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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6月，我送出了第四份大礼，这就是为大学老教授们提供的1500万美元的养老基金（卡内基教学发展基金会）。这个基金会需要在全国的教育机构中挑选25名校长担任理事。当24位校长——芝加哥大学的哈珀校长因病缺席——来我家为理事会的成立做准备的时候，我又吸纳了一些重要人物，他们后来成了我的挚友。弗兰克·A.范德里普先生在基金会成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华盛顿获得的经验对基金会非常有用，而主席亨利·S.普里切特博士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这项基金对我来说非常亲近——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不久就会成为受益者了，他们也将明白，我就是他们付出的宝贵心血的受益者。在所有职业中，教师的待遇是最不公平的了。尽管他们应该享受高薪待遇，但他们的收入却少得可怜。他们受过教育，为教育孩子献出毕生精力，却只能得到微薄的工资。第一次担任康奈尔大学理事时，我惊讶地发现，教授们的工资真是少得可怜，他们的工资标准比我的一些员工还低。如果只靠存钱来养老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没有养老基金的大学不得不保留他们的职位，而他们已经不能再工作了。毫无疑问，养老基金的确是有用的，基金会发布的第一份受益人名单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份名单包括了几个享誉海内外的教授，他们曾对人类知识的积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许多受益人和他们的家属给我写来了感人至深的信。我会永远珍藏这些信，心情不好的时候，重读这些信就能我忘记忧愁。
我的朋友，丹佛姆林的托马斯·肖先生（现在的肖勋爵）曾在一份英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指出，苏格兰的一些人为给孩子付学费过着艰苦的日子，而许多穷人却根本无法支付孩子读大学的学费。看了肖先生的文章以后，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捐出利息为5%的1000万美元的债券，并把年收益的一半用来给有资格的穷孩子交学费，另一半用于发展学校教育。
这项基金的第一次理事会议（卡内基苏格兰大学基金会）于1902年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务卿办公室举行，会议由巴尔弗勋爵主持。这是一群声名显赫的人，包括首相巴尔弗、亨利·坎贝尔少校（坎贝尔爵士，也是后来的首相）、约翰·莫利（现在的莫利子爵）、詹姆斯·布莱斯（现在的布莱斯子爵）、埃尔金伯爵、罗斯伯利勋爵、雷勋爵、肖先生（现在的肖勋爵）和丹佛姆林的约翰·罗斯博士。我向他们解释说，之所以请他们来担任基金会理事，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调查团的调查报告，因此认为不能授权苏格兰的大学来管理这些基金。巴尔弗先生立刻叫道：“一个便士都不让他们管！”埃尔金伯爵就是那个调查团的成员，所以他完全赞成我的意见。
我们在会上读了基金会的章程，但埃尔金伯爵觉得章程不够严明，因此就没有决定是否接受托管。他只想知道他的职责是什么。我已经给了多数派变更受益对象和基金申请方式的权力，将来，如果他们认为苏格兰学校的教学目标和教育模式已经不再适用或已经过时，他们有权变更受益对象和申请方式。巴尔弗勋爵和巴尔弗首相都赞成侯爵的观点，首相说他从未听说过哪个嘱托人愿意给执行人这么大的权力，他问我如何实行变更。
“啊哈，”我说，“巴尔弗先生，我也没有听说过有哪群人可以为下一代制定出法律。有时人们认为，试图为自己这一代制定法律的人并不见得有多成功。”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首相本人也跟着开怀大笑，然后他说：
“你说得非常正确；我认为你是第一个持有这种明智观点的伟大捐赠人。”
我规定了多数派可以享有的变更权，但巴尔弗勋爵提议多数派至少要达到总数的三分之二。埃尔金伯爵和全体成员都通过了这一提议。我很清楚，这是一条明智的条款，后来发生的事会证明这一点。这个基金是我送出的几份大礼之一，我相信，将来它会体现出它的价值。丹佛姆林的埃尔金伯爵毫不犹豫地担任了理事会主席。当我告诉巴尔弗首相，我希望说服埃尔金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他马上说，“在英国，你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选了。”
1902年，我当选为圣·安德鲁斯大学校长，这成了我人生中的大事记。它让我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大学世界。在与全体教师的见面会上，当我坐上了那把自圣·安德鲁大学成立近500年来，无数尊贵的校长相继坐过的旧椅子时，我感动极了——在我一生中，这种令我如此感动的场面并不多。为给即将发表的演说做准备，我读了校长们的就职演讲。其中最吸引我的一段话是斯坦利校长建议学生们“去伯恩斯的诗里寻找你们的信仰”。作为**界要人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宠臣，他居然敢向约翰·诺克斯大学的学生们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进步。最好的行为准则存在于伯恩斯的诗里。第一条准则是：“唯有自责才是最可怕的。”这是我早年的座右铭。第二条准则是：
对死亡的恐惧犹如刽子手的鞭子，
他们用它把不幸的人整齐地赶进地狱；
但是，当你感到自己被荣誉抓牢时，
就让它挡住地狱之门吧。
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对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生们发表的就职演讲十分精彩。他显然希望全心全意地为他们付出。“音乐是高尚生活和高雅娱乐的支持”是他的著名观点。我自己也有同样的体会。
邀请苏格兰四所大学的校长及其妻子或女儿到斯基伯共度一周的活动为我和夫人带来了许多欢乐。苏格兰大学卡内基基金理事会主席埃尔金伯爵和巴尔弗勋爵（苏格兰国务卿）及其夫人也参加了我们的第一次聚会。从此以后，“校长周”就成了每年的固定活动。大家成了朋友，都同意今后为学校做好事，这样就增进了大家的合作精神。记得第一个“校长周”结束时，朗校长握着我的手说：
“苏格兰的大学校长们为弄清怎样办学花了500年时间。其实，大家一起呆上一星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1906年斯基伯聚会的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成果便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大孙女儿——拉德克利夫学院院长艾格尼丝·欧文小姐跟我们一起共度了“校长周”，而大家都被她吸引了。大约150年前，富兰克林从圣·安德鲁斯大学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费城成功地举行了富兰克林200年诞辰典礼，而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代表跟世界各地的其他大学一起，在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圣·安德鲁斯大学还为富兰克林的这位大孙女授予了学位。我作为校长为她授予了**书，并为她戴上了帽子。这个仪式是在典礼第一天晚上，在不计其数的观众面前举行的，而那天晚上，有200多人上台发表讲话。
我要对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生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因为他们再次选我在下一任期继续担任校长，并且全体投了赞成票。我很喜欢参加校长庆祝晚会，因为我们不会邀请教师到场，学生们也就能畅所欲言了，因此大家每次都很尽兴。
我经常在思考资助美国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的问题，但我想，美国的主要大学，象学生人数在5000-10000的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够大了，没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了；而那些规模较小的学校机构（特别是专业学院）才更需要帮助，因此，我最好把多余的财富用来资助它们。于是，我后来就只把捐助范围限定在这些院校里，并且对自己这种明智的行为感到满意。后来我们发现，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美国的一个家族，包括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1839-1937年)，他通过标准石油公司聚积了大量财富，并把其财富的一半用于慈善事业。其子小约翰·戴维森(1874-1960年)继承了父业并生有五子，其中包括曾任纽约州州长和杰拉德·福特任总统时的美国副总统的内尔森·艾尔德利奇(1908-1979年)。]的巨额教育基金会——“大众教育委员会”的观点跟我们不谋而合，而且正在跟我们一起并肩奋斗，但有时的成效却差强人意。洛克菲勒先生希望我能加人他的委员会，于是我答应了他。我们很快就发现，合作对我们双方好处更大，而且，我们现在合作得很顺利。
在对广大院校的捐助过程中，我的许多朋友也得到了查理·泰勒那样的荣誉。迪金森学院的康威礼堂就是以蒙丘·D.康威的名字命名的，他最近刚出版了自传，而《图书馆》把这本书称为“文献”。建议大家去买一本看看。为纪念埃德温·M.斯坦顿，俄亥俄州的凯尼恩学院在我的捐助下设立了斯坦顿经济学名誉教授这个职位。当我早年在匹兹堡给他送电报的时候，他常常友善地跟我问好；当我在华盛顿给司各特书记当**时，他待我也很热情。这样的捐助还有克利夫兰的西部预备大学的汉纳名誉教授职位、布朗大学的约翰·海图书馆、汉密尔顿学院的第二项伊利休·鲁特基金和韦尔斯学院的克利夫兰夫人图书馆，我很高兴能用这些朋友的名字来为它们命名。我希望有更多机会来纪念那些我认识、喜欢和尊敬的人们。
在我所有的慈善工作中，“秘密养老基金”给了我最丰厚的回报。有一些人，你很早就知道他们是善良的好人，从各方面来看，他们理应享受舒适的生活，但他们没有充足的财富来过体面的生活，还要为微薄的收入忧心忡忡，而少量的钱就能使他们摆脱忧虑。当我感到我能在他们年老时为他们提供舒适的生活条件时，我感到无比满足。我惊讶地发现，有太多人需要资助了，这些钱能让他们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而没有这些钱，他们的晚年就是不幸的。在我退出商界以前，我就开始做这样的事了，而这给了我一种甜蜜的满足感。列在养老金发放名单上的人，都是绝对值得我去资助的。这的确是一份光荣的名单，它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我为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不过，它也是一份秘密的名单，没人知道它上面都有哪些人的名字，而我对任何人都守口如瓶。
“我做这么多善事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我永远也不会去想。养老金名单上的那些亲爱的朋友给了我最满意的答案，这也是我一直需要的答案。我已经超额得到了人生中的幸福，因此我别无所求。我们都要遵照自然法则行事，我们应该静静地思考，服从道德心的指示，别无所求，别无所惧，只是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在乎回报——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其实，给予远比获取更为幸福。如果我跟这些亲爱的好朋友们调换一下位置，他们也一样会为我做这样的事，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收到了许多珍贵的感谢信。有人甚至告诉我，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在祈祷时为我祝福。我常常禁不住把我的真实的感想告诉他们。
“不要为我祈祷，”我说。“不要再为我要求更多东西了。我已经超额得到了我该得的东西，最公平的做法就是把我得到的东西拿走一大半。”不只是说说而已，我真是这么想的。
铁路养老基金跟它的性质差不多。许多匹兹堡分公司的老同事（或他们的家属）得到了照顾。这个基金是多年前设立的，一直发展到现在的规模。现在，我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当负责人期间的部下及他们的家属——他们理应得到帮助或需要帮助——都从中受了益。第一次走进这些铁路职工中间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我是从他们的名字开始了解他们的，他们对我非常友善。基金的大部分受益者都是我的好朋友。
尽管我捐给工人的四百万美元基金（钢铁工人养老基金）帮助了数百名我不曾谋面的人，但还有很多人需要我的资助，我也将坚持不懈地给予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