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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回想过去的时候——想到仅仅就在40年前（1870年）的美国，人们对与生铁制造业相关的化学试剂几乎一无所知，似乎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钢铁制造业最需要的就是这种试剂。但是，管理高炉的经理往往都是横行霸道的外国人，除了有点儿学识以外，还能时不时地把人打倒在地，好给其他不守规矩的手下一点儿教训。人们以为，他们能够凭直觉诊断出高炉的问题，还拥有某种未卜先知的超能力。
露西高炉摆脱了一个麻烦，却遇上了另一个麻烦，这是由于矿石、石灰石和焦炭之间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因为当时供货商几乎没有提供关于它们构成成份的资料。我们是不能忍受这种事的。最后，我们决定把瞎胡闹的经理打发掉，再派一名年轻人管理高炉。于是，年轻的亨利·M.加里成了我们的办事员。由于他干得很好，我们就决定任命他为经理。
菲普斯先生让加里专门负责管理高炉。在西部地区，露西高炉在赢利方面并不比其他高炉差，但因原料差异而造成的后果却比其他高炉严重。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便是找一名化学师，作为加里先生的助手和向导。我们找到了一位博学的德国人——弗里克医生，他向我们揭示了许多秘密。我们现在才明白，从矿山开采的那些有名的铁矿石中的铁含量还不到我们原来估计的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甚至百分之二十；而以前不怎么知名的铁矿石现在的产铁量却非常高。好的成了不好的，不好的却成了好的，一切都颠倒了。在化学知识的指引下，我们解开了生铁制造业里十分之九的谜。
为了保证信用，炼铁厂必须使高炉炼出最好的产品。在这种关键时期，高炉却停止了运转，这是因为一种含铁量很高，纯度很高的矿石已经取代了一种次等矿石——这种矿石的产铁量还不及前者的三分之二。在高炉的使用方面，我们遭遇了一场灾难，因为我们用在溶化这种高纯度的铁矿石的石灰石过量了。太过优良的原料使我们损失惨重。
我们可真是傻到家了！不过，我们也得到了这样的安慰：我们的竞争对手比我们愚蠢多了。在我们雇用化学师指导作业的许多年以后，其他炼铁厂厂主还在说，雇用一名化学师太费钱了，他们担待不起。如果当时他们知道实情的话，他们就会明白，没有化学师才更让人担待不起呢。
“露西高炉”成了我们最赚钱的子公司，因为我们几乎完全掌握了科学管理体系。发现了这个奥秘以后，我们很快（1872年）就决定再建一座高炉，它比第一座高炉省了一大笔钱。我们对那些能产出高价产品的矿石不屑一顾，因为我们**的都是一些非主流的矿石和许多工厂禁止用来炼铁的原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密苏里州[ 密苏里州：美国中部的一个州。于1821年被接受为第二十四个州。1762年到1800年，此地区处于西班牙的控制下，美国于1803年在**斯安那**行动中获得这一地域。1812年成为了一个地区。]派勒特矿山——可以说，它产的矿石在市场上是不吃香的，因为据说它们只有一小部分可以使用，而用多了就会堵塞高炉。但化学知识告诉我们，派勒特矿石的磷含量低，但硅含量非常高。如果运用正确的熔化方式，它就可以成为最好的矿石。因此，我们大量采购了这些矿石，卖方纷纷对我们表示感谢，因为是我们让他们的产品产生了价值。
不可思议的是，几年以后，我们竟然能把从搅炼高炉里得到的高含磷量煤渣卖出去，卖价比从竞争对手的加热炉里买到的纯煤渣还高（这种煤渣的含铁量比经过搅炼的煤渣高，而含磷量比它低）。有时，纯度较高的煤渣会导致高炉无法正常运转，因此，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把这些煤渣当成废品扔在匹兹堡的河流沿岸。所以，我们有时甚至能用次品换到好东西，并且从中获利。
但是，更不可思议的是，人们抱有一种不可理喻的偏见，反对把来自制造厂的纯氧化铁轧屑放进高炉冶炼。这使我想到了我亲爱的朋友和来自丹佛姆林的同乡——克利夫兰的奇泽姆先生。我们总是喜欢搞恶作剧。有一天，我在克利夫兰参观他的工厂，看见人们把装着这些宝贵轧屑的推车往院子里推。我问奇泽姆先生，他们要把它们弄到哪儿去，他答道：“把它们扔到岸边去。我们的经理总是抱怨，说他们没法用高炉对它们进行再熔化处理。”
我什么都没有说，不过，在我回到匹兹堡以后，我跟他开了个玩笑。当时，我们厂里有一个名叫杜佩的年轻人，他父亲是直接炼铁工艺的发明者，而杜佩当时正在匹兹堡试验这种工艺。我向公司的人提议，让杜佩去克利夫兰，跟我朋友的工厂签下全部轧屑的供应合同。于是，他去了克利夫兰，签下了合同，以每吨50美分的价格买下了轧屑，并派人直接把货运了过来。这笔交易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一直希望听到玩笑被揭穿的消息。但是，奇泽姆先生的早逝使我无法告诉他真相了。不过，他的继任者很快就开始仿效我们的做法了。
我注意到了贝西默炼钢法的发展。我明白，如果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成功的，那么铁注定要被钢取代；铁的时代就会过去，而取而代之的是钢的时代。我的朋友，宾夕法尼亚的**斯顿“自由炼铁厂”的总裁约翰·A.赖特，曾为调查这项新工艺特意去英格兰考察过。他是我们经验最丰富的制造商之一，他十分认同这项工艺，于是决定劝说公司的人修建贝西默车间。他的想法很对，只是稍稍超前了一些，因为所需资金大大超出了他估计的数额。此外，人们也不会想到，当时在英国尚且处于试验阶段的工艺能被移植到新的国家并得以成功启动。毫无疑问，它将经过一段漫长而昂贵的试验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朋友并没有创造多少利润。
不久以后，当这种工艺在英国投入使用时，资本家们就开始建造现在位于**堡[ **堡：位于费城西北偏北、宾州东南居中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首府，于17世纪早期建成并起名为**渡口，后于1785年更名，1812年成为宾州首府。]的宾夕法尼亚炼钢厂了。这座工厂仍然必须经过试验阶段，而且，如果没有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及时援助，它很可能就在紧要关头夭折了。它需要一位象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汤姆逊总裁那样心胸开阔的能人，因为他向董事会提议，提前把60万美元的巨款支付给一家为他的铁路提供钢轨的制造厂，这样才能使修建铁路所需的钢轨及时到位。事情的结果充分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铁轨的替代品问题一直严重困扰着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另一些重要的铁路公司。我发现，在连接宾夕法尼亚和韦恩堡[ 韦恩堡：美国印第安纳东北部的一座城市，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东北方。17世纪后期，此地被建为一法国贸易驿站和要塞。1794年，安东尼·韦恩将此地建为一美国城堡。]的铁路线的匹兹堡段，一些转弯处的铁轨每六个星期或两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当贝西默炼钢法还不为人知的时候，我就曾提醒过汤姆逊总裁，要关注英国的多茨先生的作为，因为他把铁轨的两端做了碳化处理，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去了一趟英国，拿到了这项专利的使用权，然后建议汤姆逊先生投入2万美元在匹兹堡进行试验，他同意了。我们在厂里建了一座高炉，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碳化了几百吨铁轨。这种铁轨的质量比未经碳化的铁轨好得多。这是美国的第一批硬头铁轨，我们把它们装在了一些最急的弯道上。它们那超凡的强度所带来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汤姆逊先生预付的那笔钱的价值。就算贝西默炼钢法没有推广成功，我们也敢肯定，我们最终也一定能充分地改进多茨的炼钢法，并将它普及。不过，通过贝西默炼钢法制造出来的坚钢可真是无与伦比呢。
美国的主要铁轨制造厂——匹兹堡附近的约翰斯敦[ 约翰斯敦：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城市，位于匹兹堡东部。]的坎布里亚钢铁公司的朋友们决定修建一座贝西默炼钢厂。我曾在英国观察到，这种炼钢法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既不会浪费资金，也不会遇上什么大的风险，至少我对此很满意。富有创新精神的威廉·科尔曼先生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一致同意在匹兹堡成立钢轨制造厂。于是，科尔曼先生以及我亲爱的朋友戴维·麦克卡德里斯先生都成了我的合作伙伴。麦克卡德里斯先生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人，他曾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好心地向母亲提供过帮助。跟我合作的还有约翰·司各特先生和戴维·A.斯图尔特先生等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埃德加·汤姆逊先生和副总裁托马斯·司各特先生也入了股，因为他们迫切地想要推进钢行业的发展。于是，1873年1月1日，我们组建了钢轨厂。
选址成了我们首先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由于我不赞成他们提议的地址，于是就去了匹兹堡一趟，好跟我的合伙人商量厂址问题。这个问题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星期天早晨躺在床上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地址，于是就起床去找弟弟：
“汤姆，你和科尔曼先生选的址是对的，就选在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巴尔的摩铁路和俄亥俄铁路之间的布拉道克农场吧，俄亥俄河也在那儿，那儿可是美国最好的地方了；让我们用亲爱的朋友——埃德加·汤姆逊的名字来为这个厂命名吧。我们去找科尔曼先生，然后再驾车去布拉道克农场好啦。
那天，我们去了布拉道克农场，而科尔曼先生第二天就想买下这块地。但是，布拉道克农场的场主麦金尼先生的要价很高。我们原以为一英亩地的地价也就五、六百美元，结果却花了两千美元。不过，此后的地价涨到了每亩五千美元。
于是，我们正好在布拉道克兵败的地方建起了我们的钢轨厂。挖地基时，我们发现了许多战争遗迹——有刺刀和宝剑等诸如此类的兵器。丹佛姆林市长亚瑟·哈尔科特爵士和他的儿子就是在这里被杀的。大家自然而然要问，他们怎么会到丹佛姆林来呢。我们不该忘记这样的事实：当时，英国的市长属于贵族阶级——他们是当地的大人物，不用履行职责就能得到这种荣耀的地位。直到现在，英国人的思想中还残留着这样的贵族观念。因此，所有的人寿保险公司、铁路公司或生产企业几乎都会让它的领导者享受当领导的荣耀，这就导致了一些拥有贵族头衔的人对应该履行的职责置之不理。这就是亚瑟·哈尔科特爵士，这位有身份的人当上丹佛姆林市长的原因，不过，带兵打仗时，他却在这里被敌人杀害了。这里有一个巧合：两个土生土长的丹佛姆林人曾在这里战死，而另外两个丹佛姆林人却要把这里变成工业区。
我们打算按原计划以朋友埃德加·汤姆逊的名字来为炼钢厂命名，但是，当我征询他的意见之时，他却意味深长地回答说，考虑到美国钢轨的生产水平，他不想让自己的名字跟它联系在一起，因为事实表明，它们的品质太不可靠了。毫无疑问，这种“不可靠”是跟炼钢技术还处于试验阶段这个因素分不开的；不过，我向他保证，美国现在完全可以制造出跟国外一样好的钢轨，而且，我们还打算让它的声誉跟吉斯通桥梁公司和科罗门轮轴公司的声誉一样响亮。于是，他同意了以他的名字来为公司命名的建议。
汤姆逊先生很希望我们在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土地，因为他总是首先为自己的公司着想。这样一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就能垄断炼钢厂的运输。当他几个月后去匹兹堡的时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公司负责人（也就是我的继任者罗伯特·皮特克恩先生）为他指出了布拉道克农场车站的新厂地址，那里不仅与宾夕法尼亚铁路线相连，还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铁路线相连。他眼里闪过一道光，然后对罗伯特说（这是罗伯特事后告诉我的）：
“要是安迪把他的厂子再往东移几英里就好了。”不过，汤姆逊先生十分明白我之所以选择这里为最佳厂址的原因。
1873年9月，正当钢厂的建设进展顺利的时候，金融危机来了。那时，我进入了商业生涯中最焦虑的时期。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但是，一天早晨，我在克里逊的阿尔干尼山区的消夏别墅中收到了一封电报，称杰·库克公司破产了。接着，每隔一小时就有新的坏消息传来。一家又一家的公司破产了。我们每天早上都在猜测，下一个会是谁。每家企业的倒闭都会导致其他企业的亏空。一个接一个的公司遭受了损失，直到经济完全瘫痪。这次金融危机把所有弱点都暴露了出来。那些本该很有实力的企业的倒闭，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因于我国缺乏一个健全的银行系统。
我们还不太担心债务问题。还债没多大问题，但**就麻烦多了，我们很快就不得不让债务相互抵消。结果，甚至我们这边的银行都不得不请求我们不要再打破资产平衡了。有一件事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当时的情况。有一次，发工资的日子快到了，我们急需10万美元的零钱。为弄到这些钱，我们还在纽约付了2400美元的佣金，然后把它们快递到匹兹堡。借钱是不可能的，就算用最好的资产来抵押也不行，不过，我通过变卖以前留存的证券变现了一大笔钱——公司许诺，以后再将它们赎回。
当时，一些匹兹堡环线的铁路公司欠了我们大量的材料款，其中要数韦恩堡铁路公司欠得最多。我记得，我去韦恩堡铁路公司副总裁肖先生，并告诉他，我们必须把钱要回来。他答道：
“你应该要回你的钱，但在这段时间，能不给的钱，我们是一分钱也不会给出去的。”
我说：“很好，你们的运费我们也一样可以不给，我们也将仿效您这个绝妙的做法。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一分钱的运费也不给你们。”
“好啊，要是你这么做的话，”他说，“我们就不再给你们运货了。”
我说，我们愿意冒这个险。不过，铁路公司没做那么过分的事。实际上，他们还是为我们免费运输了一段时间。如果匹兹堡的生产商们不能从客户那儿拿到钱，当然也就不可能偿清银行的债务了。银行就被迫将到期的贷款延期。跟以往一样，他们对我们还是那么照顾，因此，我们安然无恙地逃过了一劫。但是，在这生死攸关的时期，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要积累更多的资金，并把它控制在我们的企业内部，这样一来，我们就再也不会经受这种夜以继日的痛苦折磨了。
这场巨大的灾难开始时，我是几个合伙人当中最紧张、最忧虑的一个，甚至到了不能自控的地步。但是后来，我看到了我们的资金实力，于是就冷静了下来。我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在必要的时候，把我们公司的情况向跟我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全盘托出。我觉得，这样做并不会给我们丢脸。在我们公司，没有一个股东在生活上挥霍浪费。我们在生活上十分节俭，没有挪用一分钱去盖豪宅，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一个股东做过股票投机，或是参与跟公司的主要业务无关的企业投资。我们也从来没有公司交换过背书。此外，我们还能展现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年年都在盈利的企业形象。
于是，我便得以对合伙人的忧患意识一笑置之，但是，当公司因财政状况不见起色而必须开口向别人要钱的时候，就没人笑得出来了。我的好朋友和真朋友——科罗门先生拥有大量财富和良好的信用，于是就自告奋勇地为我们做了担保。我们独自挺过了这场灾难，而威廉·科罗门的名字成了力量的源泉，它只属于我们。他的爱国主意精神是没有界限的。有一次，当我去他那座每年7月4日都要停工一天的工厂参观的时候，他发现一群工人正在维修锅炉。他把经理叫了过去，问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他命令他们暂停一切工作。
“如果你们有那么**修工作需要在星期天做的话，那就在7月4日这天继续工作吧！”他恼羞成怒地吼道。
1873年，金融风暴来临了，我们马上就对每项事业进行了收缩。我们十分踌躇，但还是决定暂停新钢厂的建设。有几位主要投资者已经拿不出**股份的钱了，我只好将他们的股份买了下来。就这样，我拥有了钢厂的管理权。
金融风暴的爆发首先影响了与股票交易相关的金融业。没过多久，它又波及到了商业和制造业。然而，情况越来越糟糕，最后导致了我在上文提到过的德克萨斯太平洋公司的朋友们破了产。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最大的打击。人们很难相信，在我和德克萨斯公司的关系如此密切的情况下，我竟然没有卷入他们的债务危机。
我们跟匹兹堡交易银行有着大量的业务往来。他们的总裁肖恩伯格在纽约得到了司各特先生和汤姆逊先生陷入困境的消息后，便匆忙赶回了匹兹堡。第二天早上，他召开了董事会议，并在会上指出，这件事一定会把我牵扯进去。他提议，银行应该拒绝进一步贴现我们的汇票。他惊恐地发现，大量汇票上都有我们的背书，而且正在贴现。我方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避免产生更严重的后果。我坐头班车去了匹兹堡，向所有有关人员宣布，我虽然是得克萨斯公司的股东，但已经付清了**股份的所有款项。他们的任何重要或不重要的证券上都没有我的名字。我没有欠任何债，也跟我不曾拥有的和未付清的资产无关。我的债务只跟我自己的业务有关；我已经准备好将我的每一元钱都用来做担保，而且，我们公司是不会赖账的。
迄今为止，商界都认为我是个大胆得有些草率的年轻人。由于业务的扩展，公司发展得很快。我虽然还很年轻，但已经运作了数百万美元的生意。一位商界前辈认为，与其说我的经商生涯丰富，倒不如说它辉煌。我认识的一位资深人士说：“就算安德鲁·卡内基的头脑不能帮他过关，他的运气也会帮他过关的。”不过，我觉得这样的评价完全不切实际。我敢肯定，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我自己几乎不冒险，也不为合伙人冒险。每当**大事的时候，就有一些大公司在后面支持着我和责任人，就象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那样。我一直保持着苏格兰人的那种谨小慎微的作风；但现在，在匹兹堡的制造业前辈看来，我显然成了一个铤而走险的人。他们都老了，而我还年轻，这就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匹兹堡的金融机构对我和我们的公司的态度由惊讶变成了某种不假思索的信任。我们的信用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即使是在金融危机时期，要求借钱给我们的银行还在不断地增加。我们就象历史悠久的匹兹堡银行一样，当其他银行的存款额很低的时候，它的存款额却比任何时候都高。它是美国唯一一家以黄金作为流通手段的银行，因为它瞧不起在法律的保护下用现金还债的做法。
在司各特先生、汤姆逊先生等人陷入困境之后，我们迎来了更大的考验：我们发现，我们的合伙人之一——安德鲁·科罗门先生在一伙投机份子的怂恿下，入股了埃斯卡那巴制铁公司。他们向他保证，要把这个公司改成股份公司，但是，在这实现以前，他的同事们欠下了约70万美元的巨额债务。除了破产，科罗门先生别无选择。
这给了我们一次空前的打击，因为，作为一名合伙人，科罗门先生没有权力对别的制铁公司进行投资，或者在没有通知其他合伙人的情况下，在其他公司有任何债务。商界人士都要遵守一条铁的原则——合伙人之间没有秘密。由于忽视了这条原则，科罗门先生不仅自己陷入了困境，还为我在德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密友添了麻烦。我们一度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世上真有可靠的东西吗？在哪儿才能找到可靠的人？
如果科罗门先生是一名商人的话，那么在这件事暴露以后，我们是不会再让他跟我们合作的。但他却是一位能干的机械师，只不过有些商业才能罢了。在出事以前，科罗门先生一心想坐在办公室里当管理者，但他在那儿却一事无成，还不如在厂房里设计和操作新机器，因为那儿才是能让他变得无人能及的地方。我们曾为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并把他留住伤透了脑筋，而这也许就是导致他上别处寻找出路的原因。他可能受到了一些知名人士的阿谀奉承，因为他们知道该怎样以夸奖其机械天赋和杰出的商业才能的手段去接近他，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了。
法庭对科罗门先生的破产做出了判决，科罗门先生于是重获了自由。我们提出给他10%的股份，但这只能作为他唯一的实际投资，不能再有二心。我们只打算从成本上扣除这些股份，这样的话，他就不必承担责任。不过，我们有一个条件：他以后不得再涉足其他企业或为其他人担保，而是把一切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机器上，而不是工厂的经营管理上。如果他当时能听从劝告，接受这些条件，他本来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的。但是，他的自豪感，特别是他的家族自豪感，却不允许他这么做。他想独自在商业界闯出一片天地。因此，尽管我和同事们对他再三恳求，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要开一家由他的儿子们担任管理者的公司，好跟我们竞争。结果，他的工厂破产了，而他也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在我认识的能人当中，不止一个有实干才能的人执意要在办公室里摸打滚爬，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忧心忡忡，使自己的生活苦恼不断，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失败。跟科罗门先生的分道扬**是我最遗憾的事。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还在机械方面拥有伟大的才智。别人的出价使他偏离了方向，导致这位伟大的机械师很快地沦为了失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