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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在英语国家之间最终实现和平，是我很早就在考虑的问题。1869年，当那时最大的战舰——英国的巨舰“君主号”出海时，人们曾议论纷纷，说它能所向披靡、易如反掌地把美国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征服。我给英国内阁成员约翰·布莱特发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当时被公开了）：
“‘君主号’的首要和重要任务，就是把皮博迪[ 乔治·皮博迪：美国商人和慈善家，1869年于伦敦去世。——作者注]的灵柩带回来。”
这封电报是匿名的。说来也怪，电报上的话真的成了现实，因此，“君主”号成了和平的使者，而不是毁灭的使者。多年以后，我在伯明翰的一个小餐会上遇见了布莱特先生。我告诉他，那封匿名电报是我这个年轻人发的。他说，那封匿名信让他大吃一惊，还说那句话正合他的心意。我相信他说的话，因为他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
在内战时期，当美国最需要朋友支持的时候，他成了美国的朋友。在政治方面，他一直都是我最喜爱的活英雄，而我父亲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他。起初，人们指责他，说他是个疯狂的激进分子，但他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原则，直到国人认同了他的观点为止。他一直渴望和平，反对克里米亚战争——就象萨里斯伯利勋爵所说的那样，英国错误地倒退了。
我很高兴能于1887年在华盛顿加入委员会，并与克利夫兰总统见面。总统真诚地接待了委员会成员，并向他们保证，他会全心全意地跟他们合作。从那天起，消灭战争对我来说成了一件头等大事。第一次海牙会议上出乎意料的举措令我十分欣喜。它主要号召裁军（最后成了一场梦），并成立了一个永久的特别法庭来解决国际争端。我认为这是人类迈向和平的最大一步，而且这一步就象是自发的，并没有经过多少事先讨论而迈出的。无怪乎会让这一卓越的理念控制了整个会议。
如果霍斯先生能活到今天——他的去世曾令我悲痛万分，而且如果一个以安德鲁·D.怀特为首的代表团能参加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会议的话，我认为这两人很可能会创建一个避免战争所需的国际法庭。霍斯就是应上级的要求，从海牙连夜赶到德国会见德国皇帝和外交大臣，并最终说服他们同意成立海牙国际法庭，不要象他们所扬言的那样撤回代表团。可惜他正当风华正茂时就夭折了。
世界历史上最有纪念意义的那一天，将会是国际法庭成立的那一天。它会让那些杀害同胞的十恶不赦的罪人得以**。世界各地都会庆祝这一天的到来，我想，那一天会来的，它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在那时，我们会发现，被我们尊为英雄的人将被世人遗忘，因为他们没有推进和平和仁爱，而是发动了战争。
当安德鲁·D.怀特先生和霍斯先生从海牙回来的时候，他们建议我为海牙捐建一座和平教堂，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这么做；如果荷兰政府把他们的这个愿望告诉了我，并希望我捐出这笔钱的话，我才会好好考虑这件事。他们对此表示反对，并说，几乎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这么做。于是我说我永远也不会捐出这笔钱。
最后，荷兰政府还是让他们的驻华盛顿公使巴隆·盖弗斯提出了申请，而我为此感到很高兴。当然，我在写给他的信中小心翼翼地说，我会及时兑现荷兰政府的汇票。但是，我并没有把钱汇过去。荷兰政府直接从我这里把钱取走了，于是，150万美元的汇票也就成了纪念品。在我看来，如果能让一个人为这座和平教堂——世界上最神圣的建筑，因为它有最神圣的目标——尽到象捐钱这样高尚的职责的话，就真是无尚的荣耀了。
1907年，朋友们来找我，请我出任他们决定设立的纽约和平协会会长，我拒绝了他们，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忙，这是实话；但是后来，我的良心却因拒绝而不安了。如果我不愿为和平事业而奉献的话，那我还能为什么而奉献呢？我还能对什么有好处呢？幸运的是，几天以后，尊敬的莱曼·艾博特牧师、林齐牧师等从事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要我重新考虑这件事。我看穿了他们的目的，坦白地告诉他们：什么也不用说了。因为这次拒绝，我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我愿意担任这一职务并履行我的职责。后来，伟大的全国大会（第二年4月）召开了，这是和平协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共有35个州的代表出席，许多国外的知名人士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于是，我的第一枚勋章出乎意料地来了。法国政府授予我二级爵士荣誉勋章，而在我出席的纽约和平宴会上，拜伦·迪斯特内尔斯埃上台做了一次极具说服力的演讲，并在来宾们的掌声中将勋章授予了我。这真是一种巨大的荣誉，我很重视这枚勋章，因为它是为表彰我为国际和平事业付出的努力而授予我的。此外，它们还提醒了我：必须比从前更努力地奋斗，更密切地注意自己的言行，这样的话，我也许才能离授予者的标准更近一点儿。
……
在所有捐赠中，我在丹佛姆林的皮登克里夫峡谷所做的捐赠是最有意义的。它包涵了我儿时的感情——一种最纯洁、最甜蜜的感情。我应该讲讲这个故事：
在儿时的记忆中，充斥着邓弗姆林为争取大教堂领地所有权和王宫遗址所有权所进行的斗争。据说，这项运动是我外公莫利森发起的，或者，他至少是发起人当中的一员。劳德叔叔和莫里森舅舅继续了这一斗争，后者因鼓动和带领一群人拆除部分墙壁而遭到起诉，但他也因此赢得了荣誉。市民们在最高法院上打赢了这场官司，于是，当时的地主宣布：以后禁止莫里森家族的人进入峡谷。堂兄多德和我一样，都是莫里森家族的成员，也在被禁之列。当时，皮登克里夫的地主们与居民的对立已经持续了好几代。
据我所知，皮登克里夫峡谷是独一无二的。它把大教堂和王宫领地连在了一起，而镇上的两条主街就位于它的西沿和北沿。峡谷（面积约六七十英亩）到处林木掩映，高山也郁郁葱葱。对丹佛姆林的孩子来说，它意味着天堂。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听到“天堂”这个词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皮登克里夫峡谷。我觉得，我能想到的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就是那儿。只要偶尔能从敞开的房门，或围墙和火炉的铁烤架上方往那儿瞧上一眼，我们都会觉得乐滋滋的。
劳德叔叔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领“多德”和“奈格”绕着大教堂散步，一直走到一个可以鸟瞰峡谷的地方——大树林里人声鼎沸。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峡谷的领主就是身份与财富的化身。我们知道那个住在温莎堡的女王，但是，她得不到皮登克里夫，永远也得不到！皮登克里夫的亨特上校是不会愿意拿峡谷跟她交换身份的，也不会愿意跟任何人交换。这一点我们很肯定，因为换作我们也肯定不会。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包括在我青年时代早期构建的空中楼阁中（这座楼阁还不小），没有比皮登克里夫更伟大的东西了。劳德叔叔曾为我预测过许多长大以后的事，但要是有一天他预测我将会成为富翁，富得可以成为皮登克里夫的领主的话，他可能就要为我感到骄傲了。而且那样一来，我就可以把它移交给丹佛姆林，让它——我儿时眼中的天堂——成为一个大众公园！就是拿皇冠跟我换，我也不愿意把做这件事的权力让给别人。
当罗斯博士悄悄告诉我：有人说服亨特上校卖掉皮登克里夫的时候，我的耳朵马上就竖起来了。博士认为他要价过高，后来他再说了什么我都没听见。1902年，当伦敦的秋天让我感到不适应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皮登克里夫，并打算拍电报给罗斯博士，让他过来见我。一天早上，太太走进我的房间，要我猜猜谁来了，我猜的是罗斯博士。我猜对了，他来了。我们讨论了皮登克里夫的问题。我提出，如果让我和他共同的朋友和老乡——爱丁堡的肖先生（也是丹佛姆林的肖爵士）去见亨特上校的代理人的话，他就能明确地向他表示，如果不跟我做买卖，有一天他也许会后悔，因为他也许再也遇不到象我这样热心的买家了，而我很可能改变主意或者打消念头。肖先生告诉博士，博士提这件事的时候，他正好约了亨特的律师于第二天上午洽谈另一桩生意，那时他一定会这么跟他说的。
不久后，我坐船去了纽约。一天，我收到了肖先生的电报，说亨特愿意接受4万5千英镑的价格。我回电说：“好的，只要罗斯同意就行。”在圣诞节前夜，我收到了肖先生的答复：“万岁，皮登克里夫的主人！”就这样，我愉悦地继承了自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头衔。国王——哈哈，也只是国王而已。他没有马尔科姆国王塔，没有圣玛格丽特神殿，更没有皮登克里夫峡谷，这个可怜的人啊。可我有皮登克里夫，要是国王来丹佛姆林的话，我很乐意谦虚地把那些宝藏展示给他看。
作为这个峡谷、这座庄园的主人，我发现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把钱交给一群有公益心的人，钱才能为社会大众做好事。在**皮登克里夫庄园这件事情上，罗斯博士得到了我的信任，在他的推荐下，一队人马经过我的同意担任了理事，我还请他们来斯基伯来组建理事会。他们以为理事会是基于把庄园交给丹佛姆林政府而成立的，而我甚至也没有跟罗斯博士谈到任何其他事情。所以，当他们听说，我还要把年息5%、价值50万英镑的债券交给他们管理，使之造福于丹佛姆林的时候，他们吃了一惊。
自从我把峡谷交给理事们管理以来，已经过去12年了。没有一个公园比它更亲近大众。每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公园里万紫千红。公园每天的使用频率也高得惊人。现在，峡谷还吸引了许多邻镇的人前来游玩。从很多方面来看，理事们成功地履行了托管人公约：
为邓弗姆林**单调的生活增添更多“快乐和生气”，为他们——特别是孩子们——提供一种有吸引力、有乐趣、能提高生活质量的环境，让我家乡的孩子们在长大后回忆童年的时候感到，它不过就是一座公园，却令生活变得更快乐、更美好了。如果你们的劳动取得了这样的成果，你们就是成功的；如果不是，你们就是失败的。
以上这段文字使我结交了前加拿大总督格雷伯爵，他写信给罗斯博士说：
“我一定要认识一下在今早《**》上发表那段文字的作者。”
我们在伦敦一见如故。他是个伟大的人物，很快就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慈善事业，并留在了伦敦。如今，格雷阁下也是我捐给英国的一个1000万美元基金的理事会成员。
于是，皮登克里夫峡谷也就成了我做过的、也是我力所能及的最有成就感的慈善捐助。当时的激进派领袖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他的儿子和接班人贝利·莫里森的外甥，以及我高贵的父亲和最具英雄主义的母亲的儿子（这一点最重要），应该站出来把领主们赶走，应该代表他们的意愿，把峡谷永远地交给丹佛姆林**，因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公正的做法。现在，这成了一段真实的传奇，而不是空想或虚构。似乎有一只命运之手在安排这一切，而且，我听见有什么人轻轻地对我说：“你没有白过这一生。”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而这也是我最重视的一项公益事业。蹉跎的时间真的可以创造某种奇迹，让人们一了夙愿。
自从我停止财富的积累并开始慈善捐助以来，已经有13个年头了。如果要我因为挣够了养老的钱而“退休”的话，我永远也做不到，而且，我也不能“退休”，因为我有阅读和写作习惯和爱好，有时也爱做做演讲，而且还要**与在退出商界以前所结交的那些有教养的朋友和熟人之间的关系。退休以后，我过了好些年都不敢回去看看我的工厂，因为这会令我回忆起许多往事。几乎没有一个旧日的朋友仍然会在那儿给我掌声，只会有一两个老人叫我“安迪”了。
然而，不要以为我会忘记那些比我年轻的同事们，也不要以为他们在支持我努力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没有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你们全错了！他们很快就组建了卡内基老员工协会，这个组织会一直存在，直到最后一个成员死去，这给了我最大的安慰。我们每年都会在纽约的协会成员家里举行宴会，这给了我们最大的快乐——以至于这种活动持续了一年又一年。一些远居他乡的老员工也来参加宴会，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乐事之一。我一直珍藏着“我的伙计们”对我的感情。我确信自己是这么做的。我也绝不可能误解他们的感情，因为我的心跟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我和太太有幸认识的许多男女朋友都是伟大而善良的人，但是没有人能改变我们对“伙计们”的那种割舍不下的爱。令我感到无比快乐的是，她的心跟我一样，也跟他们心心相印。在我们纽约的家中，她安排了第一次老员工宴会。“同事第一”是她的箴言。他们推举太太为第一个名誉会员，推举我们的女儿为第二个名誉会员，这可不仅仅是个徒有虚名的头衔。让她们当名誉会员，我们都很放心。尽管我是长者，但我还是“伙计们”当中的一员。绝对的信任和共同的目标，不只为自己还要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和深厚的感情，使我们结成了兄弟。我们首先是朋友，然后才是同事。因此，在45位同事里，有43位的友谊维持了终身。
我们每年的另一次盛事，就是在家里举行的文学宴会，由我们亲爱的朋友——《世纪报》的编辑理查德·沃特森·基尔德先生担任干事。他从客人每年写的文章里引用一些语句，并把它们组织起来，写在来宾的名片上，很讨大家的欢心。而新成员的演讲也能在现场掀起人们的热情。约翰·莫利于1895作为贵宾参加了我们的宴会，每个盘子的欢迎卡上都有从他的作品里引用的语句。
记得有一年，基尔德很早就来到了晚宴现场，因为他想招呼客人入座。招呼完客人以后，他却找到我说，要是他能把他们照顾周到就好了。在此之前，他发现约翰·伯勒斯和欧内斯特·汤普森·塞丁的座位紧挨着，由于他俩当时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兽类和鸟类习性的激烈辩论，相互间的批判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就要张弓拔弩了。基尔德说，他俩是不能坐在一起的。于是他把他们的座位分开了。我什么也没说，而是偷偷溜进餐厅把欢迎卡按照之前的顺序放好了。当基尔德看见两人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不过，结果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他俩和好了，到分手的时候已经成了好朋友。这条格言是：如果你想当和事佬的话，就要让冤家们安排在一个必须讲文明的场合，让他们坐在一起。
伯勒斯和塞丁双双在我给他们设下的圈套里享受着。其实，我们只会讨厌我们不了解的人。因此，和解矛盾的办法往往是邀请你的对手参加宴会，甚至恳求他不要拒绝。许多争吵之所以会变得越来越激烈，是因为双方没有面对面地交流，而且道听途说了太多的反对意见。他们并没有彻底理解对方的观点，而这些都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主动和解才是聪明的做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弥补失去一位朋友的损失，尽管这位朋友跟你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如以前那么亲密了，但他仍然是你曾经的亲密朋友。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朋友很快就会离开你，离开这个世界。
在我的朋友当中，马克·吐温最支持我退出商界。当报纸对我的财富津津乐道的时候，我收到了他以下这封短信，
亲爱的先生，亲爱的朋友：
您最近似乎财运很旺呢。您能借给您的崇拜者1.5美元去买这么一本“赞美诗集”吗？如果您这么做了，上帝会保佑您；我知道，上帝会保佑您的。我也会为您祝福。不过，如果这些钱还别有用处，就不要考虑这个了。
您的朋友：马克
补充一句：不要把这本“赞美诗集”寄过来，我想自己选。
马克
当他在纽约卧病在床的时候，我常常去探望他，我们一起度过了无比快乐的时光，因为尽管他卧床不起，他还是跟从前一样乐观。在我坐船去苏格兰以前，我有一次探访了他，这次是跟他告别的。在我启程后不久，大学教授养老基金会就在美国成立了。马克就此事写了一封信给我，收信人是“圣徒安德鲁”，我在苏格兰收到了这封信。下面是我引用的其中一段话：
你可以抢我的风头了。如果守在我床边的时候你就把这件事告诉我，你当时就可以把我的风头带走啦。
我与克莱门斯先生（马克·吐温）的这般亲密可以证明，他是可爱的人之一。大众只知道马克·吐温先生的一面——逗乐的一面，却很难相信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深刻的见解，而且还是一位宽宏的道德家。比如，对于诱捕阿奎那多[ 阿奎那多：(1869-1964) 菲律宾反抗西班牙统治（1896-1898年）的领袖。他领导的反对美国政府的起义（1899-1901年）因其被捕而告终，随后宣誓忠于美国。]事件，他的笔锋就比所有的朱尼厄斯[ 朱尼厄斯：(1769至1772年间在伦敦一家报纸上发表一系列抨击英内阁信件的不知名作者的笔名。]都来得犀利。
他的七十寿辰聚会办得十分独特。现场来了很多文学人士，但马克没有忘记让人把他的患难之交——千万富翁H.H.罗杰斯先生的座位安排在他旁边。这就是马克的风范。那些一流文人无一例外地只就客人们的文学作品发表演讲。轮到我的时候，我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请他们注意，当一个人愿意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朋友马克先生写作的时候，他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经历跟他十分相似。我们的朋友跟司各特一样，也因合伙人的失误而破产，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两条路摆在他面前。一条是平坦的捷径——当律师——放弃所有的财产，破产，然后再重新开始，而另一条路漫长、单调、困难重重，是一场生命的抗争，需要牺牲一切。他做了这样的决定：我要关心的不是欠债主多少，而是欠自己多少。
在大多数人的一生里，有许多时刻能验证他们是真正的金子还是渣滓。在这种紧要关头做出的决定能证明他是个怎样的人。我们的朋友走进了烈火熊熊的熔炉，出来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英雄。众所周知的论断不仅有“马克·吐温是个诙谐的家伙”，还有他的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因为他既是凡人又是英雄。他跟沃尔特爵士一样，都是最伟大的人。
他有一位杰出的妻子。她支持他的事业，跟他一起环游世界，就象他的守护天使一样，使他能象司各特爵士那样战胜困难。他把这些事都讲给他的好友们听。克莱门斯太太去世后我第一次看望他时，他说出了三个字，让我感到了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当时，我恰好发现他独自一人呆着，我把手放在他的手里，我俩都一言不发，最后，他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说：“家破了，家破了啊。”我们仍然沉默不语。我是在数年以后写下这段话的，但我似乎又一次听到了这句话，我的心又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