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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莫利一致认为，最有趣的人非马修·阿诺德莫属。他可真是个“开心果”——这是唯一能形容他言行举止的词，甚至是他的长相和他不苟言笑的性格都让人忍俊不禁。
我想是在1880年吧，他跟我们一起坐马车去南英格兰坐旅行——同行的还有威廉·布莱克和埃德温·A.艾比。向一座美丽的小村庄进发时，他问我能否在那儿停会儿车。他解释说，那是他的教父基布尔主教的长眠之地，他想为他扫扫墓。他继续说：
“哦，亲爱的、亲爱的基布尔！我的**观点很令他伤心，而这又伤了我的心。但是尽管他伤透了心，他还是我亲爱的朋友，因为他赶到牛津来给我投票，选我当英国诗学的教授。”
我们一起走向静悄悄的墓地。马修·阿诺德在基布尔墓前的沉思，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当我们提到马修的**观点时，他说，这些观点伤害了他最好的朋友们。
“格拉德斯通先生有一次表示了他的极度失望，或者是不高兴，他说我本该成为一位主教。毫无疑问，是写作妨碍了我的晋升，还伤害了我的朋友们。但我不能自已，因为我必须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说最后几个字时的那种伤感的语气和缓慢的语速。那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他有自己的见解。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人们也在不断地接受他的观点。
1883年，当他和他的女儿（现在的维特瑞奇夫人）在纽约逗留的时候，他们常来我家做客，他们也经常去我们的阿莱干尼山居做客，因此，我多次见到他，不过我还没见够他。我和母亲还送他去礼堂做他在纽约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不过，由于他缺乏把当众演讲做好的能力，而大家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演讲做得并不成功。回家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得啦，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告诉我！我能成为演讲家吗？”
我很希望他成功，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在他适应当众演讲之前不要再做演讲。他应该找个演讲家给他上课，给他讲几个演讲要素。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同意了。当我们讲完自己的意见时，他转向我母亲，并对她说：
“现在，亲爱的卡内基夫人，他们都已经讲了自己的看法，但我还希望知道您对我在美国的第一次演说有什么意见。”
“太死板了，阿诺德先生，太死板了。”我母亲用温和的语调慢慢地说。后来，阿诺德先生经常提到这句话，说当时他感觉象挨了当头一棒。当他结束了西部之旅回到纽约时，他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因为他的嗓音完全比得上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人的水平了。他听从了我们的建议，在波士顿的一位演讲艺术教授那儿上了几节课，后来一切都顺利了。
阿诺德先生告诉我，她很想去听听著名传教士比彻先生的演讲，于是我们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向布鲁克林启程了。他们已经把我们要去布鲁克林的消息告诉比彻先生了，因此，在演讲结束后，他很可能留下来跟阿诺德先生见面。当我领阿诺德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热烈地向他问好。比彻先生表示，他很高兴能亲自见见这位久闻大名的先生，他抓住阿诺德的手说：
“阿诺德先生，您所有的作品我都仔细拜读过，至少全部读过一遍，很多作品我还读了好多遍呢，每次读都有收获！”
“哈，比彻先生，”阿诺德答道，“恐怕您会发现许多跟您有关的内容，我当时该把它们删掉呀！”
“哦，不，不，那些都是夸我的。”比彻笑着说，接着，两人一齐哈哈大笑。
1887年，阿诺德来苏格兰拜访了我们。有一天，我们谈到了运动，他说他不打鸟，他不能杀害任何有翅膀的、能在湛蓝的天空中翱翔的生物，不过他补充道，他无法放弃钓鱼这项运动——“钓鱼太有趣了。”他告诉我们，有一位公爵每年两三次都让他钓一整天鱼，他为此感到很高兴。我忘了那位好心的公爵的名字，但他的名声不太好，于是我提出了这个问题，问他怎么会跟这样的人有密切的交往。
“啊，”他说，“对于我们来说，公爵总是个人物，这和品行学问毫不相干。我们都是势利小人，几百年的时光让我们都变成了势利小人。我们身不由己啊，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
他是微笑着说完这句话的，我认为他还有所保留。他不是势利小人，因为他生来就“对世袭制嗤之以鼻，而人们一般是不能对“世袭制”提出质疑的。
然而，他对有身份的有钱人很感兴趣。我记得，他在纽约时特别想见范德比尔特先生。我冒昧地说，他不会发现他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的。
“这么说不对，能认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挺有意义。”他说，“一个靠自己创造财富的人，一定会使那些世袭贵族黯然失色的。”
我认识肖先生（乔希·比林斯），希望阿诺德先生，这位温文尔雅的传教士能与那颗没有经过打磨的钻石见见面——虽然未经打磨，却仍然是一颗钻石。幸运的是，乔希一天上午到我们当时的住处——温莎旅馆来找我，他提到了阿诺德，表示了他的仰慕之情。我说：
“今晚你将与他共进晚餐。女人们都出去了，只有阿诺德和我一起吃饭，你来了就正好三人。”
他是个腼腆的人，因此对此表示反对，但我态度坚决，不许他有任何借口：必须听我的。他听从了我的安排。晚餐时，我坐在他俩中间，尽情地享受着这次聚会。阿诺德先生对肖先生的讲话方式很感兴趣，而且还很喜欢听他讲西部的奇闻趣事，比我从前看到的他笑得更热烈。肖先生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这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因为他曾为美国各地的1万多名居民做过演讲。
阿诺德先生很想听他讲讲，一个演说家如何才能抓住听众的心。
“唔，”他说，“你不能让他们笑得太久，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在笑话他们。在逗乐了听众以后，你就必须认真起来，扮演一个严肃的角色。举个例子，有一次我问，‘生活中有两样东西是谁也无法预料的。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后来有人喊出了‘死亡’。‘好，谁能说出另外一个？’我得到了许多答案——财富，幸福，力量，婚姻，赋税。最后我严肃地说：‘你们都没说对这第二样东西。世上有两样东西是没人能够预料的，他们就是双胞胎。’于是，一屋子的人哄堂大笑。”阿诺德先生也哈哈大笑。
“您一直在发明新的笑话吗？”阿诺德问道。
“是呀，一直都在发明。要是你找不到新笑话的话，你就不能一年接一年地做演讲了，不过，有时我的笑话也会失去作用。有一次，我发明了一个笑话，我认为它一定能让一屋子的人都笑翻，但试过之后，我发现它并没有起到那种效果，这都是因为我找不到那个不可或缺的词，就那一个词。一天晚上，坐在密歇根的一堆烧得噼啪作响的篝火前，我想到了那个词，而我知道，这个词会引来哄堂大笑。我用孩子们做了试验，效果很好。这个词引发的笑声比我用过的任何一个词都长。我是这么开头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代。人们只有充分地理解某个事实，才会相信它。现在，有一个约拿[ 约拿：《圣经·旧约》中的先知，被一条大鱼吞噬，三天后被完好无损地吐出。]和鲸鱼的故事。于是，人们都想知道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但我说，我认为无论是约拿还是鲸鱼都不能完全理解这个事实。因此，他们就问我，约拿在鲸鱼的肚子里干了什么。”
这天晚上，阿诺德先生在分手前说：
“好啦，肖先生，如果您可以去英国做演讲的话，我一定会高兴地迎接您，并把您介绍给您的第一批听众。也许哪个贵族也会把您推荐给大家，而且，他为您带来好处比我更多，但我还是很愿意把您介绍给大家。”
真是想不到，象马修·阿诺德这样温文尔雅的传教士，竟然要把一流的搞笑人物乔希·比林斯介绍给伦敦那些有档次的听众。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从来没有忘记打听“我们勇敢的朋友肖先生”的情况。
有一次，我领阿诺德从我们阿莱干尼的克莱森山上的避暑别墅下山，去看看黑烟缭绕的匹兹堡。从埃德加·汤姆逊钢厂到火车站的路上，有两段台阶通向一座跨过铁路的桥，第二段台阶很陡。当我们爬完了约四分之三的台阶时，他突然停下来喘气。他一边靠着扶手，把手放在胸口上，一边对我说：
“啊，有一天它会象要我父亲的命那样，要了我的命。”
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心脏不好，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没过过久，他于英格兰的避难之行之后突然去世的消息传来，我为此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为我的朋友曾预言过自己的命运。我们的损失是惨重的。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比马修·阿诺德更无愧于伯恩斯在为汤姆·萨姆森撰写的墓志铭中所说的话了：
汤姆·萨姆森那破败的陵墓就在这里：
伪善的狂热者放过了他！
如果正直的人应该**，
那这个人就将躺在他的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