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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4月，当我和太太在哈瓦登做客的时候，格拉斯通先生对我的《大不列颠的美国四乘驾》一书大加赞赏。他提议，当他哪天早上在他的新藏书室里摆放图书（他不许任何人碰这些书，除了他本人）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聊聊天，和他一起共度这段时光。在书架间走动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本特别的书，“主编”那儿印的是我的名字，当时，格拉斯通先生正在远处的梯子顶端整理那些沉重的书籍，于是我对他说：
“格拉斯通先生，我发现这儿有一本我父亲的朋友写的《丹佛姆林要人》。我小时候就认识其中的几个要人。”
“没错，”他答道，“如果你把手伸到左边第三本或第四本那儿，我想你还会发现另外一本丹佛姆林人写的书呢。”
我照他的话做了，于是就发现了自己的书《大不列颠的美国四乘驾》。不过，在此之前，我听见他站在梯子顶端满怀激情地说：“麦加对于伊斯兰教徒的意义，贝拿勒斯对于印度教徒的意义，耶路撒冷对于**教徒的意义，就是丹佛姆林对于我的全部意义。”
我听了半天，才意识到这是我书里的几句话，它们是当年我们从南方向丹佛姆林进发时，对它的第一印象而引发的感想。
“您到底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我问。“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认识您的荣幸，所以这本书一定不是我送的。”
“没错！”他答道，“那时我们还不认识对方，但是罗斯伯里（我想应该是他）向我提到了这本书，我派人去找了一本，兴冲冲地把它读了一遍。书中对丹佛姆林的颂扬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回味无穷。我永远也忘不了这种感觉。”
这件事发生在《大不列颠的美国四乘驾》完稿的八年之后，它再次证明了格拉斯通先生超常的记忆力。也许，我应该请求大家的原谅，因为我这个虚荣的作者承认自己对他的赞赏感激不已。
在1887年6月维多利亚女王执政50周年纪念这天晚上，布莱恩先生和我打算在皮卡迪利街的沃尔沃顿勋爵家里吃饭，好跟格拉斯通先生及太太见上一面——这是我第一次引见布莱恩先生。我们及时地坐马车从大都会饭店出发，但一路上人山人海，我们只好在圣·詹姆斯大街中部下了车。我们走上了人行道，布莱恩先生跟在我后面，我找到一位警察，向他解释我的同伴是谁，我们要去哪里，问他能否把我们带到目的地。他同意了，借职权之便在人群中开道，而我们就紧随其后。然而，当我到达沃尔沃顿勋爵家的时候，已经9点了。我们11点过就分手了。
格拉斯通先生解释说，他和太太是从海顿公园抄小道来的。他们想回自己的家，当时他们的家在卡尔顿公园，跟我们住的地方在同一个方向。我和布莱恩先生想，大家可以同路，而我们也有机会在人群中开道回饭店了。我们很成功地做到了这点，大家跟着人潮，慢慢地经过了改革俱乐部，这时，我听到我右边有一个声音从俱乐部旁传了出来，说了一两个字。我对布莱恩先生说：
“那是格拉斯通先生的声音。”
他答道：“不可能。我们刚刚才跟他分手，他已经回家了。”
“我可不这么想；我认声音比认脸更厉害，我敢肯定那就是格拉斯通的声音。”
最后，我说服他退了几步回来。我们继续往回走，并向那栋楼靠近。我朝一个戴斗篷的身影走去，轻声说：
“‘万有引力’到了半夜怎么不睡觉啊？”
我们发现了格拉斯通先生。我告诉他，当他跟同伴悄声说话的时候，我听出了他的声音。
“原来真正的统治者到这儿来，是为了看看为有名无实的统治者准备的彩灯啊！”我说。
他答道：“年轻人，我想这次是你在做梦啦。”
我们跟他一起待了几分钟，他小心翼翼地不把头和脸从斗篷里露出来。当时已经过了午夜12点，而他已经80岁了，但他还象个孩子一样，把太太安全送到家以后，就决定来看表演。
格拉斯通先生和布莱恩先生在晚餐时谈到了英美议会议事程序的不同。这天晚上，格拉斯通先生还非常详细地考了考布莱恩先生众议院的议事程序，因为布莱恩先生是众议院发言人。我发现，我们为限制不必要的争端而采用的“先决问题”和简明规则体制给格拉斯通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谈话还常常涉及更广泛的领域。
格拉斯通先生的兴趣非常广泛。当我最后一次在苏格兰的阿米斯蒂德先生家见到他时，他的思维仍然活跃而清晰，对事物的兴趣也仍然浓厚，当时他最感兴趣的就是美国钢结构高楼的问题，为此他总是向我提问。令他不解的是，为什么第五或第六层的砖石结构常常会先于第三或第四层完成。我的解答也很令他满意。他就是这么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
很早以前，莫利先生（尽管他是个勋爵，但他还是保持着作家的随和）就是我们的英国朋友了，当时他是《双周评论》的主编，这份刊物发表了我在英国期刊上的第一次投稿。到了晚年，我们的友谊变得更加深厚了，直到那时，我们才承认我们之间的亲密友谊。我们常常在星期天下午热情地交换短信（有时是长信）。我们性格迥异，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能取长补短。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所有的鸭子都是天鹅。而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在看待眼前的现实危险时严肃甚至悲观，有时还会想象子虚乌有的东西。但是，在我眼里，世界是光明的，地球就是一个真正的天堂——我很快乐，对美好的命运也十分感激。莫利很少对什么东西产生激情，他做判断的时候总是很谨慎，他甚至能看到太阳上的斑点。
记得当时我还给他讲过一个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死后在天堂受到天使的祝贺的故事。
悲观主义者说：“没错，这是个好地方，可这个光环跟我的头型不太般配。”
乐观主义者就用一个故事来反驳他：有个人被打下了地狱，魔鬼把他扔在一条河边，让他去喝河水——河水的温度非常高。一个老朋友跟他搭话道：
“怎么回事，吉姆？无可救药了，你真是无可救药了。”
吉姆答道：“甭提了，没准儿还有比这更糟的事儿呢。”
“你都已经被弄到这个无底洞来了，哪还有比这更糟的事儿呀？”
“甭提了，”他指了指魔鬼说：没准儿他正打着让我背他的算盘呢。”
我和莫利都很喜欢音乐。在斯基伯的日子里，早晨的管风琴演奏让他尽情地享受了一回。他跟亚瑟·巴尔弗一样，对清唱剧都很感兴趣。我记得他们一起买票去水晶宫看清唱剧。俩人都是很理智、很懂哲学的人——我认为他们离哲学家已经不远了；但是，巴尔弗最近寄给他的作品却充满了冒险精神——莫利是永远也不会尝试这种风格的。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只有当道路被清理干净的时候，才会向前迈步。所以，他不会因为寻找道路而在“森林里迷路”。
莫利最近在伦敦世界编辑大会上的演讲非常令人惊讶。他告诉他们，对形成和保持现在的政治和社会进步状况，伯恩斯的一些诗句比几百万篇社论更管用。他还举了汤姆·佩恩的《人权》来说明有时发生的事已经应证了人们说过的或写过的话。
演讲结束后，他来到了斯基伯，我们谈到了这次演讲。我提到了他对伯恩斯的推崇以及伯恩斯的六行诗。他说他用不着告诉我是哪几句诗。
“当然用不着了，”我说，“我已经将它们牢记在心了。”
后来，我在蒙特罗斯公园的伯恩斯塑像揭幕仪式上做演讲时，向莫利复述了我认为的那几句诗，他对我的答案表示赞同。说来也怪，我俩在几年前还一起获得了蒙特罗斯荣誉市民的称号，所以现在我们都是该市的荣誉市民了。
最后，我说服莫利到美国来探望我们，他于1904年来了美国一趟，走遍了大半个美国。我们想让他跟一些和他一样杰出的人物见见面。有一天，参议员伊利休·鲁特应邀来访，莫利跟他聊了很长时间。参议员跟莫利告辞以后，莫利对我说，他很喜欢这位伙伴，还说鲁特是他所见到的最优秀的美国政治家。他说得没错，因为在美国的公共事务上，伊利休·鲁特明智的判断力和广博的知识面无人能及。
莫利告别了我们，去白宫拜访了罗斯福总统，跟那位伟人共度了几天颇有收获的日子。后来，莫利说道：
“哈哈，罗斯福和尼亚加拉瀑布这两大美国奇迹我全都看到了。”
这就是生活的智慧和真谛——两个巨大的、咆哮的、汹涌澎湃的、奔流不息的奇迹，而两者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莫利是最应该拥有阿克顿图书馆的人，我把图书馆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经过是这样的：格拉斯通先生把阿克顿勋爵的现状告诉了我，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同意买下阿克顿的图书馆，但还是允许勋爵在有生之年继续使用这座图书馆。不幸的是，没用几年，他就去世了，于是，这座图书馆就属于我了。我认为莫利可以好好利用它，而且他最终一定会把它留给适当的机构使用。我把图书馆的事告诉了他，而他打断了我的话，他说：
“好啦，我得告诉你，你买下它的那天，我就知道了。格拉斯通先生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很高兴阿克顿勋爵能用一生来保全这座图书馆。”
从这时开始，我和他的关系就更亲密了，但是，我们都没有跟对方明说，但是，让我惊讶的是，莫利对此并不感到奇怪。这件事证明了格拉斯通和莫利之间的亲密友谊——格拉斯通只愿意跟他一人分享世间的快乐。不过在神学上，格拉斯通与阿克顿持有相似的观点，却跟莫利的观点相去甚远。
在我建立苏格兰大学基金的第二年，莫利作为大臣，跟随国王陛下一起去了巴尔莫拉宫。他拍电报给我，说他一定要在我们回美国前见见我。见面的时候，他说，我送给大学的礼物以及我对家乡的其他捐赠令国王陛下深受感动，陛下想让他确定一下，自己可以赐给我什么想要的东西。
我问他：“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莫利答道：“我觉得他不需要什么东西。”
我说：“你说得很对，但我只希望陛下能写一封亲笔信给我，并在信上表达他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满意，就象他对你感到那种满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感激不尽了。我会把这封信留给后人，让他们也引以为自豪。”
后来，国王陛下同意了我的要求。
事实证明，斯基布成了莫利的最佳疗养地，这真是我们的一大幸事。每到夏天，莫利太太都要来陪着他来我们这儿几趟，他也就成了我们家的一员。他和我一样喜欢划船，幸运的是，这种运动对我俩来说都是最好的药剂。莫利总是那么老实巴交。他不会躲躲闪闪，不会胡言乱语，遇到一切问题和紧要关头的时候，他的意志都坚如顽石；不过，他还是那么小心翼翼，他的敏感让他的宽广胸怀并不总是为人所知，只有在偶然时刻，在适当的情况下，这种胸怀才能表现出来并发挥力量，然后再平静下去。
我在第三次文学冒险的产物——《民主政治的胜利》中认识到，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外国人甚至是英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是多么贫乏，而对他们所了解到的一点东西又是多么歪曲。这些优秀的英国人当时对共和政体的一无所知真是不可思议。我与格拉斯通先生于1882年的第一次谈话令我永生难忘。当时，我适时地谈到英语民族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共和主义者，只有小部分人是保皇主义者，而他们正在进行自卫，这时他说：
“为什么这么说？”
“唔，格拉斯通先生，”我说，“共和主义者控制了大部分英语民族，人口比英国及其所有殖民地的人口还多——就算英国殖民地的人口再多一倍多。”
“啊，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你们共和主义者总共有多少人？”
“六千六百万人，而你们的人只有我们的一半。”
“啊，这个数据的确令人惊讶！”
谈到美国的财富，他了解到：1880的人口财产调查证明，这个百年共和国能够买下英国、爱尔兰以及他们眼中的资本和资产，然后替英国还清债务，而且即使是这样，她的财富也用不完，这时，他同样感到了惊讶。不过，最令他感到惊讶的自由贸易问题。我简略地谈了谈这个问题，我指出，当今美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我引用了马尔霍尔的结论：1880年英国制造业的产值为8亿1千6百万英镑，而美国制造业的产值为11亿2千6百万英镑。这时，他说了一个字：
“不可思议！”
我接着又告诉他了一些惊人的事实，他问道：
“为什么没有作者以这个为题，以一种简洁明了的形式把这个事实告诉世界呢？”
实际上，我当时正在为写《民主政治的胜利》搜集资料，我打算照他的主意写一本这样的书。
《环游世界》和《大不列颠的美国四乘驾》并没有让我费多少功夫，但我于1882年开始准备的《民主政治的胜利》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需要我坚持不懈地工作。我必须审查和组织数据，不过，推进这项研究时，我却发现它越来越有趣了。似乎有几个月我的脑子里都充满了各种数据。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已经到了晚上我却还以为是中午。由于在写书的同时我还得打理生意，因此这项紧张的工作使我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二次重疾。
