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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掌握原材料，并且要以此为目的来制订完整的合同条款，这是我在英国钢铁行业学到的关键一课。在埃德加·汤姆逊炼钢厂解决了钢铁冶炼的问题以后，我们很快就采取了下一步行动。由于生铁的供应无法定时定量，我们不得不着手建造高炉。我们建起了三座高炉，然而，其中一座高炉是从埃斯卡纳巴铁厂**的改造炉，而科罗门先生就在该厂工作。由于是改造炉，我们为买这座高炉花的钱足够买一座新高炉了，但它却没有新高炉那么好使。买到这种次等设备是最令人头痛的。
尽管从表面看来，**这座高炉是一种失误，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它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利润，因为它的体积正好小巧得可以生产低锰铁和后来的锰铁。我们是美国第二家能够生产自己的低锰铁的炼钢厂，也是美国第一家，也是多年来唯一一家能够生产锰铁的炼钢厂。从前，我们一直依赖外国供应商为我们提供这种不可或缺的原材料，购入价为每吨80美元之高。高炉管理人朱利安·肯尼迪先生信誓旦旦地说，用我们可以弄到的矿石做原料，我们可以在小高炉里炼出锰铁。这个试验值得一做，结果，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能以50美元一吨的低价满足整个美国的需求了。
在检验产自弗吉尼亚的矿石时，我们发现，欧洲人悄悄买走了这些矿石来提炼锰铁，这使矿主们认为，它们别有用处。我们的菲普斯先生马上就着手采购这种矿石。他从矿藏主那儿获得了矿石的销售权，因为他们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对矿山进行有效开采。付了他们一大笔钱后，我们变成了矿主。后来，我们对矿山进行了一次彻底考察，考察结果表明，现成的锰矿石都足以回报我们了。发现了这点以后，我们当即进行了开采。
我们继续开发高炉设备，每一座新高炉都比前一座有了巨大的进步，直到我们认为造出了一座标准的高炉为止。毫无疑问，我们做出的改进都不大，但我们看到，我们有了一座十全十美的高炉，每月能产出5万吨生铁。
我们发现，为了我们的自立和成功，添设高炉比实行其他措施更为必要。优质焦炭的供应是稳定的——我们指定康尼斯威尔矿区提供。我们发现，这种熔化生铁的燃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弗里克焦炭公司不仅掌握了最好的煤炭和焦炭资源，而且，弗里克先生本人也拥有绝对的天赋来管理这些资源。最初，他是铁路公司的一个穷职员，但他在这个岗位上表现出了自己的才干，并且取得了成功。1882年，我们收购了这家公司二分之一的股份，后来，我们又从其他股东手里买下了一些股份，成了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现在，只剩下铁矿石的供应问题了。如果我们能得到铁矿石的销售权，那我们就能跻身两三家欧洲企业所占据的地位了。我们一度认为，我们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州成功地发现了这条锁链的最后一环。然而，我们在蒂龙区投资的时候遭到了误导，因此，我们在这一环节开矿用矿的尝试就以巨额损失而告终了。在矿山边上，他们信誓旦旦地说，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淋，这部分矿石的杂质已经被冲掉了，矿石的品位变高了，但我们稍稍走远一点儿，才发现它们的品位低得无法使用。
当时，我们派化学师普鲁斯先生前往宾夕法尼亚高炉车间，它位于几座我们租用的山当中。我们让他对这一地区送来的所有材料进行分析，还鼓励人们向他提供矿石标本。他很难找到一个男人或男孩协助他做试验，当时，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让我们对这位化学师肃然起敬。当他说出古怪的仪器中的石头的成份时，人们还怀疑他在违禁地跟魔鬼说话呢。后来，我们只好从匹兹堡分公司派了一个人给他。
有一天，他发了一份报告给我们，这是一份关于一种不平常的矿石的分析报告，这种矿石的含磷量为零。这真是一种适用于贝西默炼钢法的矿石。这个发现马上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矿石的主人是富农摩西·汤普森，他是宾夕法尼亚7千英亩最美的农田的主人。我们约他在那片出产无磷矿石的土地上见面。我们发现，五六十年前，这里曾是一座木炭高炉的原料产地，但当时它并不出名，毫无疑问，原因就在于，它产出的矿石的纯度比其它矿石高得多，因此，跟其它矿石相比，同样的用量就难以熔化。对我们来说，以前它的一钱不值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最后，我们取得了在6个月内接管矿山的权力，于是我们对矿石进行了检验，这是每个矿石收购者都应该认真进行的工作。我们把勘测线拉到了山腹以外50英尺，于100英尺以外的地方相交，并在每个交叉点的矿石上插上纪念标。我记得，这样的纪念标总共有80个，每隔几英尺的深度，我们就要对矿石进行分析。因此，在我们付款之前，我们已经花了几十万美元，而且对矿石的分布了如指掌了。我们得到的结果大大出乎了预料。通过我合伙人劳德堂兄的努力，矿石的开采和清洗的支出都减少了很多，而这些苏格兰矿石把我们过去在开采其他矿山时遭受的损失都弥补了回来；不仅抵消了损失，还带来了收益。因此，我们至少也算得上是因祸得福了。我们是以化学师为向导来脚踏实地地做事的。大家可以看出，为得到原材料，我们下定了决心，并且孜孜以求。
我们失败了，然后又成功了，但在生意场上，这种死里逃生的机会少之又少。有一天，我和菲普斯先生从厂里驾车回来，路过了位于匹兹堡佩恩街上的国家信托公司。我注意到，窗上有几个镀金大字“只有个别股东是可靠的”。而在同一天早上，在查看一份公司的声明时，我注意到资产表上有20名国家信托公司股东的名字。我对哈里说：
“如果我们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你会不会在今天下午回公司前把这些股份卖掉？”
“没必要那么着急，合适的时候再卖好啦。”
“不，哈里，答应我，马上把这些股份卖掉吧。”
他真的把这些股票转让了。他很幸运，因为银行不久后因大量财政赤字倒闭了。我的表哥莫里森先生也是破产的股东之一。许多股东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人们惊慌失措，如果对欠国家信托公司的债务上，只是个别股东是可靠的话，我们信用也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严重危机了。这是一次九死一生的经历。我们只有20股（价值2000美元）可以卖给希望让我们当股东的朋友们！商场上的合理规则是，有盈余的时候，你也许会把钱随意花出去，但你的名字永远也不会象转让人或企业的一员那样背负个人义务了。这只是几千美元的小额投资，仅仅是微不足道的投资——是的，但它却是一股致命的爆炸力。
在我们看来，在不久的将来，钢显然很快就会取代铁。即便是在我们的吉斯通桥梁公司，钢的运用也越来越多，取代了铁的位置。制铁大王就要被制钢大王取代了，而我们对钢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了。1886年，当我们正决定在埃德加·汤姆逊工厂沿线建立新工厂，以生产各种形状的钢材时，有人告诉我们，匹兹堡的五六个曾在荷姆斯泰德[ 荷姆斯泰德：佛罗里达州东南部一城市，位于迈阿密西南。是柑桔种植区的商贸中心。]联合建造炼钢厂的主要制造商想把他们的工厂卖给我们。
这些工厂当初是由一个制造商财团建立起来的，目的在于为他们的各种企业提供必需的钢材，然而，钢轨制造业当时正处于欣欣向荣的时期，于是，他们就打算改变计划，建一座钢轨厂。只要钢轨的价格仍然高居不下，他们本能生产钢轨的，但由于工厂并不是专门为生产钢轨而设计的，他们也没有生产生铁的高炉和提供燃料的焦炭产地。因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对我们来说，收购这些工厂是有利可图的。我想，要对付它们的主人，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将它们并入卡内基兄弟公司。我们报了价，价格跟他们的投入持平。基于这样的基础，谈判很快就结束了。并购之后，我们对所有的工厂进行了改造。卡内基-菲普斯公司旗下的新公司于1886年组建，管理荷姆斯泰德的工厂。卡内基-菲普斯公司还收购了威尔逊-沃克公司，沃克先生当选为董事会主席。当时，我弟弟是卡内基兄弟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是公司的领头羊。我们还在俄勒冈州成立了哈特曼制钢厂，旨在为荷姆斯泰德工厂提供上百种型材，这是我们企业的进一步扩张。所以，现在我们几乎能制造出所有形状的钢制品了，从线钉到20英寸长的钢梁，而当时，我们几乎没有想过还会涉足什么新领域。
来看看我们的工厂在1888年到1897年之间的发展状况吧。1888年，我们投入了2000万美元；1897年，我们对工厂的投资超过了4500万美元。生铁年产量是1888年的三倍，达到了200万吨左右。1888年，我们的钢铁日产量为2000吨，后来增长到了6000吨。当时，我们的焦炭厂收购了5000个炭窑，后来，被收购的炭窑达到了1万5千个，焦炭日产量也由6000吨增长到1万8千吨。1897年，我们的弗里克焦炭公司拥有4万2千英亩的焦炭矿，超过三分之二都属于康尼维尔矿脉。后10年的产量也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大家似乎都认定了这样一个公理：在一个发展壮大的国家里，象我们这样的制造企业如果停止扩张的话，就会走向衰退。
要出产一吨钢材，就要开采1吨半的铁矿石，用火车运到100英里以外的湖边，用船运上几百英里，再转到火车厢里，运到150英里以外的匹兹堡；除此以外，还要开采一吨半的煤，制成焦炭，通过火车运到50英里以外的地方；再开采一吨石灰石，送到150英里以外的匹兹堡去。因此，每产出和卖出一批钢材，我们总会损失3英镑，也就是百分之二的利润。我承认，这在我看来是难以置信的，不过，事实就是如此。
美国很快由价格最昂贵的产钢国变成了价格最便宜的产钢国。贝尔法斯特[ 贝尔法斯特：北爱尔兰首府及最大城市，位于该国东部贝尔法斯特-爱尔兰海北海峡的一个海湾。]造船厂也成了我们的客户。这还只是开始。现在，尽管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较高，但它也能产出跟其他产地一样便宜的钢材了。
将来，美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一大优势便是，她的制造商将拥有最优越的国内市场。依靠这样的国内市场，他们就能实现资金回笼。如果是以运费的一部分来支付出口费用的话，即使出口价格达不到实际成本，剩余产品也能以某种优势实现出口。拥有最优越的国内市场的国内制造商，特别是象我们这种实现了产品标准化的制造商，其产品的销售量很快就能超过外国制造商。在英国，我的口头禅是：“剩余价值规律。”后来，这成了人们在商业谈判中普遍使用的口头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