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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这里讲一讲我曾经处理过的一些劳资冲突，因为它们可能会说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钢轨制造厂的高炉工人递交了一份“联合申明”，要求公司在星期一下午4点把工资提前付给他们，不然他们就罢工。当时，他们与公司定下的工资标准要到当年底才失效，也就是说，还有几个月时间才失效。我认为，如果工人们要撕毁这份协议，就没有必要再次跟他们签订协议了，不过，我还是乘当天的晚班列车从纽约启程，于第二天一早赶到了厂里。
我让负责人把管理工厂的三名工人委员会主席都叫了过来——不仅有高炉工人委员会主席，还有轧钢工人委员会主席和吹炼工人委员会主席。当然，他们来了之后，我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这不仅仅因为对人有礼貌是应该的，还因为我总是很喜欢跟我的工人们在一起。我敢说，我对工人的了解越多，我在他们身上发现的美德就越多。三名负责人在我面前坐了半圈，都脱下了帽子，当然，我也把帽子脱下了，大家俨然一副召开正式会议的样子。
向这三名工人委员会主席发话时，我说：
“**先生（他是一位戴眼镜的老绅士），我们之间签过一份年底才到期的协议吧？”
“是的，卡内基先生。我想您是没有足够的钱来毁约的。”他一边说一边把眼镜慢慢地摘下来，攥在手里。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我为你感到骄傲。”
“约翰逊先生（他是钢轨吹炼工人委员会主席），我们之间也有一份相同的协议吧？”
瘦小的约翰逊先生不慌不忙地说：“卡内基先生，在签一份协议的时候，我会认真地看看它。要是它不适合我，我是不会签的，要是我它适合我，我才会签。只要签了，我就会守约。”
“这也是一个有自尊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
现在，轮到高炉工人委员会主席凯利了，他是个爱尔兰人。我也向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凯利先生，我们签过一份年底才到期的协议吧？”
凯利先生回答说自己不太清楚。他的确是在一张纸上签过名，但他根本没有细看，也没弄明白上面的意思。这时候，工厂负责人、优秀的经理琼斯船长突然冲动地说：“凯利先生，当时我给你念过两遍，而且还跟你讨论过的！”
“冷静，冷静，我的船长！凯利先生有权进行解释。我自己也在许多没有看过内容的纸上签过名——那些都是我们的律师或合伙人交到我手里的文件。凯利先生说他是在这种情况下签的合同，我们应该相信他。可是凯利先生，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先把这个一时粗心签下的协议履行完了再说，在下一次签协议的时候，您一定要加倍小心。再坚持4个月，等到协议期满，在签下一个协议的时候把它的内容理解透彻，这样不是更好吗？”
凯利先生没有做声，我站起来继续说：
“高炉工人委员会的先生们，你们要以撕毁协议来威胁公司，还说如果不能在今天下午4点之前得到满意的答复，你们就要离开高炉车间（这意味着一场灾难）。现在还不到3点，但我已经可以给你们答复了。你们可以离开高炉车间了。在高炉周围长满杂草之前，我们是不会对你们的威胁让步的。作为工人，最可耻的行为就是撕毁协议，这是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这就是我给你们的答复。”
委员会主席们慢慢地退了出去，屋里剩下的人谁也不说话。这时一个来谈生意的陌生人走了进来，说他在走廊上遇到了他们，
“我进来的时候，看见一个戴眼镜的人推了身边被他叫做凯利的人一把，他对那个爱尔兰人说，‘你们这些家伙现在该明白了吧，这些厂里是不允许胡闹的。”
这件事就这么解决了。后来，我们听一名职员讲了高炉车间发生的事。凯利和他的委员们走向高炉车间。毫无疑问，工人们正聚在一起等着他们呢。凯利走到高炉车间，向他们吼道：
“你们这帮废物，干活儿去吧，还呆在这儿干什么？天哪，小个子老板已经发作了，但他没有动手，他说他已经压住了火气，我们都知道，在他爆发之前，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还不去干活儿，你们这帮废物！”
有爱尔兰或者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人有些古怪，但他们却是最好相处的人，只要你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凯利后来成了我的忠实朋友和仰慕者，而在此之前，他是厂里最暴戾多的人之一。我的经验是，你永远都可以依靠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去做正确的事，只要你不让他们失业，并且向他们保证你会支持他们。即使是在遭到误会的时候，他们对我们的忠诚也让我们为之感到骄傲。有这些忠心耿耿的人在身边，什么事都能做成，而他们需要的只是公平的待遇。
钢轨制造厂的有一次罢工很有意思：有个部门的134名工人秘密地结成了联盟，要求公司在年终给他们涨工资。当时离年终还有几个月，事实证明，来年的生意很不好做，而国内的钢铁制造企业已经降低了工资水平。然而，这些工人却在几个月前秘密发誓，如果工资不涨，他们就罢工，他们还认为应该坚持自己的要求。但我们不会在竞争对手减工资的时候给工人们涨工资，结果，工厂停工了。受这些罢工者的影响，厂里的每个部门都没法干活儿了。在我们同意解决问题之前，高炉还停了一两天，这给我们添了**烦。
我赶到了匹兹堡，惊讶地发现，高炉竟然封了火，这可是违反协议的行为。我原计划早上到了匹兹堡之后马上跟工人见面，但厂里却给我捎来一封信，说他们“已经离开了高炉车间，想第二天再跟我见面”。他们是要让我先坐一下冷板凳！我的答复是：
“他们不会这么做的。告诉他们，明天我就不在这儿了。每个人都可以不干活儿了，但这场恶作剧会让工厂再开工的。总有一天，这些人会希望工厂重新开工的，还会四处寻找能让工厂复工的人，那时候我会告诉他们我将会做什么：除非他们接受一个以产品价格为依据的浮动工资标准——这个标准由我们来定，执行期为三年——否则，工厂是不会开工的。他们向我们提标准已经提过很多次了，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也要给他们提一个标准。
“现在，这儿已经没有别的事了，我下午就回纽约。”我对我的合伙人说。
工人们不久就收到了我的信，他们问我，能否在我下午离开之前来找我。
“当然可以！”我回复道。
他们来了之后，我对他们说：“各位先生，你们的主席贝内特先生也在这儿，他已经向你们保证过，我会像从前一样，出面跟你们一起解决问题，不管用什么方式。他说得很对。他还告诉你们，我不会大动干戈，这也说得对。他真是一个预言家。但是，他也告诉了你们一个颇有出入的消息，他说我不会大动干戈，先生们，”我盯着贝内特先生的眼睛，把握紧的拳头举了起来，“他忘了我是苏格兰人。我要告诉你们，我永远不会跟你们动手。我有比动手更好的办法。我不会动手，但我可以把大伙儿选出来的任何一个头儿打败。我已经把火气压住了！工厂不会再开工了，除非有三分之二的人投票要求开工，那时，我们还将实行浮动工资标准，就像我上午跟你们说的那样。我的话完了。”
他们都蔫了。大约两周以后，我正在纽约的家里，一名男仆拿着一张卡片到书房来找我，我发现上面有两位工人及一位尊敬的牧师的名字。他们称，他们是从匹兹堡来的工人，想见我一面。
“问问他们中间有没有违反协议把高炉封了火的人。”
仆人回来说没有。我回答说：“那就跟他们说，我很高兴见见他们。”
毫无疑问，我热情诚恳地接待了他们。我们坐在一起谈论纽约，因为他们还是第一次来纽约呢。
“卡内基先生，我们这次来的真实目的是想跟您谈谈工厂的事儿。”最后，那位牧师说道。
“唔，对呀！”我答道，“工人们投票了吗？”
“还没有呢。”他说。
“很抱歉，我得说说这件事。我说过，我拒绝讨论这个问题，除非三分之二的人投票决定开工。先生们，你们这是第一次来纽约，我带你们出去兜兜风，看看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吧，1点半再回来吃午饭。”我说。
就这样，我跟他们谈天说地，就是绝口不提他们想谈的那件事。我们玩得很开心，而且我知道，那顿午饭他们也吃得很香。
于是，他们只字未提工厂的事就回了匹兹堡。工人们很快就进行了投票（几乎没有人反对工厂开工），于是我又去了匹兹堡。我把根据产品价格来确定的工资标准交给了工人委员会。这种工资标准真正使资本家和工人共享了利益，共担了风险。当然，它还规定了底薪，能保证工人拿到的工资能维持生计。由于工人们已经过了目，我也就没必要把它再讲一遍了。这时，联盟主席说：
“卡内基先生，所有的条件我们都同意。不过，”他有些犹豫地说，“我们希望您能帮我们一个忙，希望您不要拒绝。”
“好啊，先生们，只要这个要求合理，我一定会同意。”
“唔，是这样的：希望您允许联盟的头儿们替工人在这些文件上签名。”
“当然可以呀，先生们！我求之不得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帮我一个小忙，希望你们不要拒绝：等头儿们签完字以后，也让每个工人都签上自己的名字。贝内特先生，您也看到了，这个标准的执行时间长达三年，有的人，或者某一群人，可能会对联盟的头儿们是否有权束缚他们这么长一段时间表示怀疑，但要是他们自己也签了名的话，就不会产生任何误会了。”
人们都沉默了，我听到贝内特身旁的一个人对他小声说（但我听得清清楚楚）：“天哪，我们全完了。”
就这样，我通过侧面伏击而不是正面袭击取得了胜利。要是我不同意头儿们去签署协议的话，他们就会怀恨在心，也就有了开战的理由。而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又怎能拒绝我的这个小小的要求呢？因为每个独立自由的美国公民都应该自己为自己签名。我记得，头儿们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但他们却很可能会这么做。要是我要求每个人都签了，那他们也就没有必要签了。此外，当工人们知道，在即将实行新的工资标准时候，联盟并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事，就不会再交会费了，联盟也就散伙了。实际上，我们再也没听说过有这么个联盟了。（当时是1889年，离现在有27年了。当时实行的工资标准再也没有改变过，而工人们就算能改也不愿意改了，因为这个标准对他们有好处，这我是跟他们说过的。）
在劳资方面，我所做的主要贡献就是浮动工资标准的制定。它解决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因为它真正让他们变成了合作伙伴，共同面对企业的兴衰。早些年，我们曾在匹兹堡地区实行了年工资标准，但这个标准并不理想，因为它使工人和雇主马上就进入了备战状态，而战争一定会爆发。因此，为解决这个问题，雇主和雇员双方最好确定一个双方都赞成的工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以6个月或1年为期来对双方进行约束，只有这样，这种标准才能长期执行下去。
为了说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争斗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给大家讲两个例子——我们仅仅通过看似不起眼的办法就把这些问题和平解决了。有一次，我正要去跟工人委员见面，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些在我们看来很过分的要求，这时有人告诉我，他们都是受了一个一边在厂里上班，一边背地里开酒馆的工人的影响。这个人好欺凌弱小，老实厚道的工人都怕他，而酒鬼们都欠了他一屁股债。这件事就是由他闹出来的。
我跟委员们见了面，气氛很友好。我很高兴见到他们，而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我早就认识了，还叫得出名儿。我们围着桌子坐了下来，带头闹事的人坐在一头，而我坐在另一头，因此，我们正好面对面。当我把我们的主张提出来之后，我看见他从地板上拿起帽子，慢慢地戴在头上，这表示他要走人了。我的机会来了。
“阁下，您现在正当着一群绅士的面呢！请您最好脱下帽子，不然就请您离开这个房间！”
大家都紧紧地盯着他，屋子里一片沉默。这个家伙犹豫了起来，但我知道，不管他怎么做，都已经输了。如果他离开，大家都会认为他不懂礼貌，没有绅士风度，因为他没有脱帽子；如果他留下，把帽子脱了，他还是会遭到指责。我不在乎他怎么选择，因为他只有两条路，而两条路都是死路。他成了我的瓮中之鳖。他慢慢地把帽子取下来，放回到地板上。后来，他在会上一个字儿都没说。再后来我听说他只好一走了之了。工人们欢欣鼓舞，问题也就和平地解决了。
当我向工人们提出了三年期的浮动工资标准后，工人们选出了一个16人的委员会来跟我们交涉。起初，谈判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于是我告诉他们，我有事要处理，第二天必需回纽约。他们问我们愿不愿意见一个由32人组成的委员会，因为他们想让其他人加入委员会——他们队伍中一定产生了分歧。我们当然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委员们从工厂来匹兹堡办公室跟我们见了面。谈判由最优秀的工人之一——比利·爱德华兹主持（我对他印象很深；后来他飞黄腾达了），他认为我们的条件从总体上看是公平的，但工资标准的变动比较大。有的部门很满意，但其他部门却觉得不公平。大多数工人都持有这样的意见，但要他们指出哪儿不公平，他们的说法就各不相同了——我们原先就知道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利接着说：
“卡内基先生，我们承认，根据每吨钢材的价格来确定该发多少工资是公平的，但我们认为，您没有分配公平。卡内基先生，你可以不让我工作——”
“安静，安静！”我叫道，“你错了，比利。卡内基先生‘不会解雇任何人’。让一流的工人丢了工作可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呀。”
工人们大笑起来，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后来，更多人笑了，我也跟大家一起笑了起来。大家纷纷责备起比利来。毫无疑问，纠纷很快就解决了。我们跟工人之间的问题往往不只跟钱有关，钱也不是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欣赏他们、友好而公平地对待他们——对于美国工人来说，这些力量往往是有效的。
老板们可以为工人们做很多合他们心意的事，这并不需要花多少钱。有一次，我在开会的时候问他们，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记得，还是这个比利·爱德华兹站了起来。他说，大多数工人都欠了商店的老板一屁股债了，因为工人们是按月付钱的。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话：
“我的妻子是个优秀的女人，她很会持家。我们在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去匹兹堡批发一些第二个月要卖的商品，然后自己先留三分之一。你们中间没多少人能做到这点。你们有很多钱都到商店老板那儿去了。另外，他们那儿的煤要价很高。如果你们不再按月发工资，而是每两周发一次工资的话，对细心的人就很有好处，因为这相当于给他们涨了10%或10%以上的工资。”
“爱德华兹先生，我们会按你说的去做的。”我答道。
这件事加大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还得再雇几个职员，但这只是件小事。他提到的高价问题使我想到，工人们为什么不开一家合作商店呢。我把这件事也安排了一下——一家公司同意租下一幢楼，但他们坚持要工人们自己进货，自主管理。于是，布拉道克合作会社就应运而生了。它不仅让工人们认识到企业运营的困难，而且从多方面看，它都是一个重要的机构。
我们跟那家公司达成了协议：他们以净价卖煤给我们（有人告诉我，以前大约有一半钱都被煤贩子赚去了），再安排车把煤送到工人家里——买方实际上只支付运费的成本。这样一来，买煤的问题就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此外，还有另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存钱的问题也让工人们苦恼，因为这些谨慎、节俭的人不信任银行。此外，不幸的是，当时美国政府没有遵循英国政府的做法，设立邮政储蓄银行。于是，我们提出为每名工人保管他们的储蓄，只要账户上超过2000美元，我们就给他6％的利息，以此来鼓励他们节约用钱。他们的钱跟公司账户是分开的，我们用这笔钱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如果有人想盖房什么的，我们就把钱借给他。我认为，这是我们能为那些节俭的工人们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事实证明，对工人们做出的这些让步是公司所做的最有利的投资，甚至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也是如此。这需要我们跳出跟工人们签订的协议范围来考虑问题。就像菲普斯先生说的那样，有两位合伙人“了解我的极端思想——一如既往地保证满足工人的需求，不管这些需求有多么的不合理”，可是，回想起我在这方面做得失败的地方，我倒情愿这种思想更极端。没有什么付出比工人的友谊给我的回报更多。
我们很快就有了一群无所匹敌的工人——最优秀的工人和最优秀的人永远团结了起来——我真是这么认为的。争吵和罢工成为了历史。要是荷姆斯泰德的工人都是老职工而不是新招进的职工的话，就几乎不可能出1892年的那桩麻烦事儿了。1889年引进钢轨厂的工资标准一直执行到现在（1914年）。我想，从那以后，工厂就再也没有发生一起劳资问题了。就像我说的那样，那伙人解散了老联盟，因为当他们签下一份三年合同的时候，再交会费给联盟已经无济于事了。虽然他们的老联盟解体了，但一个更好的新联盟成立了——一个亲切的联盟在我们和工人们之间成立了，它是属于我们双方的最先进的联盟。
雇员们能挣到丰厚的工资，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雇主是有好处的。浮动工资标准使工厂得以跟市场接轨。有了浮动工资标准，我们有时还能采取适当的手段来维持工厂的运营，而这对工人来说是头等大事。能拿到一份优厚的薪水固然很好，但它还比不上一份稳定的工作。我认为，从劳资关系上看，埃德加·汤姆逊工厂是一家理想的企业。随着企业的发展，我们将会减少工作时间。每天只工作8小时将会成为制度——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另外8小时用来休息和娱乐。
在我的经商生涯中，许多事件都表明，引发劳资问题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工资。我觉得避免纠纷的最好方法就是重视工人，真诚地投入你的感情，让他们相信，你对他们的关怀是真诚的，你为他们的成功感到高兴。我可以发自内心地说——我一直都很喜欢跟我的工人开会，这些会议并不总是跟工资有关。通过开会，我能更好地了解工人，我越了解他们，我就越喜欢他们。他们的优点往往比他们的老板更多，而且，他们对自己人比我们对自己人更慷慨。
跟资本家抗衡时，工人常常是无助的。老板可能会决定关门歇业，短期内不再赢利。他的习惯、吃的东西、穿的衣服、他的娱乐活动都不会因此改变——他不会担心缺衣少食。跟老板相比，工人却会因生活拮据而遭受痛苦。他自己都缺衣少食了，更没什么能力去为妻子和孩子的健康生活提供必需品了，也无法让生病的孩子得到适当的治疗。我们要保护的不是资本，而是无助的劳工。如果将来我继续经商的话，我担心的就不再是劳资问题，而是如何好好对待穷困的或误入歧途的工人。
荷姆斯泰德事件之后，我于1892年回到了匹兹堡。我去了工厂，见到了许多没有参与暴乱的老职工。他们表示，如当时果我在场的话，就不会发生**了。我告诉他们，公司已经提出了慷慨的条件，要不然我也不会离开工厂；我也告诉他们，我在苏格兰收到他们的电报之前，州长已带兵赶到了现场，还希望法律保护他们的行动；我还告诉他们，后来我的合伙人们就把问题推给了我。我加了一句：
“你们太失策了。你们本该接受我的合伙人提出的条件呀。这些条件很慷慨嘛。我觉得我都不会这么大方呢。”
一名轧钢工答道：
“哦，卡内基先生，这可不是钱的问题。我们可以让您随便踢，但不会让别的人来摸我们的头发。”
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感人一幕，劳动阶级也是有感情的。不了解他们的人，通常都不会相信这一点，但我可以肯定，发生劳资冲突的时候，工资问题所占的比例还不到一半，冲突大多是由老板对劳工缺乏正确的评价，而且没有友善地对待他们而引发的。
人们对罢工者提起了许多诉讼，但当我回去以后，他们很快就撤销了这些诉讼。所有的老职工都留了下来，我也不再追究他们的过错了。我曾从苏格兰发电报给公司，迫切要求他们把施瓦布先生派回荷姆斯泰德。他不久前才升职，并去埃德加·汤姆逊工厂赴了任。他回到了荷姆斯泰德，“查理”（这是大家对他的昵称）很快就使工厂恢复了秩序、平静与和睦。要是他当时留在荷姆斯泰德工厂的话，厂里就不会出现任何严重的问题了。查理爱他的工人们，他们也爱他；不过，荷姆斯泰德的一些工人对我们仍有不满，因为我们的各家工厂过去曾以合理的理由解雇了一批工人，在我们收购其他工厂以前，他们就在这些工厂里找到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