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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门先生跟我们关系持紧时，我们毫不犹豫地任命了威廉·伯恩特里格来管理工厂。我总是很高兴提到威廉的生平。他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这位年轻人不会讲英语，但他是科罗门先生的远房亲戚，刚进工厂的时候，他还不太能干。他迅速地学习了英文，成了一名周薪6美元的运务员。他一点儿机械知识也不懂，但他却为老板的利益着想，依靠一如既往的激情和勤奋，很快就成了无所不知的多面手，还成了厂里的名人。
威廉可真是个人物。在他的管理下，联合炼铁厂成了我们的企业里效益最好的子公司。在他过度操劳了几年之后，我们决定让他去欧洲旅游。他途经华盛顿到达了纽约，并在纽约拜访了我。他向我表示，他愿意去匹兹堡，不愿再回德国了。
威廉在工厂里起早贪黑地干着，把自己的一生都跟工厂连在了一起。他是我们接纳的第一批年轻合伙人之一。我记得，这位可怜的德国小伙子去世之前的年收入是5万美元左右，每一分钱他都受之无愧。他的轶事很多。在一次合伙人的年度业务庆功餐会上，我们要求每个人都**简短的发言。威廉为自己的讲话做的总结是：
“先生们，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抬高价钱，降低成本，而且，每个人都要自负盈亏。”顿时，人们迸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狂笑。
埃文斯上尉（“好斗的鲍勃”）曾是政府派到厂里的检查员。他是个苛刻的人，常给威廉找麻烦，最后，威廉冒犯了上尉，而上尉对他的行为颇有怨言。我们企图让威廉意识到讨好政府官员的重要性，而威廉却答道：
“可他进来就拿我的烟抽”、“然后，他就走了，还瞧不起我们炼出来的铁。你会怎么看待那种人？可是，我第二天不仅要跟他道歉，还要跟他打交道。”
我们向上尉保证，威廉已经同意改正自己的行为，但上尉后来笑着告诉我们，威廉是这样道的歉：
“好啦，上尉，但愿今天早**是对的，我没有跟你作对的意思。”说着，他伸出了一只手，最后，上尉跟他握手言和了。
有一次，威廉把一大批我们无法使用的旧铁轨卖给了隔壁的詹姆斯·帕克，他是匹兹堡的制钢业先驱。帕克先生发现这批铁轨的质量十分差劲，于是就向威廉索要赔偿金，还让威廉必须跟菲普斯先生一起去见他，以解决这件事。当威廉和菲普斯先生走进帕克先生的办公室的时候，威廉环视四周，寻找那批废旧材料，却怎么也找不到它们。威廉很清楚在哪儿能找到它们。最后，他走进了办公室，在帕克先生还没来得及说话之前，他说：
“帕克先生，我很高兴听到这则消息：我卖给你的旧铁轨不适宜炼钢。我要再把它们从你这儿买回来，这样的话，你就能得到每吨5美元的利润。”威廉很明白，它们已经派上了用场。这个回答使帕克先生不知所措，于是，事情就此了结，威廉赢了。
有一次，我去匹兹堡出差。威廉告诉我，他有“特殊情况”要告诉我——这件事他不能告诉其他人。这件事发生在他的德国之行之后，他从前的一位晋升了教授的校友请他去家里住几天：
“唔，卡内基先生，替他看家的是他妹妹，她待我很好。去汉堡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送一份小礼物给她。她给我写了一封信，于是我回了她一封信。她再写过来，我又写过去，后来，我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她是个很有教养的女孩子，不过，她还是写道，她愿意。于是，我请她到纽约来，并在那儿见到了她。但是，卡内基先生，他们对商业和工厂一无所知。她哥哥写信跟我说，他们想让我回德国，就在德国跟她结婚，这样一来，我就不用再回工厂了。我想我还是问问您的意见吧。”
“当然，你可以再去德国。是的，威廉，你该去那儿。我想，德国人有这样的想法更好。你马上就去德国，把她带回家吧。这件事我来安排。”分手的时候，我对他说：“威廉，我想，你的心肝宝贝儿一定是个漂亮、完美、高个儿的年轻德国淑女。”
“唔，卡内基先生，她可有点儿丰满啊。”（今天早上——1912年6月，重读这个故事时，我笑了好一阵儿，而读到“每个人必须自负盈亏”这句话时，我又笑了。）
菲普斯先生曾在厂里当过商业部经理，但是，我们的业务扩大了，也就需要他来打理炼铁业务了。另一个年轻人威廉·L.阿伯特接替了他的职务。阿伯特先生刚到我们这儿来时还是一名低薪职员，但很快就被派往一线打理炼铁厂的业务了。他不比威廉混得差。后来，他成了我们的合伙人之一，股份跟威廉相同。最后他受到了提拔，当上了公司的总裁。
当时，柯里先生在管理露西高炉期间表现突出，因此，他也在合伙人当中占了一席之地，得到了跟其他人相同的股份。最后，我们把卡内基公司和麦克坎德里斯公司改名为埃德加·汤姆逊钢铁公司，弟弟和菲普斯先生也加入了进来，尽管起初他俩曾拒绝涉足钢铁行业。不过，当我把第一年的收益表拿给他们看，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涉足钢铁行业的话，他们就会发觉自己上错了船。于是，他俩经过再三考虑，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的加盟为他们自己带来了好运，也为我们带来了好运。
从不同行业来的新人杂乱地聚集在一起，是无法构建一个跟他们各自从前的业内团队一样好的工作团队的。他们需要的是改变。在这条规律面前，我们的埃德加·汤姆逊钢铁公司也不例外。甚至是在我们开始制造铁轨之前，科罗门先生还对一位铁路管理人员的管理不满意，而这个人进公司时曾是以有能力、有手段而闻名的。于是，我只好接收了科罗门先生的股份。然而，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科罗门先生的判断是对的。这位新人曾当过铁路公司的审计员，在会计方面很优秀，但要指望他胜任制造业方面的工作，并从一开始就取得成功，却是不公平的。从事这项新工作时，他既不具备相关知识，也没有接受过训练。不过，这并不是说，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审计员。我们败就败在“痴心妄想”这一点上。
炼钢厂终于快要投入运营了，审计员把一份组织计划交给我审批。我发现，他把工厂分成了两个部门，一个要交给斯蒂文森先生管理——史蒂文森先生是苏格兰人，后来成了卓有成就的制造商；另一个要交给琼斯先生。我相信，这个计划的批准与否最能对炼钢厂的成功与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没有同一家工厂有两人拥有同等权力的先例。一家制造企业有两个权力相同的人，即使所辖部门不同，也比一个军队有两个总指挥官，一艘船有两个船长更容易招来灾难。我对他说：
“这样可不行。我既不认识史史蒂文森先生，也不认识琼斯先生，但只有一个人能当这个船长，也只有这个人才能向你汇报工作。”
于是，我决定让琼斯先生当这个“船长”。后来，贝西默炼钢法在哪儿流行，琼斯的名字就在哪儿出了名。
当时，“船长”还很年轻，他身材高高瘦瘦，但精力充沛。我们甚至从他的身材上都能看出他的威尔士血统，因为他的个子很矮。他是从附近的一家位于约翰斯顿的工厂到我们这儿来的，开始是一名机修工，每天的薪水是2美元。我们很快就发现他是个人才，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说明了这个事实。在南北战争期间，他自愿参军，而且表现不俗，后来当上了一支勇往直前的连队的连长。埃德加·汤姆逊炼钢厂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他。
几年以后，他拒绝了公司给他的巨额股份——这本来可以使他成为百万富翁的。有一天，我告诉他，目前，一些拥有公司股份的年轻人的收入比他要高得多，因此，我们已经通过投票，同意吸收他为股东了。他不必出钱，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仅是利润就可以支付我们给他的股份的成本了。
“不，”他说道，“我不愿意老想着公司的运营情况。照顾厂子已经够麻烦了。只要给我高工资就行了，要是您觉得我值那个价的话。”
“好吧，船长，你将得到和美国总统一样高的工资。”
“就这么定了。”这个小个子威尔士人说。
起初，钢铁制造业的竞争对手打算忽略我们的存在。他们清楚在创办自己的炼钢厂时遇到的困难，因此不相信我们在第二年就能往外运输钢轨，他们也根本不把我们当对手。我们办厂时的钢轨价是每吨70美元左右。我们教全国各地的销商以最低的价格拿到订单，所以，在对手得到消息以前，我们就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订单——这完全可以使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不仅拥有先进的机器、完美的规划和琼斯船长挑选出来的熟练工，还有琼斯这么杰出的经理，我们的成功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工厂运营的第一个月就创造了11000美元的利润，因此创下了独一无二的记录。我们的会计系统也运行良好，这就使我们知道了所得利润的精确数字。我们曾在运营钢铁厂的过程中明白了精密的会计系统意味着什么。在制造流程中，让职员们核对部门间的原料转移情况是最有利可图的办法。
由于新钢厂有了一个辉煌的开端，我也就开始考虑休假的事了，于是就把盼望已久的世界之旅提上了日程。我和J.W.范德沃特先生（“范迪”）于1878年秋天动身，开始了旅行。我随身带了几个可以记点儿东西的便签本，好在旅途中稍稍做一些笔记，但我根本没有想过要出书；我只是想，可以将我的札记印上几本，送给我的朋友。一个人第一次看见自己想说的话被印成了书，那种感觉是美妙的。从印刷厂出来的那些书送到我手里时，我又把它们读了一遍，想看看把它们送给自己的朋友是否值得。最后，我得出了结论，最好还是把它们送给朋友，等待他们的“裁决”。
由于这本书是为朋友设计的，所以我不用担心会听到什么刻薄的评价。然而，朋友们的反响出乎我的意料。他们想让我认识到，我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真正的享受，至少他们说的话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使我心满意足。每一位作者都乐意相信别人的赞美。第一个赞美我的人是费城的大银行家安东尼·德雷塞尔，他来信埋怨道，我剥夺了他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因为他一捧上书就放不下了，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才把它看完。我还收到几封内容差不多的来信。我记得，一天早上，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亨廷顿先生来找我，说要我好好表扬表扬他。
“为什么呀？”我问。
“唔，我把你的书从头到尾看完了啊。”
“哈”，我说，“这可没什么好表扬的。我们的其他朋友都是这么做的。”
“嗯，这我知道，但是，他们的情况都跟我不一样。除了账本以外，我几年都没看过什么书了。本来我也并不打算看你的书，但我一捧起来，就再也放不下了。五年来，只有账本能让我从头看到尾呢。”
朋友们说的这些话，我也不会全信，但是，其他从朋友们手里得到书的人也很喜欢它，这使我陶醉了好几个月，不过，我不会相信那些危险的阿谀奉承。为满足大家的要求，我只好又加印了几版。报纸上也发表了一些跟这本书相关的评论和摘录。最后，查尔斯·斯克莱布诺的儿子要求我将它付印出版。于是，《环游世界》这本书就这样出版面市了，而我最终也成了一位作家。
这次旅行为我打开了全新的视野。它大大改变了我的思维观念。当时，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盛行，而我也对他们的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开始从进化论的立场上去观察人类生活的不同阶段。我在中国阅读孔子的著作，在印度阅读佛经和印度教典籍，在孟买从帕西人那里了解琐罗亚斯德[ 琐罗亚斯德：波斯预言家，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对于其身世人们知之甚少。]。这次旅行使我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宁静。以前混乱的思绪现在变得清晰了，我的头脑也得到了休息。最后，我明白了一个哲理，因为在我看来，**所说的“天国就在你的心中”有了新的涵义。天国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就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的心中。现在，我们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履行完所有的职责。
从小就使我耳濡目染的所有**理论，以及斯韦登伯格对我产生的一切影响，现在再也无法影响和占据我的思想了。我发现，没有一个民族把真理完全放在他们尊为神圣的**里；也没有一个民族愚昧得连一点儿真理都不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伟大的导师，比如佛陀、孔子、琐罗亚斯和**。
当时，埃德温·阿诺德《亚洲之光》一书的出版，比我近期读到的同类理想主义著作给了我更大的快乐。我刚去过印度，而这本书让我重温了那里的一切。我喜欢这本书的消息传到了作者的耳朵里。后来，我在伦敦结识了他，他把这本书的原始手稿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它成了我最珍贵的财富之一。任何人，只要可能，即便多花点钱，都应该**环游世界的旅行。与此相比，其他的旅行都显得不完美了，因为它们只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分模糊的印象。结束世界之旅以后，你会感到，你已经看到了将来，因为部分已经均匀地结合成了整体；而且，你可以看到，无论在哪儿，人类都在为同一个明确目标而奋斗，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如果旅行者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仔细研究东方各种**典籍，就会获益良多。他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个国家的人都会觉得他们自己的**是最好的。他们喜欢本国**的栖身之地，他们可怜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们，因为那些人没能生活在被他们尊为圣地的国家里。所有国家的**往往都是快乐的，他们确信：“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自己的家园才是最好的。”
《环游世界》里的两段话也许可以说明这点：
在新加坡附近的树林里，我们探访了种植木薯的人们。我们发现，衣衫褴褛的大人们正忙得热火朝天，而他们的孩子光着身子在他们周围追逐打闹。我们的到来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关注。我们让向导告诉他们，在我们国家目前这个季节里，象我们眼前这样的池塘早就结了冰，我们都可以在冰上行走了。有时候，冰结得非常厚，连马和马车都可以从冰上穿过宽广的河面。他们感到很吃惊，问我们为什么不来这儿跟他们一起生活，因为他们生活得十分幸福。……
在前往北角[ 北角：新西兰北岛的北端，北挪威诺尔辰角西部岛上的海角，被认为是欧洲**最北的重要末端。]的路上，我们探访了拉普兰人的驯鹿棚。船上委派了一名水手来陪同我们。在回去的路上，我们跟他一起向峡湾走去。我们向对面的海岸望去，只看见了几座孤零零的棚屋和一座正在施工的两层楼房。“他们盖那座新房子干嘛呢？”我们问。
“一个生在特罗姆瑟[ 特罗姆瑟：挪威北部港市。]的人在外面发了大财，现在他回来了，要在这儿定居。他可有钱了。”
“你跟我说过，你去过伦敦、纽约、加尔各答、墨尔本等地。要是你象那个人一样发了财的话，你晚年会在哪儿安家呢？”
“哈，没有比特罗姆瑟更好的地方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闪闪发光。特罗姆瑟位于一年夜晚多达6个月的北极圈，但他就出生在这里。家园，**的家园啊！
在生活中，在自然法则中，一些事物对我们来说是不完美的，还有一些事物显然是残忍的、不公平的，而另一些事物却美好得令我们惊讶。毫无疑问，无论自己的家园在那里，无论自己的家园好不好，家园就是这种美好的事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