任的要职。
回来之后，我发现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们已经不再信任我了，他们认为我是为了达到投机的目的而利用他们的。从来没有人能象我们这样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来做一桩大事，也从来没有人会这么轻率地放弃这个机会。普尔曼先生也是无辜的，他跟我一样愤怒，于是马上又买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我也想这么做，还想否定司各特先生的所作所为，但我觉得，跟老朋友司各特先生划清界限既不合适，又不近人情。
联合太平洋公司董事会把我们赶了出来，我们感到很耻辱，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对一位年轻人来说，这是一剂苦药。这件事标志着我跟司各特先生之间产生了第一次严重的分歧，而到那时为止，他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位亲切而慈祥的老板。对这件事，托马斯先生表示了遗憾，但是，正如他所说，他并没有关心这家公司的事务，而是把整个控制权交给了我和司各特先生，他还以为我已经想过，最好是把它卖掉呢。我还担心，自己也一度失去了莫顿的布里斯公司的利瓦伊·P.莫顿这位朋友，因为当时他也有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份，不过，最后他发现了我的无辜。
我成功地运作了奥马哈大桥的250万美元债券的发售。由于在司各特先生卖掉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份之前，这些债券就被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有关人员买走了，因此这次发售成了跟他们之间的交易，而不是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之间的交易。在我去伦敦之前，董事并没有向我说明这些情况，他是事后才告诉我的。不幸的是，我回到纽约之后才发现，所有的债券收益，包括我的利润，都被这些人拿来偿还他们自己的债务了，我因此损失了一大笔钱，还白白浪费了时间和金钱。我之前从来没有上过当。后来我清楚地查明了真相。我发现自己还太年轻，还有好多东西要学。虽然大部分人是可以信任的，但必须对个别人提高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