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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许该提一下在我的制造业生涯中发生的事，那是1892年7月1日发生的一起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劳资冲突，而当时我远在苏格兰高地。26年来，我一直都在积极地梳理我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一想到这种关系一直都非常令人满意，我就感到这是我一生中的骄傲。我希望，我能彻底无愧于我的主要合伙人菲普斯先生在他写给《纽约信使报》1904年1月30日版的信中所说的话——他写这封信，是为回复一个宣称我在荷姆斯泰德罢工期间没有马上赶回国支持合伙人而是躲在国外的人。这封信的大意是“我总是愿意满足工人们的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有多么不合理”；因此，有一两个合伙人并不希望我回去。我并不在乎多给他们一些奖金，因为我认为，我和雇员们之间是朋友关系，而且，只从经济利益方面考虑的话，给尊重雇主的工人多发一点工资，让他们高兴和满意，也是一种不错的投资，而这种投资确实能带来丰厚的利息。
贝西默平炉和其他新发明的基础设备使钢铁行业经历了一次**。我们以前使用的设备过时了，我们意识到了这点，花了几百万美元来改造和扩建荷姆斯泰德的工厂。新设备比旧设备的产量增加了60％。我们共有218名三年期计件工（他们按产钢的吨数拿工资），在最后一年的几个月里，他们用上了新设备。因此，他们在合同到期时的收入几乎增长了60%。
公司提出一种新的比例跟他们瓜分这60％的收入，以后也实行这种比例。这就是说，工人的收入比按老比例得到的收入多出了30%，多出的30%就应该归公司所得，以补偿公司的支出，因为是设备的改进降低了工人们的工作强度。公司更新设备的花费庞大而且也是它们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并没有加重工人的劳动。这一提议不仅公平灵活，而且慷慨，在正常情况下，工人们本该对此表示感激的。但是，当时公司正在为美国政府生产装甲——我们过去曾两次拒绝生产装甲，但这次它是政府急需的物资。此外，我们还跟芝加哥博览会签订了供应物资的合同。一些罢工头领知道这些情况，就执意要把那60%拿完，他们以为，公司会迫不得已地交出这笔钱。但公司不同意这么做，因为这无异于对扼住它的喉咙说“站住，把钱交出来”的企图表示赞同。公司当然拒绝了他们。就算我当时在场，我也不会屈服于这种不公平的敲诈。
在此之前，一切都比较顺利。当我们和工人之间有分歧的时候，我采取的方针是：耐心地等待，跟他们讲道理，让他们明白，他们的要求是不公平的；但是，千万别企图雇用新人去取代他们的位置——千万别这么做。但是，3000名没有涉及纠纷的工人却向荷姆斯泰德工厂的一位负责人保证，他们可以让工厂照常运转。他们急切地想把那218名工人扫地出门，因为这218个人曾组织了一个联合会，至今都拒绝吸收其他部门的工人——只有加热工和轧钢工可以入会。
这位负责人不仅误导了自己，也误导了我的合伙人。他是刚从下面提拔起来的，在这类事件的处理上没什么经验。联合会里的少数人提出的这些不公平的要求，以及联合会以外的3000名工人认为这些人提出的要求不公平，自然会令他产生这样的想法。没有这218人，工厂也不会出什么问题，而那3000名工人将履行他们的承诺。在这3000人里，有许多人都想取代这218人的位置——至少我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
我们很容易后悔地说：要是我们当初不迈出开公司的关键一步就好了。公司不得不跟工人们讲：“现在你们中间产生了分歧，你们必须自行解决这件事。公司已经慷慨地为你们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工厂现在就停工，矛盾什么时候解决，工厂就什么时候开工。不过，公司仍然会把你们的岗位保留着。”如果当时那名负责人对3000名工人这样说就好了，“好吧，如果你们不需要保护就能使工厂运转下去的话，就去对付他们吧。”这样一来，工厂就能把保护他们的责任推到他们自己身上——形成3000人对抗218人的局面。但他却没有这么做，他想象中的明智做法是，让州长和护卫队在3000人对抗218人的时候去保护那3000人。然而，218人的领袖既暴戾又好斗，而且，这帮人还持有枪支。事实很快就证明，他们有镇住那3000人的能耐。
引用一下我在上文提到过的一条原则吧，“我的观点是，应该让他们知道，公司决定让所有工厂停工，还会跟他们自由地交换意见，并且耐心等待，直到他们决定回去工作。千万不要有使用新人的念头——千万不要。”最聪明的人和最聪明的工人，都不会去沿街找工作的，只有下层阶级才习惯于无所事事的生活。我们不允许我们想用的人失业，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想让新人来成功运转一座现代化钢厂的复杂设备是不可能的。
不过，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也许会听从别人的劝说，如那位负责人所愿，让工厂开工，看那些老员工是否会象他们所承诺的那样开工。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点：起初，我的合伙人们并没有让那218人开工，相反，他们按照3000人的愿望让他们开工了，这是我回来的时候有人告诉我的。这是一个关键点。决不该责备我的合伙人按照负责人的建议做这么一个试验。“决不雇用新手，而是等熟手回来”的这条原则还从来没有被违反过。看到工厂在罢工者袭击治安官员后再次开工，我们也很容易后悔地说：“要是工厂在熟手回来之后再开工的话，那该多好啊”；不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地方官和8000名军人已经把局面控制住了。
**期间，我正在苏格兰高地出差，两天以后才听说这件事。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伤心的事。在我的经商生涯中，荷姆斯泰德**带给我的痛苦最大。太没必要忍受这种痛苦了。按照新的工资比例，操作新机器的罢工者每天本该挣到4至9美元——比他们使用旧机器的时候多挣30%。在苏格兰逗留期间，我收到了以下这份电报，它是工人联合会的领袖发来的：
“好心的主人，请告诉我们，您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们会照做的。”
这封信十分感人，但来得太晚了，唉！错事已经做了，工厂已经在地方官的手里了，一切都太晚了！
毫无疑问，公众并不知道当时我在苏格兰，对荷姆斯泰德**的起因一无所知。工人在卡内基工厂被杀了，而我是工厂的管理者。我的名字足以被公众当作笑柄，嘲弄几十年。不过，事情最终有了一些满意的结果。参议员汉纳是全国公**盟的主席，这个团体是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在雇主和雇员中间产生了良性影响。尊敬的奥斯卡·斯劳特斯当时是联盟的副主席，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并且跟联盟的官员会面。在聚餐日期确定之前，我一生的朋友、克利夫兰的前代理商、联盟的主席——马克·汉纳突然去世了。我出席了餐会。餐会结束时，施特劳斯先生站起来说，他们已经考虑了汉纳先生的继任人问题，他必须告诉大家，知道这个消息的各个劳工组织都赞成让我出任主席一职。几位工人代表当时也在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证实斯特劳斯先生的话。
我记得，我从来没有这么吃惊过。我承认，我太感激他们了。我觉得工人们给了我很好的回报。我知道自己的心是跟工人紧紧相连的，我也尊重我们的工人；但是，由于发生了荷姆斯泰德暴乱，全国的情况自然就相反了。卡内基工厂想让公众知道，卡内基先生跟工人之间的纠纷只不过是由工资问题引起的。
在施特劳斯餐会上，我站起来向官员们解释，我不可能接受这一殊荣，因为我夏天晒不得太阳，而联盟主席必须随时呆在现场，准备处理纠纷。我感到很窘迫，但我使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我所接受的最大慰藉——对我那颗受伤的心灵的慰藉。讲话结束时，我说，如果不是选我继任我那位已故朋友的职位，而是选我担任执行委员的话，我将接受这份殊荣，并履行自己的职责。大家全体赞成由我就任执行委员一职。于是，大家就不再认为我应该代表广大工人，对荷姆斯泰德暴乱和工人被杀事件负责了。
我把这些归功于奥斯卡·施特劳斯先生，他过去曾读过我关于劳资问题的文章，也听过我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演讲，他还常常引用这些内容，讲给工人听。联盟的两位工人领袖——怀特和匹兹堡的斯基菲尔也出席了这次餐会，他们希望用我的劳资报告去教育联盟成员，而他们也做到了。
后来，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在匹兹堡的图书馆礼堂开了一次大会，他们在会上向我致意，而我衷心地发表了讲话。其中一句我至今记得而且永远记得的话便是，资本、劳动力和雇主是凳子的三条腿，不管谁先谁后，都同样缺一不可。讲完这句话以后，大家都过来热情地跟我握手，会场里一团和气。经过跟雇员和他们的妻子的交心和握手，我感到如释重负，但我却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尽管离现场有几千英里。
我的朋友——鲁特斯学院的约翰·C.凡·戴克教授把荷姆斯泰德罢工的后续事件告诉了我：
1900年春，我从加利福尼亚海湾的吉雅玛斯出发，前往诺利亚韦德一位朋友的农场，想在索诺拉山打一个星期的猎。农场还处在非常原始的状态，我只希望在那儿遇见几个墨西哥人和印第安雅基族人，但是，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发现了一个说英语的人，事实表明，他是个美国人。我没有多少时间来了解是什么促使他来这儿的，因为他很孤僻，而且不想说话。他叫麦克卢克，是荷姆斯泰德的卡内基钢厂的一名熟练机械工，他在那儿一直干到了1892年。他是所谓的“高级工人”，薪水不错，还结了婚，当时还有自己的房子和相当价值的财产。此外，他还受到了同乡的尊敬，并被推选为荷姆斯泰德市长。
1892年，**爆发的时候，麦克卢克自然地站到了罢工者的一边，作为市长，他下令逮捕平克顿全国侦探事务所的侦探，他们曾为执行命令，坐船去荷姆斯泰德保护工厂。他认为自己做这件事完全是合理的。他跟我解释道，那些武装侦探侵犯了他的辖区，他有权逮捕他们，接触他们的武装。然而，这一命令导致了一起真枪实战的**。
毫无疑问，罢工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最后，罢工者失败了。有人指控麦克卢克犯了谋杀罪、暴乱罪和叛逆罪——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罪，他被迫逃离了美国。他忍伤挨饿，还受到了法庭的追捕，被迫躲了起来，直到风暴平息。后来，他发现自己被美国的所有钢铁制造商列入了黑名单，到哪儿都找不到工作了。钱花光了，妻子去世了，家也破了。饱经沧桑的他决定动身去墨西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打算在距诺利亚韦德15英里的矿山找份工作。但对墨西哥人来说，他这个机械师太优秀了，而他们只需要廉价而没有技术含量的采矿工。他没有找到一份工作，也没有挣到一分钱。于是，他逐渐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他把自己的不幸遭遇讲给我听的时候，我当然很同情他，特别是因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而且对自己的麻烦没有丝毫抱怨。
我记得，当时我没有告诉他我认识卡内基先生，也没有告诉他，荷姆斯泰德罢工后不久，我和卡内基先生在苏格兰的查鲁尼呆过，更没有告诉他，我从卡内基先生那里了解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但是，麦克卢克却十分小心地不去抱怨卡内基先生，他跟我提了几次：要是安迪在场的话，就根本不会出什么问题。他似乎觉得，“小伙子们”能跟“安迪”相处得很好，却不能跟他的一些同事相处得那么好。
我在农场里呆了一个星期，在好几个晚上都见到了麦克卢克。离开农场的时候，我直接去了图森[ 图森：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南一城市，位于凤凰城东南偏南。]和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美国西南部一个州，与墨西哥接壤。]，也就有机会给卡内基先生写信了，在信中，我把遇见麦克卢克的事告诉了他。我补充道，我十分同情这个人，认为他受到了很糟糕的待遇。卡内基先生马上就回了信，并在信笺边上用铅笔写道：“麦克卢克需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吧，但不要提我的名字。”我马上就给麦克卢克写信说，要给他需要的钱，但没说金额，只是让他知道，这笔钱够他浪迹天涯了。然而，他拒绝接受这笔钱。他说，他情愿自己解决问题，自己创造成功，这可真是一种美国精神呢，我禁不住佩服他。
我记得，后来我跟一位朋友——索诺拉铁路公司的总经理J.A.诺格先生谈到了他。麦克卢克终于在这家铁路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年以后（也可能是同年秋天），我又在古雅玛斯碰到了他，他正在铁道车间里监督工人们维修设备。他变了很多，境况好了，看上去很快乐，更令他心满意足的是，他娶了一个墨西哥老婆。现在，他的天空明净了，我很想把给他钱的真相告诉他，这样的话，他也许就不会对那些被迫跟他对着干的工人们耿耿于怀了。因此，在跟他分手之前，我对他说：
“麦克卢克，我现在想让你知道，我给你的钱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安德鲁·卡内基的。这笔钱是他托我给你的。”
麦克卢克大吃一惊，他只挤出了这样一句话：
“啊，就是那个该死的白人安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